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那年九月九
我的爷爷和父亲都不能幸免。事后听弟弟说，父亲被挂上“右派分子”的牌子，祖父也被挂上“反动文人，资本家”的牌子，治安指挥部的来人气势颇凶，而祖父却偏不服气，和他们顶撞起来：“你们莫神气，土改是二流子斗地主，等到地主斗得差不多了，就会轮到斗二流子了。”
在千里之外的湘南某县红云公社一个小山村，穷山僻野里的运动却更加野蛮，残酷。那天上午我送一担公粮到18里地外的允山区粮站，刚一回家，发现气氛不对，我唯一的财产—两只大樟木箱被贴上封条，上写“贫下中农封”，箱子里装的是我喜爱的一些文学书籍。眼前的情景使我十分愤怒，有谁能代表贫下中农封我的箱子？一气之下，我撕去了封条，想不到却惹来了一场横祸。
入夜，几个拿着鸟铳的机械民兵冲了进来，不由分说地把我捆了个严严实实。把一块用铁丝穿好的黑板挂在我的脖子上，上书“破坏三查一清的现行反革命分子xxx”几个大字，然后把我压赴批斗会会场。
会场设在门楼进口处的大队会议室，这也是我每天晚上给农民青年上课的夜校，没想到变成了我的批斗台。
会场四周挂了几盏煤油灯，台上书写着标语，台的两边站着一排揹枪的民兵，显得阴森、恐怖。我一进场，会场上就喊起了打倒我的口号，大队支部书记谭xx在台上拉长脖子，歇斯底里地吼叫着，一撮头发遮着前额，甩来甩去，使我想起了当年的希特勒。他首先宣布了我的罪行，他说我出生反动家庭，坚持反动立场，在此次中央文革发动的“三查一清”运动中，公然对抗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他说我这样做决不是偶然的，是有预谋的反革命行动。他还要我交代子虚乌有的反动组织的名称，成员名单，组织纲领，枪支弹药。
他是十分恨我的，因为67年9月在他指挥下的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用鸟铳杀了三个人，其中两人是富农，一个是道县修水库移民的外地贫农。我曾经背后讲过他是目无王法的土皇帝，他对此怀恨在心，此次趁机报复。在批斗台上，我又和他顶撞起来：“我是听毛主席的话，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不是反革命。你杀害贫农才是反革命”。
“还不老实!”民兵营长打了我一记耳光，将捆我的绳子愈勒愈紧，我的手也一阵阵钻心的痛，此是我第一次知道捆绑刑法的厉害，绳子渐渐地嵌入我皮肉之中。
我又用目光迅速扫了一下台下的乡亲们，不少人低着头，显然他们不忍看眼前的一幕，我的一些学生眼里都含着泪，我知道，在台上对我张牙舞爪的就只有那么几个坏东西。
一阵口号声中，我被悬空吊了起来，剧痛中我晕了过去。
……
昏迷中我恍惚又和我的夜校学生水养、送崽等一群年青活泼的小伙子在一起。为了赚钱给夜校买煤油，买课本，我们一起又在山上砍柴烧炭，他们在山上砍下杂木树，一根根放倒后，滑下来，我在下面接着，把它们拖到挖好的木炭窑边……当我们干得正欢，突然一声嚎叫，是一只凶狠的野猪向我直扑过来，我吓得拔腿就跑，可怎么也跑不动，我惊醒过来，吓出了一身冷汗。原来我已被关在生产队的粮仓中，我的两个手臂已觉麻木而且血肉模糊，双脚仍被绳子绑在粮仓的木柱子上。
第二天正逢赶闹子（集），我又被押送着参加了红旗公社的批斗会，首先是游街，然后是批斗。允山闹子（集）上，名目繁多的阶级敌人挂着形形色色的闻所未闻的牌子在游街。我的牌子临时换成了“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子弟”。游街的人有的带着高帽子，有的还边走边敲锣，队伍排了半里路长，围观的群众把允山闹子挤得水泄不通。
