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冬天，赵一荻最开心的事还有一件，就是监管她们多年的特务队长刘乙光，终于离开了北投复兴岗。

　　从1937年至1962年，在赵一荻身边有无数特务担任过警戒和监护。在此期间，有一些特 务像走马灯般地换来换去。有些人因病故去了，有人奉命调回了“保密局”，有些特务她早已经忘记了名姓。但是，在赵一荻心里刻下印象最深的人，就是军统特务刘乙光，当然难以忘记的，还有刘的一家人！

　　刘乙光是赵一荻1937年春天去奉化县雪窦山时认识的。那时的刘乙光对赵还算客气。因为那时她只是偶尔上一次山，在山顶旅行社里只和张学良相聚几日便回上海。但是，当赵一荻1940年去贵州的时候，她就是长期陪伴张学良了。从那以后，刘乙光就变了另种脸色。赵一荻永远不会忘记刘乙光，她在陪张学良从贵州到台湾新竹，又从清泉、高雄辗转到台北这段最苦难日子里，在她身边始终监护的人就是刘乙光。

　　赵一荻初到奉化溪口镇，就感到刘乙光是个性子暴躁的湖南人，这个心地狭窄的“狱头”，常常会不顾情理地给她和张学良难堪。特别是刘乙光那个疯老婆，对赵一荻造成的精神伤害，更是难以向外界描述。

　　刘乙光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祖籍湖南，1933年以后他在南京蒋介石侍从室里当侍卫，1936月12月底的一天晚上，戴笠忽然把他叫到南京的军统的一间密室里，对他吩咐说：“刘乙光，明天上午，你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张学良随委座的专机从西安飞到这里来。他来了以后，你带着几个可靠的人，把他限制在北极阁宋子文先生的公馆里。任何人也不得接触他！”

　　“是，我懂了！”刘在戴笠面前诚惶诚恐，这是他多年来难得的一次机会。

　　也就是从那一天起，刘乙光这个军统派往蒋介石身边的下级军官，忽然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因为他和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杰出的人物走在了一起。赵一荻因此也和从前毫不相关的刘乙光成了冤家。初时赵一荻去溪口，刘乙光对从上海来到山沟里的赵四小姐，虽然心有反感，可是他却礼遇有加，不敢有丝毫怠慢。因为那时刘乙光也不知道将对张学良监护多久。但是在后来那漫长无边的幽禁岁月里，这个湖南特务随着形势的变化，才越来越露出他的本来面目。

　　1982年春天，一位名叫郭冠英的台湾专栏作家，为了撰写他的《张学良侧写》一书，通过许多友人企图接近张学良和赵一荻。然而那时条件尚未成熟，即便有许多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关系，从中玉成此事，然而郭冠英仍然不能接近赵一荻，更不能直接去采访传奇人物张学良。

　　不久，郭冠英忽然想起一个人来，他就是已在台湾作古的国民党特务、少将刘乙光。郭冠英当然无意了解这个叫刘乙光的军统人员，他是想了解张学良和他的红粉知己赵一荻女士，所以才必须要先接触张、赵两位身边的人。而“外围人物”最理想的人选，就是特务队长刘乙光。

　　但是，刘乙光毕竟死去多年。于是郭冠英决定面见刘乙光的儿子刘伯涵。

　　当时，已经五十多岁的海军退役军官刘伯涵，刚刚在医院里做完了肺癌的手术。他是躺在病榻上接受郭冠英采访的。下面的对话可以看出刘家人对赵一荻的印象。

　　郭冠英：你对已故父亲的印象如何？

　　刘伯涵：我父亲一生的精华，都花在陪伴张先生上了。那段时光也是我们全家最值得回忆的岁月。张先生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想起父亲就会想起张先生和赵四小姐。赵四小姐不愧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给我心里留下的印象也极深，那时我们还小，可是，已经感受到她们的爱情。一个没有爱情的女人，是决不会在那么艰苦的环境里生存下去的。

　　郭冠英：能谈谈你们一家和张先生的关系吗？

　　刘伯涵：我八岁就和张先生、赵四小姐生活在一起。张先生、赵四小姐待我们如亲生的子女一样，我们也把他们视若父母般敬爱。张的书房很整洁，藏书很多。二弟有时穿着臭袜子、脏裤子躺在书房的地上看书，张先生也不以为忤。书乱了就由杜副官收拾，后来我二弟学有所成，出国时，张先生和赵四小姐还送了路费，后来他成为了海水淡化专家。我妹妹则和赵四小姐特别亲。四小姐待她比母亲还好，张先生开朗幽默，我们在西子湾的时候，他会在院中挂了个大西瓜，叫我们回家来吃。我那时已经在巡逻舰上服务了，有时我在船上用望远镜就可以望见院宅中的大西瓜。

