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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里人（短篇小说）
何永洲
满打满算，在县文联工作已经6年了，可湾里人至今还不知道我上班的具体单位呢。因为在此之前，我在乡下一连干了整整10年的乡镇领导，才调进县文联工作的。县文联就在县委机关综合大楼办公，好些人只认县委机关大牌子，不瞧“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这块小门牌。一传十，十传百，湾里人就说我们在县委办公，就把我当成县委机关的领导干部了，就说我从乡官提拨当县官了。
其实，并不是湾里人所想象的那样。这些年来，我深深感到，在县级文联工作是非常艰难的，除了写写文章，为业余作者看看稿件，办办有一期没一期的内刊杂志，再没其他优势了。在一些知内情的干部群众心目中，早把县文联看成了弱势群体，看成是养老的单位，休息的单位。其实也是这样，从行政职能的角度看，在全县众多部门，公章使用频率最低的，恐怕是县文联的公章。因为谁也不需要靠这个公章去解决实际问题，去获得实际利益。因此，无需我再往下讲，读者就明白不过了。文联是一个最没有权，也最没有钱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你看艰难不艰难。尽管如此，单位还得生存、还得运转。那就只有靠着向那些有权的人借权，向那些有钱的人借钱，来办好文联的事情。所谓向有权的人借权，就是争取领导重视，争取领导重视是一门学问。对于一个县来说，县委书记、县长，是全县人民的书记，全县人民的县长，社会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发展经济是中心的中心，文艺工作不能救死扶伤，无甚关系国计民生，可能一时难以列入领导的工作日程，这是正常而有情可原的。但是，你如果能够让领导认识到：文艺工作是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一环；你如果能够让领导认识到：文艺工作能够为社会稳定营造一种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你如果能够让领导认识到：文艺能够使经济发展，今天的文化就是明天的经济。那么，领导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你的领导，书记就是你的书记，县长就是你的县长了！
下面我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通过紧紧抓住领导，采用向有权的人借权，向有钱的人借钱的方法而变通解决的呢！
那天，我正在办公室看一篇业余作者寄来的短篇小说，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过，传来对方毫无客气的告急：“洲哥，前几天连降大雨，湾里遭受了百年不遇的洪灾，你们县委领导快来看看吧……。”我脸红心跳脑壳突然膨胀起来，我算什么县委领导呢？但我知道电话是我湾里的头儿李除夕打来的。
李除夕本同我老庚，我那年5月生，他生于同年农历12月30日傍晚，正好赶上除夕之夜，全家 在过年的欢快之中又添新喜，他教过几年旧学的父亲无限感慨地说：“这可真是难忘的除夕之夜啊，就叫他除夕吧！”这样，就将我老庚定名为李除夕了。李除夕是同我穿着开裆裤，一声老庚一声哥哥喊大的。可他初中未毕业就死也不肯进学堂门了，他说读书不好玩，不自由，写作文脑壳痛。我和他同桌，他十有八九抄我的作业，抄完作业就用那种自家土制的香喷喷的干红薯皮回报我，奖赏我，每天一小口袋。数学作业抄了无所谓，很难被老师发现，可两篇作文一模一样，就很快被老师发现了，将我和除夕留校了。有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和除夕在学校办公室被老师罚站足足两个小时后，天快黑了。那时家里穷得要命，我们没条件读住校，就每天来回赶十多里山路读通学。我怕摸夜路，既不敢说是除夕抄我的作文，又不敢说吃了他的干红薯皮，急得直哭。除夕没哭。反而憋了一肚子傲气，愣头愣脑的昂起头，对正在批改作文的老师说：“是我抄了洲哥的作文。”老师抬头皱了皱眉头说：“那就请你重作吧！”除夕却鼓着青劲脸一红：“我重作个屁”！老师桌一拍，眼一瞪立刻站起了身：“非重作不可！我决定明天下午最后一节自习课改开班会，李除夕除了补交重作的作文外，还要向全班公开作出深刻检讨。”