下一个节目又是批斗，作为重点对象的我又登上了公社的批斗台，在批斗台上，一个公社的治保主任，用棕绳把我捆起来，用一根扁担把绳子反复地绞紧，然后淋上水，绞紧的绳子遇水缩得更紧，我感到一阵阵撕心裂肺的痛。我回头望了下这位如此狠毒的主任，他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看什么，不认得我吧，想报复吗？”
我怎么不认识他，几个月前，他患胃溃散出血，有生命危险，急需输A型血，当时在场的公社干部不愿献血。我正好路过，是我伸出瘦弱的手臂献出了400毫升血救了他的命，我和他可算是血肉相联了，想不到他竟如此心狠手辣，还用螺旋的力学原理加害于无辜的我，用冷酷的行动来证实他阶级立场的坚定。
天气炎热，受刑后的两个手臂感染化脓了，而且麻辣火烧地痛，当地的好心人叫来公社的伤科女医生蒋医生，他给我送来了一大包草药，我每天用它洗敷伤口，药还挺管用。我至今感谢这位蒋医生，没有她的药，可能就保不住我的手，今天也不可能在此敲着键盘来回忆这段令人伤心的往事了。
次日，大队决定把我移交县治安指挥部，公安局去法办，几个民兵又将我绑送县城，一行人压着我离开了村庄，走上了“大干头”。回头看了一下我下放劳动几年的村庄，我不禁泪眼模糊。别了，山水环抱的秀丽的村庄，别了，那挺立在村口，苍翠茂密，见证历史的风水树，别了，我朝夕相处的农民兄弟，别了，我情同手足的知青战友，别了，我那上山下乡知青革命幻梦，我如今与你们永远分手了。
4天后，我被关进了公社的阶级敌人学习班；4个月后，我成了学习班通缉的一名逃犯；4年后谭XX因强奸村里的的一名少女，造成少女自杀被关进了监狱，刑满出狱后，被村里人赶出了村子，不许进村，后来病死在山上；40年后，我的手臂和心里仍然留下了历史的印记，和永远抹不去的痛。
......
又到九月九了，离
八月份写了那篇“难忘那年九月九”，还有很多想说没有说的话，文章发表在网上后看到，在那场“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中，竟有如此众多的知青难兄难弟，有如此相似的经历，他们有的已长眠在地下，永远离开了我们。比起他们，我们仍然是幸运儿，我们毕竟从苦难中走过来了。
到底我出身在一个怎样反动的家庭呢，还是让历史做个说明吧!
1979年，大学的年级主任通知我，毕业于北京大学，满怀报国志向，在1958年被打成漏网右派的父亲终于平反了。
199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连续剧“于方舟”中，当时的河北省地下党书记于“于方周”说出了我祖父作为一名正直的知识分子—当时华北新闻的总编辑，在白色恐怖中，冒着生命危险，多次营救地下党员的事实，其中有不少是中央领导同志。
2001年天津市政协出版了近代天津名人丛书，祖父作为“不平常的报人”入选，原书指出：“他终身从事新闻事业，而且与马千里、于方周等人一道参加五四运动；亲聆了孙中山先生的教诲；得到冯玉祥的信任和资助；由两名共产党人介绍加入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数次参与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并与《新天津报》的刘髯公、《大公报》的张季鸾两度开展论战；在军阀混战下苦苦挣扎……天津报人中有这样传奇经历的人实不多见，故本书选他作为近代天津十二报人之一。”
这就是我家几代人背着的历史的“原罪”，它压在我家身上几十年，这公平吗? 不，不说这些了。
又到九月九了，农历的九月九是重阳节。星移斗转又重阳，怀旧断情肠。让我们不忘这段知青情节，怀念那些在苦难中远离我们而去的知青弟兄；也让我们关心目前仍处在困境中的惺惺相惜的知青战友，伸出手来，为他们做些什么……
难忘那年九月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