珍宝岛事件之后，边疆战备紧张起来，组建起的武装连队，每个队都发了枪。那大概是知青最得意最辉煌的时刻，大家可以享受军人的待遇了，而不再仅仅是知青。那时候，我到的黑龙江江边的一个队里采访，就在这个队里，一位北京的小伙子，干得不错，就要被评为五好战士了。也许，就是这个即将到手的五好战士的称号害了他，他给队上一位姑娘写了一封信。他早就悄悄爱上了这个姑娘，也许他觉得自己这时有了资本，才鼓足了勇气写下这封信。这封信写得多少有些缠绵，真情流露自然言词就有些烫人。那时他应该知道，队上不允许知青谈情说爱，发现谈恋爱的，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要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这在全国东西南北几乎如出一辙。他自己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而那位接信的姑娘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他光想着自己的感情，没有想到姑娘的心情。  

　　姑娘接到信后，没有像他想像的那样心荡神驰，相反很害怕，鬼使神差，竟把这封信交到了队上的头头手里。这个头头如果拿到了信找他谈谈，哪怕严肃地批评他，他可能不会出事。但是，这个头头立刻召开大会，当着全队所有人的面，竟然将这封信有声有色地念了一遍，不仅当众羞辱了小伙子，而且，五好战士也没了他的份。我记得很清楚，在这封信里，夹有几句诗，是几句很动人的诗，是普希金的诗。头头却因普希金把他骂得更为狗血喷头，那时，外国人一律更是资产阶级的化身。  


　　就在这天夜里，小伙子端起冲锋枪跑出男宿舍，一头闯进女宿舍，抱着冲锋枪朝着炕头就是一通扫射。正在熟睡的姑娘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有好几个人中弹了。其中一个是班长，她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第一个跳下炕，想要阻止他，却被他一枪撩倒在地。然后，他跑出去，一直跑到有好几人高的豆秸垛上，拉响一颗手榴弹自杀了，引燃得豆秸垛蹿起冲天的火焰......  


　　其实，到死他也不知道，女宿舍有两间屋，他闯错了屋门。他想复仇的那位将信上交头头的姑娘，是住在另一间屋里。至今，那位姑娘还好好地活在世上，早已结婚有了孩。她会和我一样，找个机会专程来一趟黑龙江边，并在偶然之间想起那封夹有普希金诗的信吗？她会想起那个写信的小伙子，和那个代她受过而无辜死去的女班长吗？  


　　如今，我站在黑龙江边，没有了冰块的冲撞，没有了激扬起的浪花冲天，午后的阳光温煦地照着江面，对岸的村落和树林也平静得如同一幅俄罗斯巡回画廊派的油画。谁会想到30多年前就在江边不远的地方，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曾经有过比战争还要恐怖而可怕甚至更刺激人心的枪声呢？时间在流逝，而一些记忆是刻骨铭心的，超出时间之流，礁石一样，矗立在我们的面前，并不因水的流逝而消失。相反，水流走了，哪怕流光了，它们还在，还矗立在那里。我们常常会感慨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感慨我们在该读书的时候，失去了读书的权利；我们在该谈恋爱的时候，失去了谈恋爱的权利；甚至在该玩儿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旅游这个词，我们只会拉练。  


　　有些记忆是苦涩的，甚至是痛苦的，但不因苦涩和痛苦，在甜蜜的新生活中，我们就觉得它们不合适宜或有碍观瞻，而应该把它们忽略掉或忘掉。在摧毁旧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常常容易做到出奇的一致，而让新的历史有着各自爱好的偏移，将过去的记忆删繁就简成为了一种缩写本。在此次重返北大荒的一路上，我都在不停地问这样一个问题：在北大荒，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当年一共死了多少名知青？还存有他们的具体名册没有？但我一直没有得到一个准确的回答，即使在正在筹备中的北大荒博物馆，我问起这个同样问题，也依然没有答案。

 

我一直这样以为，知青之死，在北大荒有这样几种类型：一种是如我们队的李玉琪那样因公牺牲的英雄，一种是如3队刘佩玲那样忍受不了寂寞与不公正折磨的烈士，一种是在意外事故中或因疾病致死的默默无闻者，一种是莫须有罪名屈死冤死的无辜者，还有一种就是因种种原因而寻短见的自杀者，比如这个因爱而拉响手榴弹死在黑龙江边的知青。也许，我们更容易记住英雄，而容易遗忘后面的几种死者，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没有错的。因为记忆从来都是有选择性的，人心也总是向阳花木易为春地向着时代的英雄，我们确实应该记住他们。但是，我们同样不应该忘记了后几种死者。无论什么样的原因，他们都是死在北大荒，死在那个时代。如果我们真的想知道北大荒那块土地所含有的成分，想弄清楚北大荒那块土地如今或丰富发展或水土流失的变迁史，想探溯那个时代的跌宕起伏命运沉浮的知青史，我们就应该记住他们。历史，需要恢弘的手笔，也需要细节，就像北大荒这里有参天的大树茂密的原始森林，也有矢车菊和达紫香这样的自生自灭的花草，不应该因为他们只是自生自灭，我们就可以随意或无意地忘记他们。  


