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议程问题的争论】

　　英国的“铁娘子”顶不过中国的“钢铁公司”啊！“钢铁公司”是毛主席送给邓小平的绰号。第一次交锋“铁娘子”就败下阵来。柯利达写的回忆录里说，那天晚上到钓鱼台宾馆，撒切尔夫人就对他说：“他（编著者按：指邓小平）这个人好冷酷无情呀！”柯利达的回忆录里还有一段话：“看来中国领导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维持香港繁荣统一两者之间如果发生冲突的时候，宁可牺牲暂时的经济利益，也不会在国家主权上让步。”　

    到了１９９７年，撒切尔夫人到香港出席交接仪式，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她曾要求邓小平让英国继续租借新界，但邓小平马上说“不可以”，还说，中国可以在当天下午就收回香港，当时令她深感遗憾。　

    撒切尔夫人这次访华的结果是中英双方发表了一个公报，宣布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继续就香港问题进行商谈。但是撒切尔夫人离开北京到达香港以后，还是宣扬她的“３个不平等条约有效论”，说“英国是根据这些条约来管治香港的，条约是有效的，合法的”，并声称“英国政府对５００万港人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和义务”。这引起了香港青年爱国学生的抗议和中国政府的严厉批驳。中国外交部和新华社先后发表声明指出：中国政府一贯认为这些作为帝国主义“炮舰政策”的产物而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是完全非法的，无效的。香港是事关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１０亿中国人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大事，只有中国政府才有权说对香港的中国居民负有一个主权国家的责任。　

　　要开始双方副外长级的外交谈判，也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双方一开始就陷入了有关议程问题的争论。　

　　开始，由章文晋副外长先跟驻华大使柯利达磋商即将开始的第二阶段正式谈判的议程问题，所谓“第二阶段正式谈判”即指后来双方副外长级的２２轮谈判。

　　一个议程，谈了几个月谈不下来。中方要求英方首先承认中国对香港整个地区的主权，然后进入同中方磋商如何保持香港稳定繁荣与移交主权等技术性问题。英方认为谈判不应该有任何先决条件，主权问题只能作为更广泛、更具体的一揽子交易的一部分来加以讨论。这样就一直拖着。

　　后来章文晋调到美国当大使。姚广接着谈，也没有谈下来。经过５轮、６轮商谈，还没有解决问题，一直就在这个问题上兜圈子。

　　小平同志是１９８２年９月和撒切尔夫人讲的，两年为期。到了１９８３年春天，过了六七个月，议程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要求先明确主权，但英方固执己见，坚决不干。　

　　这个时候我已经参与了香港事务，参与了准备谈判的１２条的酝酿过程。我记得当时廖承志同志还健在，他兼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还有很多别的工作，那段时期主要是港澳的事。在廖承志家里开过会，外交部方面有姚广和我两个人参加。我记得他家是东四１２条，一个小院的小楼里。他家有两只可爱的小狗，开会的时候两只狗都出来“参加”了。　

　　１９８３年４月４日，小平同志审阅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修改方案的请示报告》。这是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１２条方针政策的修改稿。

８【柯利达的午餐】

　　４月２２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审议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修改方案。小平同志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他说：这个“１２条”，是我们下个月开始同英国谈判的基本方针。谈判首先要确定前提，就是１９９７年中国收回香港，这个问题是不容讨论的。第二是１９９７年中国收回香港之后，香港怎么办？怎么保持香港的繁荣？保持繁荣的办法就是若干不变。第三是从现在起到１９９７年这１４年过渡时期中，怎么保证香港不出乱子，双方都不做损害香港繁荣的事情，怎么做到顺利交接，确定香港人怎么在各行各业，特别是政治、经济、法律、对外事务等方面逐步参与的方式。

   他还指出：谈判可能谈好，也可能谈不好，如果谈不好，明年９月，我们也要单方面宣布１９９７年收回香港，并同时宣布中国收回香港以后的一系列政策，就是这“１２条”。“１２条”里面有个“５０年不变”，这样规定可以使香港人放心，减少他们的疑虑；可以使人们更感到我们政策的连续性、可靠性，有利于我们和英国谈判，有利于顺利收回香港和保持香港的繁荣。所以，“５０年不变‘是个大问题。

