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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万知青大返城始末--林蓉 章志红
知青问题引起邓小平高度关注
知青问题几乎与共和国同步成长，由于其时间跨度大，涉及人数多，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老大难问题。1976年2月，继李庆霖事件后毛泽东再次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上批示：“知青问题，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予解决。”可是，直到他老人家逝世，也未“解决”。1978年10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谈到知青上山下乡问题时说：“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国务院直接分管知青工作的副总理陈永贵说：“知青工作很复杂，我们几个副总理一提起这事就头疼。”
1978年3月28日，复出中国政坛不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是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四川1亿人，平均1人不到1亩地。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我们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归纳起来，就是要开辟新的经济领域，做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其他领域也要这样做。
解决知青问题文件出台
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和通过了两个文件。它标志着我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重大历史转折。同日，中央批发了这两个文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即《知青工作四十条》）。文件指出：
逐步缩小上山下乡范围。矿山、林区、小集镇和一般县城的非农业户口的中学毕业生，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有安置条件的城市，也可以不动员下乡。今后下乡人数将逐年减少，以至做到不搞现在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积极妥善地解决好在乡知青的问题，对1972年底以前下乡的，优先安排，两年内基本解决。做好下乡青年的培养教育，切实加强对知青的保护工作。
此次会议虽仍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成绩是主要的”的观点，并提出“今后若干年内，还要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但《知青工作四十条》向全国转发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虽然名义上还在继续着，实质上已经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了。
全国知青开始了“胜利大逃亡”。
云南知青先行一步
1970年，作为69届中学毕业生，上海知青丁惠民来到当时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景洪农场）。丁惠民在农场学校当总务，负责全校师生的教学物资采购。由于工作关系，他走遍了西双版纳垦区各个农场和乡镇集市，了解各地知青的真实状况，听到了许多关于知青的悲惨故事。而他自己，和所有知青一样，经历了知青生涯的各种酸甜苦辣。“死亡还是生存”，这是一个必须面对而无法回避的现实。应当设法改变这种状态。丁惠民心中时常思考这个问题。改变知青命运的最好办法是什么？落实政策？增加工资？改善劳动生活环境？……都不是。最彻底的办法就是结束上山下乡运动、让知青们回家。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明确提出“拨乱反正”的方针路线，“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成为当时整个社会使用频率最高的政治口号。报刊广播每天都有的消息：老干部解放、地富摘帽、右派平反……丁惠民开始考虑具体问题，他准备将想法付诸行动。1978年10月16日，在广泛征求场部和附近连队知青们的意见，并得到一致的赞同和支持后，丁惠民的第一封致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正式公布了。在得知中央近期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知青工作会议，对执行多年的上山下乡政策作一次全面的总结检查后，11月18日，第二封联名信公布了。如果说第一封信中限于诉苦，第二封信则有所不同，信的内容是对上山下乡政策提出质疑。这让不少知青特别是入党入团和担任了一定职务的知青们有所顾虑和犹豫。就在此时，23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题为《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评论员文章，提出：全国各地知青问题积压甚多，到了非认真对待解决不可的地步。这篇文章打消了一部分知青的顾虑，有些农场的知青甚至拿着报纸找干部们辩论。联名信活动一下子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联名信上签名的知青逾万人。
在等待回信未果的情况下，云南七个农场的三万多知青开始了游行和罢工，使工作瘫痪，生产停顿。12月7日，云南知青再次向中共中央、华国锋、邓小平写了第三封请愿信，同时，成立了农场知青北上请愿筹备组，组织北上请愿团。12月9日，知青发布了北上宣言，同日开始大罢工。罢工席卷了云南全省。
1978年12月10日，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晚播发重要新闻：会议决定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并在“试行草案”中规定，今后各国营、军垦农场的知青不再列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而作为一般的农场职工对待……这个消息犹如一根导火索，点燃了知青中长期压抑的不满情绪。从10月起，农场有线广播就开始不间断地从早到晚广播《知青工作四十条》。大多数知青对此的反应，先是惊愕、诘问、怀疑，紧接着就爆发出火山一般不可遏止的愤怒和绝望。
因为《四十条》中针对农场的政策只有一条：“……今后边疆农场（兵团）知识青年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中央定了政策，希望破灭了。知青就是知青，或者说今后他们连知青都不是，已完全等同于国营农场的“青年职工”。
12月16日，请愿团从云南省景洪出发，27日晨，请愿团到达北京。当晚，请愿团被接到农林部招待所。接下来的几天里，国务院知青办、团中央、全国妇联、劳动部、民政部等中央部委都派员前来和请愿团交谈。
1979年的新年钟声敲响，又是一年过去了！知青们在北京度过了一个特殊的元旦。