　　郭冠英：你父亲对张先生和赵四小姐到底怎么样？

　　刘伯涵：有许多人都写张学良的幽居生活片断，甚至提到我父亲，毁誉参半。有些

　　写的是事实，但有些把我父亲写成一个恶劣贪鄙的人。一个无人性的寡情牢头。把张先折磨得落发掉牙，苦弱不堪。其实张先生的身体一直健壮，张严佛和我父亲非常熟稔，但他在大陆写的东西却不甚公正。话一讲偏了常常真相就扭曲了。……要说我父亲敢擅自克扣虐待，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就以同桌吃饭一事，我们和张先生同住一屋的两头，是戴先生决定的。他是想希望我们家人能陪陪张先生与四小姐。张严佛说张先生对我们弟妹们的同桌吵嚷感到不快，但我们从没有见到张先生面露不悦之色。他似乎很高兴与我们聚在一起……当然，张先生识事明理，知道我父亲是奉命执行任务。有其职责和立场。在相处的时光中，我父亲有时会因为限制张先生和赵四小姐的行动，加上湖南人的个性，处事不够圆滑，引起争执不悦是难免的。
　…………

　　刘伯涵这样为他那已经死去了的父亲刘乙光作辩解，当然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在那秘密幽禁与辗转迁徙的岁月里，刘乙光究竟对张学良和赵一荻伉俪怎样履行职责的呢？

　　赵一荻在张学良恢复自由以后，在公开的场合极少谈到刘乙光。

　　即便在新闻记者主动向这位历经人生坎坷的赵四小姐询问起此人此事时，她也大多一言以蔽之。张学良对这位看守更极少露出微词。

　　但是，赵四小姐对这位故去的第一任看守长，不是没有明确态度的。她对刘乙光的评价，只有一句话：“刘乙光，我恨他！”

　　赵四小姐的话虽不多，可是含意深刻。当然，赵四小姐对这个国民党“牢头”的许多意见，则是1947年在台湾井上温泉，通过张学良的嘴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

　　那一年，刘乙光外出，他是因为自己的妻子患上了精神病，急需刘乙光去南京医院里担任护理。这样，国民党保密局局长郑介民，便委派担任“设计委员会”主任的特务张严佛，前去台湾新竹井上温泉担任张、赵两人的临时看守。

　　事后，据张严佛回忆说：“刘乙光走的那天晚上，我在张学良的房间里，他当着赵四小姐的面，仿佛满肚子幽怨，都向我倾吐了。他谈到了十年的刑期届满仍然关押不放，也谈了十多年的囚禁生活，受尽了刘乙光夫妇的百般凌辱和精神虐待。含冤报屈，无处申诉，无理可说。几乎是一字一泪，赵四小姐也坐在一旁揩眼泪……”

　　当时，张学良曾经激愤地对张严佛说：“当初宋子文和戴笠对我说，委员长希望你休息几年，派刘乙光来保护你们。你尽可以在屋子里看书，也可以到外边去散步、打球、游泳、钓鱼。刘乙光不得限制你们。但是十多年来，刘乙光把我看成是江洋大盗，惟恐我越狱逃跑，又怕我自杀，处处限制我，给我难堪。不管我受得了受不了，他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实在做得太过份了。我们一到台北，陈仪主席陪我们到这里，他当着刘乙光的面对我们说，这个地方是委员长来电要我找好的。陈仪交待刘乙光说，光线好的房间，给张汉卿住。刘乙光当时满口答应了，但是陈仪走后，一转眼间，刘乙光就变了卦，他们夫妻儿女们竟占住了我现在住的几间，硬叫我和四小姐住在那边屋。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只好忍了，幸而不几天陈仪又来看我，他觉得刘乙光做得不对，叫他把那几间房子让给我住，唉。”

