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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知青口述史 刘小萌 从1968年毛泽东发起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到今年，整整35年过去了。一代意气风发的知识青年，如今已霜染双鬓，陆续步入“知天命”之年。 我过去写《中国知青史》，时间截止到1980年，因为上山下乡作为一场官方组织的运动就是在这一年基本落下帷幕的。1998年，我和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初澜、大潮）作为同一系列出版后，本来不想再写下去了，可是后来发现遗留的问题非常多。两年前一位上海知青给我写了一封信，有一句话说得比较尖锐：你在书里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结束了”，对你们是结束了，可是对我们这些在困境中挣扎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永远的噩梦。后来我也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准备再写一部《中国知青史》的续篇，书名都想好了，就叫《落潮》吧，主要写知青返城二十年来的历程，与前面的《初澜》、《大潮》不是正好形成比较完整的三部曲么？ 随之就遇到一个问题，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后，再没有大量的文献档案可供参考。再者，当年的知青，早已融入社会的各个阶层，关于他们的现状，官方基本上没有文献可以参考，因为它不再把知青做为一个特定的人群。它可以把下岗女工作为关注对象，尽管里面有很多的知青，但是它不会把这部分人单独抽出来考察。所以，你如果想把这项研究进行下去，就不能不考虑开发新的资料来源，于是我就考虑，在续写《中国知青史》之前，是否应该先作一些口述，看看可以搜集到哪些新的资料，或者发现一些新的的问题。 当然，这还只是酝酿的过程，真正下决心把这事做起来，还应归功于2001年12月在福建厦门召开的“老三届知青文化论坛”。这个论坛是由厦门知青作家谢春池发起组织的，可以说汇集了与“知青”话题有关的各方面人士： 侯隽在中国知青史上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1962年她从北京良乡高中毕业后，到河北省宝坻县安家落户。那时，城市知青下乡插队还未提上日程。1963年夏，国家开始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长期工作，侯隽因此具有了典型的意义。在以后的年代里，她的名字始终跟“上山下乡”运动联系在一起。 曲折，堪称“文革”中“下乡”第一人。1967年10月9日，他和另外9名北京“老三届”学生主动要求到内蒙古牧区插队，在他们的身后，1400万知青走向农村和边疆，由此掀起了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曲折的命运就像他的名字所寓意的，足够曲折。在经历官场上的种种蹭蹬之后，他终于在90年代“下了海”。 在那次会上，我还有幸结识福建晋江安海知青联谊会的代表郑梦彪，这个来自东南沿海文化古镇的汉子，是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第九世裔孙，高大的个子，豪爽的谈吐，诙谐的调侃，不过令我唏嘘不已的，还是他的苦难身世和坎坷经历。 再有上海知青丁惠民，在1978年至1979年云南农场知青的请愿罢工活动中，身为总指挥的他，登高一呼，数万知青云随影从。随着云南农场知青的大返城，他的名字也永远载入了史册。 湖南郭晓鸣，这位被武汉刘晓航戏称为“湖南钢材大王”的企业家，他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倒不是经营上的如何成功，而是对“知青事业”的执著，他在长沙办着一个“知青酒家”，赔本赚吆喝，要的就是这“知青”的品牌；他“养”着一个知青合唱团，投入的是金钱和精力，产出的是文化和交情；他积极参与“第二故乡行”，用慷慨的捐献实践着“点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古训。 上述的几位，每个都足够典型。当时我就想，有这么多朋友近在咫尺，是多好的条件，为什么不把口述史作起来呢？感谢谢春池和厦门的“老三届知青文化论坛”，使我找到知青口述史的起点。 我做知青口述史，首先在于所选人物的典型性。中国有1700万知青，每一个知青，都称得上是一本书，而且内容绝不会重复。应该说，从如此庞大的群体中选出几十个采访对象来，并不是一件难事。问题是，你要精益求精，你要从典型中再摘出那最典型的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我选定的采访对象，第一类为当年的知青典型，如上海的张韧、北京的曲折、内蒙的柴春泽、安海燕、辽宁的刘继业、吴献忠，他们都是不同时期由媒体大张旗鼓宣传的知青样板。尽管他们在起点上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但后来的经历、目前的处境却大相径庭。