1979年1月4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接见了请愿团代表。“……这几天会见外宾。今天我找你们谈一谈，会见会见你们这些内宾，交交心嘛……”当晚，王震请全体代表看电影。电影放映前，王震转达了邓小平的意见：“今天下午，我把你们的请愿书交给了华主席邓副主席，并汇报了我跟你们的谈话，他们同意我的讲话，邓副主席指示：一定要把西双版纳建设好，成为有志青年的创业基地，国家要投入资金，没有钱，外汇也要用……”丁惠民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邓小平确实是个讲实际的人，短短几句话就点了问题的根本，不就是穷嘛，生活不搞好，所以知青不安心闹着要回家，现在给你钱，而且还有美元。如果党中央能够早一点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不会闹得如此了。
1月5日，代表们离开了农林部招待所，回到云南。
两天后，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由副总理余秋里主持，出席会议的有王震、陈慕华、谷牧、王任重、康世恩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基本同意国务院知青办1月18日报送的《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青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六条意见：1、把农场办成农工联合企业，适当提高工资，把知青稳定在农场；2、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回城，由知青部门负责办理；3、城镇职工退职退休后，可以由其子女顶替；4、从农场参军的知青，退伍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安置工作；5、城市招工时，允许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6、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
此后，返城风潮迅即席卷西双版纳，数万知青争先恐后涌向农场职能部门和当地公安派出所，抢着办理户口粮油迁移手续。有些农场干脆把公章用铁丝拴在门上，听任知青“各取所需”。几万知青要在极短的时间内离开农场，凭当时的条件是无法做到的，因为运力不济。恰逢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输送兵员装备的大批军车来往解决了问题，成百上千辆空返军车载去了心急火燎忙于回城的知青。千里昆洛公路上尘土飞扬，车流滚滚。
发端于云南国营农场的知青大返城风潮迅速波及全国各大垦区。中央和各省市对知青政策网开一面，于是全国知青大返城的运动便在当年春夏之交达到高潮。
从1979年初开始，数百万知青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带着满身的伤痕，一脸的困倦，从边疆，从草原，从红土地，从黄土地，从黑土地，从那些抛洒下青春、汗水和泪水的地方，又回到了他们原来出发的地方，走完了他们人生中的一次轮回。
国务院知青办定性知青运动
1981年10月，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这场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若干最大问题，提出了基本看法：第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50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第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
知青问题引起邓小平高度关注
知青问题几乎与共和国同步成长，由于其时间跨度大，涉及人数多，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老大难问题。1976年2月，继李庆霖事件后毛泽东再次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上批示：“知青问题，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予解决。”可是，直到他老人家逝世，也未“解决”。1978年10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谈到知青上山下乡问题时说：“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国务院直接分管知青工作的副总理陈永贵说：“知青工作很复杂，我们几个副总理一提起这事就头疼。”
1978年3月28日，复出中国政坛不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是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四川1亿人，平均1人不到1亩地。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我们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归纳起来，就是要开辟新的经济领域，做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其他领域也要这样做。
解决知青问题文件出台
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和通过了两个文件。它标志着我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重大历史转折。同日，中央批发了这两个文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即《知青工作四十条》）。文件指出：
逐步缩小上山下乡范围。矿山、林区、小集镇和一般县城的非农业户口的中学毕业生，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有安置条件的城市，也可以不动员下乡。今后下乡人数将逐年减少，以至做到不搞现在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积极妥善地解决好在乡知青的问题，对1972年底以前下乡的，优先安排，两年内基本解决。做好下乡青年的培养教育，切实加强对知青的保护工作。
此次会议虽仍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成绩是主要的”的观点，并提出“今后若干年内，还要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但《知青工作四十条》向全国转发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虽然名义上还在继续着，实质上已经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了。
全国知青开始了“胜利大逃亡”。
云南知青先行一步