　　张学良和赵一荻那时老泪纵横，张学良继续向张严佛倾述苦恼：“我们初到台湾来的时候，身边有几位下女。那是陈仪让雇来照顾四小姐的，可是不几天就让刘乙光给打发走了。十几年来，蒋夫人和亲友们不时会给我和四小姐送来一些东西，可是也让刘乙光夫妇给苛扣了。他们有的时候只截留了一部分，有时候会全部截留，与来信上所写的对不上数。刘乙光公开大胆地这么干，被我们发觉了，他仿佛像没有这回事一样，毫不在乎。我怕为了这些事和他闹翻了，更加受罪。所以只好默不作声。我们每次吃饭的时候，刘乙光一家七口，大的十几岁，小的一两岁，都同我们在一桌。他们吵吵嚷嚷地抢着吃，这叫人不值得一谈。可是搞得太脏了，我和四小姐几乎每顿都吃不下去饭。刘乙光的老婆还指桑骂槐地骂小孩子，实际她是在骂四小姐。可好，现在你来了，刘乙光一家人暂时离开了，我们也可以吃几天清爽饭了。你看这样好的菜，难道是专为刘乙光一家人准备的吗？这些，十几年了，我都向谁说去？”

　　赵四小姐听张学良说到这里，早已忍不住眼泪，在那里哽咽着大哭了起来。看得出这些年的幽禁岁月，把这位从小在天津家里娇生惯养的富家小姐，折磨到何种程度。她那悲恸的哭泣声，即便特务张严佛这样的心怀叵测的特务听了，也难免心中怆然。因为他也知道，如果刘乙光一家人对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稍好一点，她也决不会在一个特务面前大吐苦水，痛哭不已。

　　张学良在那天晚上，又对张严佛说：“1947年2月28日，台湾人在附近闹事，也就是后来载入史册的二二八事件。那些日子刘乙光非常紧张，那几天他狠狠地盯上了我，好像要把我活活吃下去，话也不跟我说了。他指挥宪兵和特务不分昼夜，加倍警戒，如临大敌。宪兵们连续不停地在我房子前面巡逻。并向室内窥视动静，就在那个时候，刘乙光已经作好了准备，如果台湾事变闹到不可收拾的程度，他就要采取紧急处置。把我和四小姐开枪打死。对上面报告，他可以称台湾的乱民们来劫狱，幸而台湾事变没几天就平息了，否则，很难说，我今天还能和你在这里见面。”

　　不久，张严佛回到了南京，将张学良在井上温泉对他谈的一番话，和张氏赠送他的一首诗，一并向蒋介石作了汇报。

刘乙光的结局和张学良的评价

1961年9月，当张学良和赵一荻双双从高雄迁回台北后，由他们自己出资，在北投复兴岗三路，建成了一座二层傍山的小洋房。张、赵的新宅落成不久，刘乙光调回国民党保密局的 调令就下来了。

　　刘乙光知道他所以调离张学良的身边，是多年来张学良向宋美龄求救写信的结果。当年张严佛从井上温泉回南京，张学良曾托他将一封信转至宋美龄。后来张治中和莫德惠再次到台探视张学良，他们也都分别将张学良给宋美龄的信捎转过去。张学良在给宋美龄的几封信里，只要求给他调换一位看守长。宋美龄前几次向蒋介石一提出此事，蒋就大为光火，说：“张汉卿多事，刘乙光连自己的老婆都憋疯了，难道对他还不忠诚？”

　　可是，宋美龄后来在蒋的面前也动了火气，她说：“你不能做得太过，张汉卿不过是为抗战得罪了你。可是后来人家还是将你放了回来，又亲自护送你回南京，给足了你的面子。可是，后来出尔反尔的倒是我们，现在让那个姓刘的湖南人看管张汉卿，赵四小姐最不能相容的就是刘的那个疯老婆。你要知道，如果我们继续这样把汉卿囚下去，有一天，赵四小姐也会疯的。到了那一天，我们还有什么脸面面对天下人？”

　　蒋介石这才认真考虑此事。

　　1954年夏天，刘乙光本人也通过国民党“保密局”，递上了一个请调报告。他在报告中，主要谈他自己多年监押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功过。请求调离的直接原因，则是他的老婆疯病越来越重，如若继续让她生活在这种与世隔绝的环境里，很可能会让他老婆的病情越加转重，直至不治而死。

　　保密局不敢擅作主张。只好将刘乙光的请调报告逐层上报，最后还是递到了士林官邸蒋介石的案头上。这个从前钦令刘乙光奉陪到底的国民党总裁，终于在刘乙光的报告上批下了“调回保密局，提升一级”一行字！

　　但是，刘乙光调回保密局后，并没有提升。他是死在少将军衔上的。

　　刘乙光从张学良幽禁地辞别的那天，是蒋经国亲自带着一套上好的红木家具来到北投复兴岗的。他一面以学生的身份，向曾在奉化溪口共同读书的张学良献上一套家具，一面来接刘乙光返回保密局。也就是从那天起，蒋经国奉蒋介石的命令，直接代替其父来管束这位东北军的大家长。

