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工

烟抽完了，欲掏钱去买，才发现口袋空空如也。

“易明，我俩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要设法改变一下处境。”我愤愤地说：“这一年到头在乡下累死觅活的才勉强糊一张嘴巴，还要喝粥吃红薯才到得岸。如果不是靠父母，这肥皂牙膏煤油食盐香烟的钱都不知道上哪去弄。我俩去年年终一人只分得十块钱，长沙来回一趟，都送给汽车站了，太过不得想了。”我满腹苦水直往外倒，愈说愈来气：“怪不得一些知青偷鸡摸狗，破罐子破摔。这也是冒得办法，是逼上梁山呢！”

易明听我说到偷鸡摸狗的事，连忙抬头说：“你也不能这样讲，再冒得办法也不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那太丢人了。”

我知道在易明面前说漏了嘴，没再吱声。

易明又说：“这样下去确实是不行，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想到德山去挑码头，听说收入还可观，一个月能挣四五十块钱，除了交生产队的副业款，一年下来还能攒不少钱。”

“那不是人干的呢，听说生产队的陈大伯原来挑码头挑得吐血。一些原来身强力壮的，只要去挑两年码头就成了病壳子，干这样的苦力是要钱不要命呢。”易明说起挑码头来简直谈虎色变。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无奈的日子一天天捱着，何日才能改变这糟糕的生存现状？

不几天，村上来了一个织蓑衣的师傅，手艺很不错，村里人都喜欢请他织。我找机会跟这师傅聊了起来。

“您织一件蓑衣多少钱？”

“两块钱。”

“那您一天能织多少件？”

“一天平均能织一件。”那师傅爽快地回答。

我掐指一算：一年如果能织三百件就是六百块钱，多么诱人！要是自己一年能挣这些钱多棒！于是动了跟那师傅学织蓑衣的念头。

开始跟那师傅套起了近乎。给师傅端茶倒水，递给他沅水香烟，要知道这两毛钱一包的烟自己平时都舍不得抽，只抽8分钱一包的经济烟。

后来我和那师傅的关系达到无话不谈的地步。当我提出拜师学艺的想法时，那师傅满口答应，说自己要先回家一趟，等一个月后再来接我，带我出去走村串户挣几个活钱。

师傅告辞了，我开始每天掐着指头数日子：三天……十天……三十天。

日子等来了，可那师傅的鬼影子都没看见。希望等于失望。我后来仔细一想：那师傅真会带一个长沙知青做徒弟？带了徒弟出师后好与他抢饭碗？想到这里我笑自己太幼稚，笑自己脑筋没开窍。

一天，我跟易明说：“准备到德山去挑码头试一试，如果一个星期没回来，我就在那里干下去了，如果回来了，我就是乌龟爬到菜园里——不是吃菜的虫。

易明见我去意已定，只好说：“去了就不要霸蛮，吃不消早点回来。”我点了点头。

找到队长，将想法如实相告，并说每月如数上缴副业款。队长知道我是个诚信之人，欣然应允。

打起背包走出了村口，走出了自己曾撒了三年多汗水的土地。

德山是常德管辖的一个区，离常德市约10余公里，工厂较多，水运方便，码头林立。

乘车来到此地，按老乡提供的地址很快找到了同村的杨大哥，杨大哥是全队最强壮的劳力，虎背熊腰，两条腿有水桶粗。我的个头站在他面前一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我谈了自己的想法。杨大哥吃惊地问：“你吃得消吗？这不是开玩笑，这活会累死人的！”

“不要紧，让我试试吧。” 我态度坚决地说。

一根扁担，一担箩筐，干的是挑卵石的活。从船上挑到岸上，距离约百米。如果说一二百斤的担子走在平地上还无所谓，但在这陡坡码头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首先要过的就是跳板关，十几米长的跳板将船与岸相连。单人走在上面都只摇晃，何况肩上压着重担。我心惊肉跳，惟恐失足掉进河里。

过了这关，岸上是陡坡乱坎。想起小时候在湘江游泳时，曾光着身子爬过这样的陡坡，当时只觉得好玩有刺激，而现在自己肩上却压着两百斤的重担，喘着粗气在一步步往上挪。啊，终于到了！我将手上掐着的一根竹签递给旁边收签的人，象在递生死牌。这竹签是用来统计各人所挑担数的。竹签在一根一根地增加，但那脆弱而又顽强的生命却也在一点点地透支。