1970年，作为69届中学毕业生，上海知青丁惠民来到当时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景洪农场）。丁惠民在农场学校当总务，负责全校师生的教学物资采购。由于工作关系，他走遍了西双版纳垦区各个农场和乡镇集市，了解各地知青的真实状况，听到了许多关于知青的悲惨故事。而他自己，和所有知青一样，经历了知青生涯的各种酸甜苦辣。“死亡还是生存”，这是一个必须面对而无法回避的现实。应当设法改变这种状态。丁惠民心中时常思考这个问题。改变知青命运的最好办法是什么？落实政策？增加工资？改善劳动生活环境？……都不是。最彻底的办法就是结束上山下乡运动、让知青们回家。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明确提出“拨乱反正”的方针路线，“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成为当时整个社会使用频率最高的政治口号。报刊广播每天都有的消息：老干部解放、地富摘帽、右派平反……丁惠民开始考虑具体问题，他准备将想法付诸行动。1978年10月16日，在广泛征求场部和附近连队知青们的意见，并得到一致的赞同和支持后，丁惠民的第一封致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正式公布了。在得知中央近期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知青工作会议，对执行多年的上山下乡政策作一次全面的总结检查后，11月18日，第二封联名信公布了。如果说第一封信中限于诉苦，第二封信则有所不同，信的内容是对上山下乡政策提出质疑。这让不少知青特别是入党入团和担任了一定职务的知青们有所顾虑和犹豫。就在此时，23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题为《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评论员文章，提出：全国各地知青问题积压甚多，到了非认真对待解决不可的地步。这篇文章打消了一部分知青的顾虑，有些农场的知青甚至拿着报纸找干部们辩论。联名信活动一下子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联名信上签名的知青逾万人。
在等待回信未果的情况下，云南七个农场的三万多知青开始了游行和罢工，使工作瘫痪，生产停顿。12月7日，云南知青再次向中共中央、华国锋、邓小平写了第三封请愿信，同时，成立了农场知青北上请愿筹备组，组织北上请愿团。12月9日，知青发布了北上宣言，同日开始大罢工。罢工席卷了云南全省。
1978年12月10日，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晚播发重要新闻：会议决定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并在“试行草案”中规定，今后各国营、军垦农场的知青不再列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而作为一般的农场职工对待……这个消息犹如一根导火索，点燃了知青中长期压抑的不满情绪。从10月起，农场有线广播就开始不间断地从早到晚广播《知青工作四十条》。大多数知青对此的反应，先是惊愕、诘问、怀疑，紧接着就爆发出火山一般不可遏止的愤怒和绝望。
因为《四十条》中针对农场的政策只有一条：“……今后边疆农场（兵团）知识青年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中央定了政策，希望破灭了。知青就是知青，或者说今后他们连知青都不是，已完全等同于国营农场的“青年职工”。
12月16日，请愿团从云南省景洪出发，27日晨，请愿团到达北京。当晚，请愿团被接到农林部招待所。接下来的几天里，国务院知青办、团中央、全国妇联、劳动部、民政部等中央部委都派员前来和请愿团交谈。
1979年的新年钟声敲响，又是一年过去了！知青们在北京度过了一个特殊的元旦。
1979年1月4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接见了请愿团代表。“……这几天会见外宾。今天我找你们谈一谈，会见会见你们这些内宾，交交心嘛……”当晚，王震请全体代表看电影。电影放映前，王震转达了邓小平的意见：“今天下午，我把你们的请愿书交给了华主席邓副主席，并汇报了我跟你们的谈话，他们同意我的讲话，邓副主席指示：一定要把西双版纳建设好，成为有志青年的创业基地，国家要投入资金，没有钱，外汇也要用……”丁惠民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邓小平确实是个讲实际的人，短短几句话就点了问题的根本，不就是穷嘛，生活不搞好，所以知青不安心闹着要回家，现在给你钱，而且还有美元。如果党中央能够早一点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不会闹得如此了。
1月5日，代表们离开了农林部招待所，回到云南。
两天后，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由副总理余秋里主持，出席会议的有王震、陈慕华、谷牧、王任重、康世恩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基本同意国务院知青办1月18日报送的《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青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六条意见：1、把农场办成农工联合企业，适当提高工资，把知青稳定在农场；2、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回城，由知青部门负责办理；3、城镇职工退职退休后，可以由其子女顶替；4、从农场参军的知青，退伍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安置工作；5、城市招工时，允许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6、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
此后，返城风潮迅即席卷西双版纳，数万知青争先恐后涌向农场职能部门和当地公安派出所，抢着办理户口粮油迁移手续。有些农场干脆把公章用铁丝拴在门上，听任知青“各取所需”。几万知青要在极短的时间内离开农场，凭当时的条件是无法做到的，因为运力不济。恰逢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输送兵员装备的大批军车来往解决了问题，成百上千辆空返军车载去了心急火燎忙于回城的知青。千里昆洛公路上尘土飞扬，车流滚滚。
发端于云南国营农场的知青大返城风潮迅速波及全国各大垦区。中央和各省市对知青政策网开一面，于是全国知青大返城的运动便在当年春夏之交达到高潮。
从1979年初开始，数百万知青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带着满身的伤痕，一脸的困倦，从边疆，从草原，从红土地，从黄土地，从黑土地，从那些抛洒下青春、汗水和泪水的地方，又回到了他们原来出发的地方，走完了他们人生中的一次轮回。
国务院知青办定性知青运动
1981年10月，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这场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若干最大问题，提出了基本看法：第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50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第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