回到家，除夕托我将留在老师房里的几本作业本带回，说他再也不踏学堂门了。开他们班会，奈得老子卵何！后来除夕真的决心务农了。除夕务农来得比读书还认真，还负责。他说务农比读书自由多了，轻松快活多了，好像他生来就不是读书的料子，是务农的坯子。日积月累真的还学得一手绝农活。且不说浸种育秧、摧肥打虫、犁耙功夫，单说插秧就令人一惊，湾里有个名为田中之王的百担丘，长宽方圆几十米，他在田埂边向对岸斜着眼睛一瞄，撒下秧苗，撅着屁股弓着腰，左手快速分秧，右手一上一下在泥水里运动，像个插秧机。一会功夫，横平直竖的禾兜，就像条标准的绿化带抵达对岸目的地。村民点点头、挤挤眼、咂咂嘴，个个服了他，只不过那些年重政治轻技术，没有谁着意看重李除夕。后来作为湾里唯一高中毕业做回乡知青的我，当了生产队长，在此期间我精心培养李除夕。再后来，我别有他务，就让他接了我的队长。加上李除夕正直无私敢说敢做，连选连任一当就是20余年，从大集体一直干到包干，从生产队长一直当到村民小组长了。李除夕今天在电话里叫我县委领导，怎不叫我脸红呢？比当初让他抄作业换干薯皮吃，被老师留校罚站时的脸还要红。以往我也接过乡下人的不少电话，有的来自我曾工作所在地的村组干部，有的来自蹲点驻户，还有来自种养个体户或兴趣相投的文友。他们大都是因为子女升学、就业、参军、建房批地基，办理林业砍伐证之类。当然还有打官司上访的，求我疏通关系打招呼的，特别是湾里人更令我心烦脑胀，因为大多是三叔六伯兼亲带故的，就更随便了。他们家人有个病痛什么的，进城入医院办手续，找熟人优惠医疗费，借钱借日常住院用品，连远在广东打工的，都握着电话遥控指挥，要我为他们代办身份证、户口……你说烦不烦脑？当然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对湾里人自然有一份永远难以割舍的亲情和乡情，能办到的事应该要办好，可是，凭我这地位能办多少事？何况好多事早已依规依法走上正轨，都得按政策法律规定去办哩。妻子不欢迎这些人到家里吃饭，她嫌乡下人太脏，爱喝酒聊天，当然吃餐饭没关系，没政策规定。妻子懒得下厨，我可以自己动手，或者干脆领着他们上街吃个盒饭，问题就解决了。而现如今，李除夕电话不是吃餐饭的问题。他要我去家乡看看的意思，我一听就明白了，莫非是通过我穿针引线，从上面弄笔钱或一批物资帮助救灾补损。应当说这是正常的、应该的，可对于我来说就太为难了。
晚上，我失眠了。一些陈年旧事如同记忆中的幕幕电影，魂牵梦绕挥之不去。
我湾门前有条河，常年清澈见底悠悠荡荡，河里可摸鱼钓鱼，鱼多可卖钱。在我的印象中，湾里人大多彩是吃鱼长大的。河边长满了多年禁伐的水杉树、松树和樟树，这些树不仅四季翠绿为湾里添景润色，而且护着河堤和河堤内百余亩良田。冬去春来年复一年，那片良田被憨厚勤快的湾里人整得四角四正，畦是畦埂是埂的。因为这片良田是我湾里60余户200多人口的重要生存来源之一，也是我们幼时捡禾线（稻穗），放牛的三爷爷将我们抱在牛背上学唱山歌的主要娱乐之地。不知不觉那片热土把我养大了，参加工作了。
每每逢年过节回乡，和湾里人端着粗黑大碗喝“红薯烧”时，他们就向着我没完没了的，说些前尘往事：你出生时是我和二婶接的生，刚生下你就浓眉大眼的像个男子汉；你那年摔在塘里，好在我正在塘边洗衣服，算你命大；砍柴的日子你还记得不？口干肚饿时你就带头偷人家的黄瓜、偷集体地里的红薯吃。可不是，那时，干了坏事我们就躲在牛栏楼上过夜，不敢进屋，弄得父母点着松光山脚田野河边到处喊个遍。急怒得老队长眉毛一竖，烟筒一甩，说要罚工分，湾里人就说算了算了，孩子还小，下回莫做就是了。他们还问我，你还记得我们一起唱戏么？用柴火灶上锅底黑烟灰和生产队盖章的红印油打花脸，说唱就唱，快活极了。我连连点头说记得记得。