日落西山，拖着疲惫的身躯向工棚走去。开饭了，萝卜白菜一大锅，看不到一点油星，洗碗时随便用清水淋一下即干干净净。

晚上在地铺上睡觉，所谓地铺，就是用几块硬木板铺在地上，上面再无任何东西。自带的一床被子只得垫一半盖一半。早上一觉醒来，感觉身上没一点热气，冷冰冰的，一身痛。

先天劳动产生的疲劳还没恢复。第二天又开始重复昨天的“故事”。肩上的担子是落雨挑稻草——越挑越重。我咬着牙坚持了一星期。

还干下去吗？我自问。

不干吧，又将回到贫穷的小山村，面朝黄土背朝天，到头来两手空空；干下去吧，这要命的苦力活真非我搬人所能为啊！

干与不干，反复权衡，最后心一横：要死卵朝天，老子反正是苦命一条。

既然铁心干下去，于是继续咬紧牙关，肩负重担，递出一根根竹签。

低头看着脚下的路，偶尔也仰望一下天空，平时喜欢看那天上变幻无常的云朵，平时，那云朵时而像一群草原上的绵羊，时而似一朵朵雪白的棉花。可现在看那云朵竟如一团团沉重的铅块，似一只只狰狞的怪兽。岸边轮船“呜呜”的汽笛声，也像是催命曲。

曾经最喜欢看的《东方红》中的一个镜头也总在自己脑中闪现：码头工人扛着笨重的货包，艰难地挪动步子，悲怆的音乐伴随码头工人沉重的步履回响。每想到此，不禁叹息：自己和身旁的这些苦力们，与镜头中的那些人有何区别呢？过去看这样的镜头觉得难受，而现在自己却成了这镜头中人。

一日早，起床后发现旁边一位姓许的大伯还没起来，我想他也许睡过了头，于是去推他，只见许大伯呻吟一声，用微弱的声音说：“我今天去不了，胸口痛得厉害。”

我将此情况告诉杨大哥，只听杨大哥说：“他永远也起不来了！”

“为什么？”我着急地问。

“干这种活的人，都是身强力壮之人，一般不会病，但一旦倒下，十有八九治不好，不出一年就会上阎王老子那里报到。”杨大哥用凄凉的口吻说着。

可怜的许大伯三天后被同乡送了回去，真的再也没来了。

码头上迎来了炎炎夏日。

一天下午，头上骄阳似火，脚下暑气蒸人。我不时用肩上的毛巾揩着臭汗，心里诅咒着头上的烈日。

河滩上的这群苦力挑着河沙，沿堤坡蜿蜒而上。天太热，大家都不愿说话，个个像哑巴，到达后，只将一支支竹签默默递了出去。

我在递出竹签时曾想：什么是幸福？也许挑码头递出竹签的这一刻最幸福。

就在这一刻，一位姓万的大伯正准备将手中抓着的竹签递出去，享受这一秒钟的幸福时，只见他瘁然倒下，晕死过去。旁人连忙将他抬到阴凉之处，给他掐人中，灌十滴水，但未奏效。万大伯再也没有醒来。负责人叫人在码头上叫了一辆汽车，连夜将万大伯的尸体送回老家。

想着死去的万大伯，如乱箭穿心，悲痛万分。我想这一大把年纪怎么还要干这苦力，将一条命都赔上？但转而一想：不是生活所迫，他会在这拼命吗？

……

一日大雨，码头停工，想着来此地已有五个多月，还没到近在咫尺的德山山顶上去过。我平时最喜欢爬山，于是借了一把伞，独自向那山顶漫步而去。

山并不高，比岳麓山矮多了，也没大树，一些茶杯粗的小树散落山头，显出一片凋零状。“长沙沙水水无沙，常德德山山有德”。不知道这是哪朝文人想出来的对子，对仗工整，真煞费了心思。

不一会到了山顶，只见山岗上横七竖八的倒着一些石碑，偶尔还能看到一些白骨散落其间。好奇地走近一看，顿时倒吸一口冷气：碑上刻着诸如“╳╳造反司令部革命烈士╳╳╳之墓”等字样。我惊讶：短短几年，这些曾被尊为“烈士”的人，被人挖了坟平了墓，连葬身之地都没有了。此时不禁感叹：文革中被整，枪毙、自杀，武斗等非正常死亡的人何其多也！所谓和平年代真和平吗？想到此，又暗自庆幸，庆幸自己文革中没参加武斗，否则，跟这些人的命运只隔着一张纸。

……

码头上拼命干了几个月，人日见消瘦，身体仿佛有种轻飘飘的感觉。一天清早起床，感觉胸口处像堵了什么，有些难受，用手捶了捶胸口，突然猛咳两声，吐出一口浓痰来。不，是一口血痰！血痰吐在地上，象一个巨大的疑问号在诘问自己：你是吃这号饭的人吗，你这条命就那么不值钱？你累死在这无名码头倒是脚一伸，一了百了，可你还有老爹老娘在盼你回家啊！

第二天毫不犹豫结了帐走人。

回到村上，易明见我交瘁消瘦的面容，说我真的是要钱不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