   在谈到培养治港人才的问题时，他说：将来特别行政区政府由香港爱国者为主体组成。爱国者的标准就一条，赞成中国收回香港，拥护国家统一。现在就要考虑培养人才，并逐步参与管理。为此，有必要在香港成立若干政治性社团，以便从中锻炼一批政治人物。会议原则上批准了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修改方案。廖承志后来又召集我们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讲话。　

   议程还没解决，怎么办？小平同志规定的两年的谈判期限已经过去了１／４。这时已经到了１９８３年３月了，在半年的时间里，英方就在这个问题上纠缠。英国大使柯利达开始的时候态度比较强硬，但是很快就明白了，中国人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不会让步。英国要保持在香港的最大利益，就不能不做一些妥协。
　
　　撒切尔夫人终于在柯利达等人的劝说下召开紧急会议。１９８３年３月，撒切尔夫人致函中国总理说：“如果中英两国能够就香港的行政管理安排达成协议，而这些安排既能保证香港今后的繁荣和稳定，又能为中国方面，也能为英国议会和港人接受，我就准备向议会建议，使香港的主权回归中国。”

　　这段话虽然没有在香港交还中国的问题上作出任何承诺，因为这里讲的“主权回归”是有很多条件的，而且按照英国人的说法，“主权回归”并不等于“交还治权”，但是，比过去的态度总算是有所变化。所以，中国方面立即提出了实质性的谈判的三项议程：一个是主权的移交，一个是１９９７年之后的安排，一个是１９９７年以前的安排。

　　但是英方还是不同意，卡在哪里呢？英方只同意先讨论１９９７年前后的安排问题，不同意在议程中出现“交还香港”或“主权移交”一类的字样。这样一来，议程还是僵在那里，实质性会谈的日期也迟迟不能决定。
　
　　柯利达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我当时是主管西欧的部长助理，我记得那是个夏天，大概是７月份，他专门约我到他官邸共进午餐，我心想他大概有事找我谈。

　　果然，吃了饭，喝咖啡的时候，他就讲了：他非常着急，议程问题到现在还谈不下来。

９【ｔｈｅ和ａ的不同立场”】

　　我们是用中文写的稿子，第三项议程就是“香港主权的移交”，英文是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柯利达跟我讲：他们不能接受这样的提法。对方还没开始谈判，如果用这种表达，就等于说英方已经承认了主权必须移交，移交不移交只能是谈判的结果而不能是谈判的开始。因此，他建议把冠词“ｔｈｅ”改成“ａ”，就是ａ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我当时想，用“ａ”就很不确定了。我来不及和大家商量，就跟他说：在英文里，名词前面可以加冠词，也可以不要冠词，是不是既不要“ｔｈｅ”，也不要“ａ”，就叫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我问柯利达在英文文法上这样可不可以，他说可以。我说，那好了，就这样吧！反正中文根本没有冠词的问题。“主权移交的问题”，没有说“这个主权的移交”、“此主权的移交”，用“ａ”就变成“某主权之移交”，中文没有这个问题，不变。

　　柯利达没办法了，他说：“那我考虑考虑。”考虑了一会儿，他又跟助手商量了一下，说英文的表达可以做这样的改动。我说，那好，就这样定了。

　　西欧司的一位官员吴吉平后来写了一部《香港会谈风云录》，在香港出版，描写了这段故事，他写道：“这样的细微差别，中文里是没有的，看上去好像是文字游戏，实际上包含着中、英两方的不同立场。”他还说，周南处理此事“得心应手，灵活机动，既不牺牲原则，又绕过了不必要的障碍。周先生这方面的能力，中英两方的谈判人员都非常钦佩。”　

　　这么一来，议程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当时英方的人员和我方的人员都觉得这样处理很好。柯利达在他那部著作《在华经历》里面也写到我了：“在那些天中，中方出现了一个新人物——助理外交部长周南。他刚从纽约回来，他作为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在那工作了１２年（编著者按：应为１０年）之久。周南是位精明的、有教养的人，善于征引中文和英文的名章佳句。他还善于劝人豪饮茅台酒。他已经掌握了一些西方的谈判习惯；你甚至可能在电话中得到出自他口中的权威性答案；而且是他加快了我们在１９８３年初夏的关于议程问题的谈判进程。我发现他活跃，喜欢挑战，有时很风趣，又时常令人发憷。”