　　尽管刘乙光自南京监护时起，迄今已有十几个年头。尽管他在职期间对张学良、赵四小姐管束甚严，又给了他们许多精神上的折磨。可是，当这个少将军衔的“牢头”即将辞别的时候，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还是在他们的寓所举行一次小型的送别宴。

　　赵一荻对张学良以酒送别刘乙光无法接受。她想起十几年在刘乙光手下受过的种种折磨，心里有如万箭穿心，她说：“汉卿，难道他在任时给我们受的罪还少吗？”

　　张说：“绮霞，你和刘乙光共事只有十几年，可是他却管束了我整整25年。这么长时间的交往，即便是敌人也可成为朋友了。越是对刘乙光这样的小人，越需要以礼相待。我们现在摆酒，不仅是为刘乙光送行，也是在为他庆贺呀！”

　　“庆贺什么？”

　　“庆贺他从此有了新的前程，也庆贺我们结束了苦难的过去！”

　　“我一想起刘乙光，就想起他老婆对我们做的那些事情。这一辈子，我永远也忘记不了他们！”

　　“绮霞，刘乙光和他老婆，是我们患难的朋友！”

　　“朋友？”

　　“对，是朋友！”

　　赵一荻只好违心同意为刘乙光摆酒送行。

　　出席家宴的，除刘乙光、蒋经国和彭梦缉等官员外，还有张学良在台湾的亲友--张作霖五夫人寿懿、六夫人和她们的子女：张学森、张学浚、张学英和张怀敏等。这是张学良自1946年到台以后，首次和亲友相聚，赵四小姐也是第一次见到张家的亲友。

　　刘乙光将要结束他长达25年“牢头”生涯的时候，难免别情依依。在酒盏交错中，他含泪回忆起在溪口、黄山、萍乡、郴州、沅陵、修文、新竹、基隆、高雄等地和张学良、赵四小姐共渡的漫长岁月。回想起他对张氏的过分严厉的管束，还有张学良、赵一荻对他及一家人的种种好处时，难免泪水潸然。刘乙光与其说在追悔自己的过去，不如说在留恋那早已逝去的日子。

　　赵一荻虽从心里难以抹去刘乙光和那疯老婆留给她的阴影，可是，她在家宴上真诚祝愿刘乙赵一荻懂得张学良这番意味深长的话。所谓仇人，决非刘乙光仅仅是奉命看管她们，而是指他在台湾发生二二八起义的时候，就是面前这位面有愧色的湖南特务，曾想利用那个机会，准备随时枪毙这对苦难中的夫妇。同时，张学良的话中也包含另一层意思，即在大陆和台湾的幽禁期间，他对张氏夫妇所进行的虐待性折磨和摧残！赵一荻知道张学良说刘乙光是他的恩人，也是发自于内心。此语糸指1941年春天，张学良在贵州修文县阳明洞里染患急性阑尾炎时，如果刘乙光执意将他的病拖延下去，那么张学良病情很可能发生恶化。
刘乙光当时非常感动，他没想到这么一件小事，而且又是他份内的职责，在事过多年以后，张学良竟还记在心上。刘乙光当场忍不住放声大哭了，连说：“张先生，四小姐，我对不起你们啊！……”

　　赵一荻见刘哭得那么沉痛，心也软了。在那一刻，她原谅了刘乙光十几年对她的迫害。赵一荻释然地说：“事情都过去了，没有再提的必要。”

　　张学良也说：“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现在你要走了，我知道你家里的情况，我想送给你一笔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刘乙光听了这话，心里更加难过。他看看张学良，又望望赵一荻，往事就像一幕幕难忘的电影画面出现在这个军统老特务的眼前。他知道自己在这25年中到底都做了些什么。特别让他疯老婆带全家老少七口每天到张、赵两人的饭桌上去，和根本不敢反抗的张、赵夫妇争夺饭菜。还有，陈仪主席派来专门伺候赵四小姐的两位台湾下女，也是他因为看不惯才暗中赶走的。可是现在，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居然不念旧恶，在他离开的时候，摆酒辞行且又以恩人相待，他的心真地震颤了。

　　刘乙光跪倒在张学良、赵一荻面前，哭得无法起身：“张先生，四小姐，如果你们要给钱的话，就是在折磨我的心了！”他大哭不起，让所有人见了都痛断肝肠。

　　“汉卿，算了吧！”蒋经国在旁见了，急忙出面替刘乙光婉谢：“刘先生既然不想要钱，就不必免强了。好在他这些年在这里服务，保密局会给他一定补助的。”