如今，典型的光环早已离他们而去，但作为上山下乡运动的象征，他们的人生轨迹、身世浮沉、观念递嬗，在一代人中都足够典型。 柴春泽，一个极左路线最猖獗年代红得发紫的知青典型，在我的《中国知青史》，曾无情地将他称为“有写信癖”的人。通过与春泽的交往，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很朴实而且循规蹈矩的人，思想上的拘谨可能有一些，但绝对是个好人。工作认真到了极点，每天早到晚退，在赤峰电大同时当着许多班的辅导员，被人们看作“活雷锋”。他当年领着知青在玉田皋种的稻子，如今扩大到了数万亩，仍在造福一方。采访增进了我对他的了解，经历、观念、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不再重要，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有一次吃饭，我开玩笑说：“你是极左，我是极右，咱们现在坐到一块了。”他给我打电话，也是一口一个“大哥”，挺亲的。 刘继业、吴献忠，都是柴春泽当年“一个战壕的战友”，辽宁的著名知青典型。“文革”结束后他们同遭牢狱之苦，还被开除了党籍。如今的刘继业，已是一个大型国营企业的中层领导，这里有周围人的宽容与帮助，更有他本人的勤奋与执著。吴献忠至今仍坚持共产主义的信念，自称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她最大的一个理想是，将来有机会在沈阳盖一座知青大厦，里面有优质的服务、低廉的价格，有钱的知青来，没有钱的知青也请进来。你可以认为这个理想有点离谱，却不能怀疑她的真诚。在一个铜臭熏天的环境里，这样真诚的想法不是很可贵么？ 张铁生，当年因交“白卷”而名满天下，1976年又在政治舞台上红极一时，为此，他在“文革”以后蹲了19年的大牢。出狱后下海创业，整日忙得不可开交。他大龄结婚，孩子身体不好，成了一块心病。尽管日子过得并不轻松，但他还是惦记着一同落难的朋友，说将来有了钱要去看看他，资助一下。讲义气，重友情，这是铁生为人很真实的一面。 第二类采访对象，知青中的民间领袖，他们是在“文革”结束后风起云涌的知青返城风中脱颖而出的人物，所谓“时势”造出的英雄。其中最著名的有云南农场知青丁惠民、新疆农场知青欧阳琏、杨清良。欧阳琏，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当他踽踽独行在繁华的南京路上，穿着那身早已褪色的劳动布工装，你绝不会想到，当年为了新疆兵团几万上海知青的返城夙求，他曾抱定必死的决心。“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为了这，他吃尽了苦头，为了这，他博得了人们发自内心的敬重。另外，我把80年代中叶在北京等地进行请愿上访活动的核心人物之一庄伟亮也列为采访对象，他不是领袖人物，而是特殊时期一个知青群体的代表。这些来自民间的知青，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焕发过夺目的光彩，一旦大潮退去，他们又回落民间，归于平凡。 第三类采访对象，是一些默默无闻的普通知青。钱直，一位佝偻着身子、骨瘦如柴、早已不能相正常人那样坐卧饮食的老人，当年被强制送往新疆，戴着“反革命”的帽子而历经磨难。牢狱之灾，彻底摧垮了他的身体，唯一没催垮的，是他顽强的意志。 王泽恂，一位在大饥饿年代被活埋而九死一生的人，一位在“文革”中屡次逃亡又屡次被抓的人、一位在返城以后一贫如洗，却积8年之苦功写出记实小说《逃亡》的人。他还向我讲述了斗蛐蛐的情趣和养蝈蝈的欢乐，以悠然的自娱笑面惨淡的人生。 张玲，一位普普通通的女人，用她朴实得不能再朴实的话语，讲述了一段足以打动心弦的故事：二次婚姻，第一次嫁给一个农民，回到北京后，“诺大的北京城，竟没有她放一张床的地方……”；后来嫁给一个脑子有残疾的青年。知青们为她举办了一个足够风光的婚礼。在《婚礼进行曲》的伴随下，年过半百的她第一次披上了婚纱。对过去的经历，她从不怨天尤人，思维是内省式的，“不管多么困难，也要履行好做妻子、做母亲的责任”。 还有小月，一位在东北兵团为扑灭山火而被毁容的女人，花季的年岁，却遭受狂风骤雨的摧残，从此与“幸福”二字绝缘。她叙说了毁容后的痛苦，也叙说了冷漠和歧视带来的伤害。 说他们普通，是因为他们的经历与大多数知青如出一辙，下乡、返城、下岗（或退休），一样的人生三部曲。但他们的经历又是非常典型的。我以为，在他们的种种蹉跎与苦难中，浓缩的已不止是知青、而且是几代中国人的命运。 做口述，为知青史研究开拓了新领域、扩大了新视野，补充了新资料。它使普通知青参与到历史的创作中，使人们在领教雷霆万钧的“主旋律”以余，还能倾听到来自民间的娓娓絮语。 我所采访的知青，家庭出身、文化背景、人生遭际、政治观念各不相同，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和感受都带有极鲜明的个人色彩，因此他们的表述都极具个性。你对上山下乡运动肯定也罢，否定也罢，对那个时期的政策感激也罢，诅咒也罢，在本书中，都得到如实的反映。社会在前进，人们对历史的回顾不能不带有今天的烙印，但社会的发展也带来日益多元的观念与需求，它已不能因为有舆论的主导就强求人们认识上的一律。本书希望紧紧围绕这些主人公的人生体验，对那场运动和当时的社会场景，加以多层次、多角度的深度再现。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