　　之后，我和柯利达就第二阶段谈判的议程达成了一致意见，决定先谈１９９７年后的安排，再谈１９９７年前的安排，最后谈“关于主权移交事宜”。议程问题解决之后，双方商定于７月１２日开始正式举行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第二阶段会谈的第一轮谈判。谈判在北京台基厂头条３号举行。会谈的时间和地点本来是保密的，但是来北京采访中英会谈的大批香港记者一早就守候在英驻华使馆门口，一看到使馆的车队开出大门，就搭乘出租车穷追不舍。他们为了不被甩掉，不惜出高价要司机闯红灯。会谈地点就这样被记者发现了。
　
　　中方由姚广任团长，成员还有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一副社长李菊生，外交部法律顾问邵天任，外交部西欧司顾问鲁平，西欧司参赞柯在铄和罗家。英方由柯利达大使任团长。参加谈判的还有香港政府政治顾问麦若彬，英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欧威廉，二等秘书毕瑞博、史棠穆，翻译是港府即时传译主任郑仰平。英国驻香港总督尤德作为英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会谈。

１０【　“三脚凳”和“民意牌”】

　　当时，大致每月举行一轮会谈，每轮会谈时间为两天。　姚广在前台，我在后台，我参与了谈判策略的研究和同柯利达进行私下的接触和磋商，但是没有参加正式代表团。每次会完了，我们开个小会，总结和研究下次会议的开法。开始的时候，正式会议会谈还在东交民巷台基厂，在奥匈帝国的旧使馆。我接替姚广任谈判代表团团长是从第８轮开始，还在那儿开过一次会。然后从第１０轮开始，谈判就改在钓鱼台２号楼。后来澳门问题的谈判也在那里。　　

　　英国人从一开始就玩弄“三脚凳”。什么叫“三脚凳”呢？本来是中英谈判，英国侵占了中国，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谈判。但是他们想把香港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拉进来，使谈判形成２∶１的形势。他们把香港立法局和行政局议员的代表弄到北京来，这是港督尤德干的事，英国政府也是同意的。

　　刚开始，他们把香港政府的一个新闻处长曹广荣拉进来，搞变相的“第三方”。曹是中国人，但却是香港政府的官员，是英国殖民地政府的官员。我们就不给他签证，不承认他。尤德也参加了英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是柯利达，首席团员就是尤德。尤德忽然宣称，他是代表香港的。我们就把他驳回，说：你可以参加，但是你参加只能代表英国政府，谈判只有“两脚凳”，没有“三脚凳”，任何企图把香港同胞与全体中国人民割裂开来，似乎中国反而不能代表香港同胞的说法，都是极为荒谬的。“三脚凳”就是想“以华制华”。英方代表团还说：这个问题我们两家谈了不算，还须要香港人同意，才能算数。他们想拿香港来否定我们，但我们立场坚定，英方没有办法了，只得同意。

　　后来柯利达在回忆录中说，港督尤德在谈判的过程中曾多次亲自出马并策动香港社会中的亲英人士出面，反对向中方让步和妥协。他实际上成为英方强硬派的代表。

　　杰弗里•豪在回忆录里也说：“英国这边（包括香港）分为两种观点。香港的多数非官守议员（即立法、行政两局中由英方任命的不担任政府职务的议员），在钟士元博士（受到资深的官员，比如夏鼎基［编著者按：英人，时任港府政务司司长］的支持）的带领下，甚至冒着谈判失败的危险，坚持认为中国只是虚张声势，主张不惜冒谈判破裂的风险，对中国施加压力，逼他们接受我们的建议。他们是受到了港督尤德谨慎的支持的。另一派是由柯利达领导的伦敦中国通们。理查德•卢斯（编著者按：英国外交次官）和我同他们的观点一样，认为中国人并不是虚张声势，而对抗只会给香港带来灾难。”　

　　英方这两派意见之间的矛盾，在谈判过程中也时有表现。

　　后来，在１９８４年３月，香港立法局又通过一项由一名外籍议员罗保提出的动议，要求中英有关香港问题的任何建议，在没有达成协议之前，必须首先提交香港立法局辩论。而早些时候，英国的几名保守党议员在英议会上提出的议案宣称，中英双方就香港问题达成的解决方案，如事先没有获得港人采纳，则英议会将不予通过。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两者是相互配合与呼应的。这是英国人再一次玩弄“三角凳”的把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