　　但是，谁还会记得他呢？一个仅仅20来岁的小伙子？一个仅仅因为爱一个姑娘和爱普希金的诗就死掉的小伙子？还有那个代人受过无辜而死的女班长？也许，她才是更加的冤屈，到死还没有谈过一次恋爱，没有接到过一封情书。  


　　我真的不知道。黑龙江水平静地流着，我再也看不到在初春时节它开江时，冰块冲撞着冰块那万马奔腾的壮观场面了。
在2队，我对那些堆放在房前屋后的豆秸垛，充满着格外的感情。  


　　那一年，就是工作组整我，说我是过年的猪早杀晚不杀的时候，一时，我成了不可救药的坏蛋，2队上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敢再理我，躲我惟恐避之不及。  


　　就在那一年开春时节的一天黄昏，我独自一人拿着饭盒垂着头往队上的知青食堂走，忽然觉得四周有许多双眼睛聚光灯似的都落在我的身上，那种感觉很奇怪，其实我并没有抬头看什么，但那种感觉像是毛毛虫似的，一下子爬满我的全身。抬头一看，一个娇小玲珑的姑娘站在我前面不远的食堂的豆秸垛的围栏旁等着我。是的，就在那个豆秸垛前等我。那个褐色有些像是经冬后发旧的鹿皮的豆秸垛前，被晚霞照得格外灿烂，晚霞无遮无拦地从西边的天际挥洒在豆秸垛上，映照得像着了火一样的红。  


　　食堂前是两大排知青宿舍，那一刻，宿舍所有的窗户里都探出了脑袋，露出了一双双惊愕的眼睛，望着我们，仿佛要演什么精彩的大戏。我的心里都有些发毛，觉得芒刺在身，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她就那样向我走了过来，在众目睽睽之下一直走到我的面前，向我笑了笑，我才注意到她的脸上绽开了一对漂亮的酒涡。  


　　那时候，我知道，工作组找她谈过话，让她交代出我对她讲过的有什么问题的话。她没有说什么。工作组请来了场部保卫股的人，腰里别着手枪，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她找到队部的办公室里，突然把手枪拍在桌子上，拍着桌子让她交代问题，非要她说出我和她有什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问题。她还是没有说什么。她觉得她没有什么问题，她也觉得我也没有什么问题，她不想平白无故地落井下石。他们拿她没有办法。我记住了这些人的卑鄙，也记住了她的勇敢和可爱。

 

那时候，她才仅仅17岁啊!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她的手里拿着一个铝制的长方形的饭盒，但我记不得她都对我讲了些什么，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是在想她的胆子也太大了，这种时候还和一头早晚要杀的过年的猪那么亲热地讲话，就不怕沾包儿吗？  


　　什么叫旁若无人？那一刻，我记住了这句成语，也记住了她和那个北大荒落日的黄昏，并且记住了那个在晚霞映照下像是着了火一样的豆秸垛。

在2队，我对那片开着淡蓝色土豆花的土豆地，充满别样的感情。  


　　来北大荒插队之前在北京，我常常吃土豆，从来没有看过土豆花。到北大荒第一年的夏天，也是现在的季节，队上的朋友们不知从哪儿借来一台照相机，拉着一起照相，照遍了队上的角角落落，把自认为好景色的地方，都当成背景照上了。最后，来到队里最西头，是菜园子的地边上了，这里长着一片绿色的叶子中间，开着星星点点的淡蓝色的小花。那时，我还不知道它们就是土豆花，只是觉得还挺好看的，就拉上李龙云和老朱，蹲在地头上照了一张相。然后问别人，才知道这是一片土豆地，也才认识了土豆花。  


　　那时候，我们2队有女知青暗暗地看上了老朱，老朱人长得帅，又是好脾气，自然有好人缘。看上老朱的肯定不少，只是能够敢于表露的，当时只有这么一位，是从印尼归国的华侨。那是我们来2队的第三年，土豆花开的时候，这位女华侨听说老朱病了，特意在食堂做了一碗病号饭，其实就是一碗热汤面，端着碗到处找老朱，老朱先躲到老农家里，又躲到更远的土豆地里，不敢露面，一时传为笑谈。  


　　前两年，老朱出国到法国，回来路过香港，老朱这个人念旧，知道这个女华侨现在定居在香港，心想买卖不成情意在，毕竟在2队曾经一起待过，好不容易路过香港一次，应该去看看她，并还特意买了一套景德镇的瓷器，从北京带到巴黎，又从巴黎带到香港，准备送给她作为阔别重逢的小小的礼物。到了香港，老朱给她打通了电话，说是到她家拜访，她连连说她家远，你人生路不熟的，还是我来看你。老朱觉得她说得也对，想得也周到，便牺牲了和同事一起到女人街买东西的时间，开始等她。却是左等右等，一直等到了星星出来了，一直等到月落西天了，人家也没有来。  