　　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这才作罢。

　　当时，刘乙光离开张学良、赵一荻的时候，已64岁。他从张学良身边回到“保密局”（后改为国民党安全局）后，并没有给他继续任职。1965年4月，刘乙光正式退休，退休后的刘乙光开始受到社会的鄙视。那时，他和全家都隐居在台北中华南路上一栋平房里。他的疯老婆不久即郁郁死去了。刘乙光就在那栋平房里打发着他凄凉的晚年时光。无边的寂寞伴随着这位曾经十分嚣张暴戾的看守长，他的余生惨淡又遭人白眼。由于他前半生所承担的特殊职业，所以在他退休后，刘家里几乎没有什么朋友上门。

　　当刘乙光在走向暮年晚景的时候，只要寂寞时，他就会想起两个人来：一位是他既恨又不得不尊敬的张学良，另一位就是赵四小姐。刘乙光记得张学良在他手下失去自由之初，正是人生的盛年，而从香港辗转去贵州的赵一荻，那时候恰是位如花似玉的丽人！而这两个人正是在他法西斯强权的管束之下，逐渐变得两鬓斑斑，苍老年迈的！刘乙光只要想起这些，他心里就悔疚不已。直到他真正远离了这两个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印痕的特殊“囚犯”时，他才恍然大悟地感到，自己从前所扮演的，原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不光彩的角色！

　　刘乙光常在夜梦里惊醒。这是因为自从蒋经国接替他负责对张学良的管束后，刘乙光曾不止一次地听蒋经国对他前任的“管束”方式，提出种种不满和微词。特别是蒋经国升任“国防部长”要职以后，他不但允许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公开举行结婚典礼，而且还特许这对苦难的夫妇去游阿里山，访问金门要塞，用望远镜眺望祖国大陆；让刘乙光无法接受的是，蒋经国对张氏伉俪的态度完全与他父亲蒋中正截然不同。当老蒋1945年殁去以后，张、赵两人的自由就变得更为宽松。有一年，当中秋节到来的时候，蒋经国竟然将他父亲从前的政敌张学良、赵四小姐双双请进了七海官邸，对酒当歌，赏月共渡良宵。当这些消息被媒体当作新闻见诸台湾报刊时，刘乙光就更加感到自己从前所做的一切实在荒唐透顶。本来，他以为奉蒋介石之命对张氏伉俪进行管束，他的行动越严厉，就越能体现出他对赐给自己少将军衔的蒋介石的忠诚。

　　可是，当他陪伴张学良、赵四小姐渡过漫长的25年已成历史之时，方才如梦方醒地认清了自己的形象。在刘乙光的晚年，随着张学良处境的日渐改善和蒋介石阴影的廓清，台湾和中国大陆报章杂志连篇累牍地发表各种怀念张学良、赵四小姐的文章，他看到这些文章里，几乎无人不提到刘乙光的名字。张学良和赵一荻在成为举世公认的英雄时，相形之下，刘乙光无疑成了国人眼里可憎的势利小人！

　　25年后，刘乙光收存的最大遗产，就是一卷又一卷写满蝇头小楷的《日记》。那是刘乙光自1937年1月11日在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担当“管束”张学良任务时起，他一笔一笔记下来的。

　　刘乙光的《日记》，是将在他监视下的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两人，每天发生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全部如实写进了他的《日记》中去。用刘乙光自己的话说：“我每天所下的，就像航海的《日记》一样，须臾也不敢疏忽。”

　　当初的刘乙光，也许是想以此作为他日后向蒋氏邀功的一种实录。然而，当刘乙光晚年时悄悄翻开这些《日记》时，心里不禁泛起一团悲哀。特别是岛内外对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响起一片同情与赞美时，刘乙光就更加感到自己的悲哀。他在忏悔自己的同时，将那些本可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有价值的资料，都付之一炬了！

为什么选刘乙光监管张学良

刘乙光是监管张学良的特务队长。这个人选，戴笠和蒋介石很动了一番脑子。

　　选择监管张学良的人要符合两个条件：一要以前认得张学良，多少有点交情；二要忠于军统。选来选去，刘最合适。刘西安事变前和张学良打过几次照面，彼此有点好感。另外有一点是，刘乙光是湖南永兴的。所以，在张学良转移软禁到郴州前，戴笠和蒋介石选定刘乙光作监管特务队长。

　　刘乙光开始对张学良很好，后来去台湾前变得有点“恶”。（钟玉如

张学良与蒋经国、刘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