记得那是高中毕业后，我踌躇满志，真想在广阔天地里干翻大事业。白日里和湾里人同流汗同劳动，晚上还写稿编黑板报，编成的黑板报挂在村头路边，要湾里人看形势知政策。我还带头把湾里的好人好事编成顺口溜、三句半、渔鼓词什么的，将湾里有点文化的青年男女组成了业余文艺宣传队。锣鼓法器是湾里老人从自家找出收藏多年的“古董”，二胡是自己用蛇皮蛋白蒙好的，就这样在村头自编自演起来。那些湾里的真人真事由湾里人演给湾里人看，台上台下欢喜得前仰后合，差点笑掉了牙。四叔公还用烟筒脑壳轻轻敲击我的头，摸摸长须将老拇指竖起来。半夜了，三姑六婶还快手快脚悄悄弄了米糍粑，搞来香葱鲜白菜，煮了一大锅，说演戏的饿了，都来打个夜平伙。湾里人还让我们宣传队的每天只出半天工，下午排戏，说他们想看戏，有戏看干活才有劲。想起这些，现在觉得真的好有味道。
后来湾里人还选我当了生产队长，我觉得自己终于当上了200多号人的“官”儿，心里美滋滋的。不料恰逢恢复高考，目睹一批批农村青年跨入大学、中专门槛，我就有些眼热。于是，黑板报停办了，戏班子也散了，我整天攻读ABC去了。结果呢，偏又名落孙山，但我仍不服气。后来当了民办老师，再后来转了公办老师。就和湾里人慢慢疏远了。如今想来，我当队长时既未带领湾里人致富，也未为湾里人办丁点看得见摸得着的事。而是一味想着跳出农门，真的有些对不住湾里人，总想寻找机会报答他们，心里才踏实。
现在湾里遭受了特大洪灾，我心里当然有种难以明状的不安，就想专程访故。可新的问题又来了，单位没有车。以前我总是携妻带儿，浩浩荡荡、风风光光回家过年休节，一到老家湾里人就如众星拱月围着我那部豪华的车子团团转，伸出粗大的手，在车壳车灯上，拍拍摸摸、摸摸拍拍，随后就陪着我问这问那，聊聊侃侃、侃侃聊聊，没个完，母亲每天都得多烧几壶开水。将自家黄泥地里种的那些甘甘甜甜的嫩绿茶叶耗去一大半。从前我在一个大镇当领导，那个镇真是肥得流油。镇政府有4台车，且都是像模像样的小车，最差的也是北京吉普。同时驻镇的七所八站都配上了车，还有镇属企业，个体老板的车，一台比一台“年轻”，一台比一台豪华。记得那时我一年回老家几次，有时觉得镇里的车档次太低，就伸手借用企业老板的车。借了车不算，有时还借“油”（在企业报发票）。逢年过节，我在家一住几天，还加班加点到车站接送过打工妹。父亲逢人就夸奖说，我儿这才是当上了像模像样的官儿，你看，连车子都一年一个样，一年比一年高级。他高兴而十分得意地用老粗的手，在车身上这儿摸摸，那儿敲敲，这“乌龟壳”，据说至少得值几十万元哩！而如今呢，进了文联这清水衙门，连车轮子都摸不到一块。记得调进文联的头一年春节，不知是我们习惯了在老家过年，还是那来的冲动和决心，单位没有车，我就冒着大雨带了妻儿坐公汽回乡了，县城离老家75公里多，下公汽后还要走上两三里村道，我们踏着坑洼泥淋村道往前走，连年货都被雨打湿了。回到老家屁股没坐稳，父亲就问：你的车子呢？司机呢？妻子做了个鬼脸瞧瞧我，好像在示意我千万别向父亲 说实情，怕老人家失望。我会意地对父亲说，车了正在城里维修保养哩，一时用不着！……
从那年起我就再也没去过老家过年过节了，顶多让儿女去应付应付，看看长辈。这回呢，看在乡亲们的份上，不去实在不行了。为使脸上有光，还是借台车吧，我终于拨通了几个熟悉单位的电话。可这些单位听说文联要借车就大打折扣了。这儿说局长要用车，那儿说书记正用着，还有的叫苦连天，不是说没钱买油，就是说年久失修车子开不动。那口气，好像比文联还要穷。既然是这样的情况，既然是这种预料不到的结局，那就没必要打扰人家了。我气愤地将话筒放得卡察一声响，甘拜下风的在心里咕噜了几句，他*的都是些视利眼，老子干脆租车算了，难得受这份窝囊气。
我在出租停车场瞧了瞧，选好一台油亮崭新的“桑塔拉”，车没什么说的，和我以前坐的相差无几，可就是那棚顶上“出租”二字伤脑筋，我就和司机商量是否能把车棚顶上写着“出租”二字的三角牌牌取下，司机不解地问我为什么？我说是为了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取下牌牌办事要方便些，并答应另加司机20元取牌费，司机基本同意了。其实我是想取牌后湾里人就把“桑塔拉”当成我单位的车了，我脸上有光。此时，我的手机突然响了，对方的声音好像很熟悉，他说他是李除云（李除夕的老弟），从深圳回老家来办户口迁移证，要我带他到公安局户政股一趟，他带私车来的，正在路上，约莫半小时到达。事情往往就如此巧合，我兴奋而礼貌地招呼出租车司机，说我有急事要处理，下回才租他的车，急忙谢了走人。