　　这一路上，我没少拿这件事和老朱开玩笑，我说他：我一直不明白你是怎么想的，不买别的，偏买怕磕怕碰的景德镇瓷器。你买这玩意儿，就预示着不吉利，没见成人家是必然的了。佩莉就会在一旁呼应我，指着老朱的鼻子说：是，他一厢情愿。得，让人家给来了一个烧鸡大窝脖儿！  


　　这次回到2队，我以为菜园子还在最西边的地头，土豆地也应该在那里，便老马识途似的一直往西边走。谁想到，现在土地都承包给个人了，也就没有必要整个队上种一个大菜园子了，像当年一样专门还得由老李头一个人负责侍弄，现在都是各家自己房前屋后种的小菜园子了。没有走到西边的地头，早早就看见了一块地里种的是土豆，看那叶子，我是看不出来，但那淡蓝色的土豆花，立刻泄露出它们的秘密。我忙叫来了老朱和李龙云，赶紧站进土豆地里，让别人给我们哥仨照张相。  


　　照完后，我问起30多年前，我们哥仨在土豆地照的那张相片，当时那张底片一式三份洗印了3张，我、李龙云和老朱，一人一张。一问，他们还都保存着呢，这让我们都很开心。许多事情，就是这样叠印在我们共同的岁月里，默契一般，获得了某种特许权似的，破例允许进入我们相同的记忆里。

 

在2队，我对那些拉禾辫的泥草房子，充满特殊的感情。  


　　那一年，也就是工作组整完我们"九大员"之后，他们撤兵了，我们"九大员"被分到了六个地方，打得七零八落，如星云散去，省得我们聚在一起惹事。那时，李龙云和同一台康拜因的一个北京女知青有那么一点意思，临别的时候，对那个女知青说：我走以后希望你能够给我写信。那个女知青连想都没想，几乎是本能反应一般脱口而出，回答的实在有些拙劣：你要给我写信我就给你写。这样的回答，很让李龙云心里搓火。什么事呀，本来挨整让人家给棒打分散心情就不好，还是鼓足了勇气才对你说的这番话，你倒好，拿着豆包不当干粮，还说什么我给你写信你就给我写信!  


　　李龙云到了59队后，没有和她再联系，彼此的自尊，都像是一把钝锯拉扯着时间和距离，时间一长，只好大家帮忙，从中做一番穿针引线的工作。那时，李龙云已经从59队调到了建三江的宣传队，我和老朱自告奋勇，过七星河去找李龙云，当一回蒋干过江的说客。李龙云心里并不情愿，看着我和老朱大老远的来了，没有驳我们两人的面子，只好跟着我们回到了2队。  


　　秋子当时在25队，晚上，就把我们3人和那位女知青一起拉到25队，把李龙云和那位女知青放在他们队部办公室里，让他们两人交谈，我们其他人都跑到外面边聊天边等。正是夏天，我们在野地喂蚊子还好说，那天晚上，偏巧突然下起的暴雨劈头盖脑地向我们浇来，25队是刚刚建起来的新开荒点，周围连一棵树都没有，躲都没处去躲，一下子非常的狼狈。四周寻摸了一番，惟一可以躲雨的地方，就是拉禾辫盖成的办公室的那个比较宽敞一些的房檐下了。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虽然都觉得人家正在里面进行重要的会谈，躲到那里去，是有些不大合适，但是，面对越下越大的暴雨，而且看来一时半会儿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最后，我们不得不跑到那房檐下躲雨了。  


　　其实，那一夜莽撞如牛的暴雨，已经把我们淋得浑身连裤衩都湿透了，再躲在房檐下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毕竟那房檐下有灯光从屋里透过来，给了我们一点温暖，远处传来的隆隆的雷声显得不那么可怕。暴雨如注，敲打在荒原和房顶上那激越如鼓的声音，也显得温柔了许多。  


　　从在北京出发的列车上，一直到在2队，我们和李龙云多次说起这段往事，开玩笑地说他那时候雨下得多大呀，你们两人在里面愣是不知道外面下雨，把我们淋得跟落汤鸡似的。而别人则替李龙云说：你们躲在房檐下是想偷听吧？欢笑和玩笑，掩盖了当时我们多少的尴尬和无奈。  


　　许多往事都只是如烟过去而没有踪影，许多事情都只是无花果而没有结局。我们的青春的初恋，大部分发生在北大荒，无论什么样的结局，那时的感情真的是格外清纯。在那个并不清纯的革命年代里，许多毫无人道与人性的残酷事情，在我们的眼前频频发生着，我们的爱情却是那样对比鲜明的清纯，像是惟一可以安慰我们自己那开放在污浊中洁白的睡莲。那时候，我们真诚地相信并追求那种清纯，清纯中含有的天真，单纯与清白，可能使我们的青春显得有些质地单薄和色彩单一，但我还是无限怀念那时的那种清纯。在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列宁说过的一句话，这句话，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常常地想起。列宁说："你单纯得就像真理一样！"每逢我想起列宁的这句话，我都忍不住在后面加上一句："你单纯得就像婴儿的眼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