何永洲
满打满算，在县文联工作已经6年了，可湾里人至今还不知道我上班的具体单位呢。因为在此之前，我在乡下一连干了整整10年的乡镇领导，才调进县文联工作的。县文联就在县委机关综合大楼办公，好些人只认县委机关大牌子，不瞧“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这块小门牌。一传十，十传百，湾里人就说我们在县委办公，就把我当成县委机关的领导干部了，就说我从乡官提拨当县官了。
其实，并不是湾里人所想象的那样。这些年来，我深深感到，在县级文联工作是非常艰难的，除了写写文章，为业余作者看看稿件，办办有一期没一期的内刊杂志，再没其他优势了。在一些知内情的干部群众心目中，早把县文联看成了弱势群体，看成是养老的单位，休息的单位。其实也是这样，从行政职能的角度看，在全县众多部门，公章使用频率最低的，恐怕是县文联的公章。因为谁也不需要靠这个公章去解决实际问题，去获得实际利益。因此，无需我再往下讲，读者就明白不过了。文联是一个最没有权，也最没有钱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你看艰难不艰难。尽管如此，单位还得生存、还得运转。那就只有靠着向那些有权的人借权，向那些有钱的人借钱，来办好文联的事情。所谓向有权的人借权，就是争取领导重视，争取领导重视是一门学问。对于一个县来说，县委书记、县长，是全县人民的书记，全县人民的县长，社会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发展经济是中心的中心，文艺工作不能救死扶伤，无甚关系国计民生，可能一时难以列入领导的工作日程，这是正常而有情可原的。但是，你如果能够让领导认识到：文艺工作是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一环；你如果能够让领导认识到：文艺工作能够为社会稳定营造一种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你如果能够让领导认识到：文艺能够使经济发展，今天的文化就是明天的经济。那么，领导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你的领导，书记就是你的书记，县长就是你的县长了！
下面我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通过紧紧抓住领导，采用向有权的人借权，向有钱的人借钱的方法而变通解决的呢！
那天，我正在办公室看一篇业余作者寄来的短篇小说，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过，传来对方毫无客气的告急：“洲哥，前几天连降大雨，湾里遭受了百年不遇的洪灾，你们县委领导快来看看吧……。”我脸红心跳脑壳突然膨胀起来，我算什么县委领导呢？但我知道电话是我湾里的头儿李除夕打来的。
李除夕本同我老庚，我那年5月生，他生于同年农历12月30日傍晚，正好赶上除夕之夜，全家 在过年的欢快之中又添新喜，他教过几年旧学的父亲无限感慨地说：“这可真是难忘的除夕之夜啊，就叫他除夕吧！”这样，就将我老庚定名为李除夕了。李除夕是同我穿着开裆裤，一声老庚一声哥哥喊大的。可他初中未毕业就死也不肯进学堂门了，他说读书不好玩，不自由，写作文脑壳痛。我和他同桌，他十有八九抄我的作业，抄完作业就用那种自家土制的香喷喷的干红薯皮回报我，奖赏我，每天一小口袋。数学作业抄了无所谓，很难被老师发现，可两篇作文一模一样，就很快被老师发现了，将我和除夕留校了。有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和除夕在学校办公室被老师罚站足足两个小时后，天快黑了。那时家里穷得要命，我们没条件读住校，就每天来回赶十多里山路读通学。我怕摸夜路，既不敢说是除夕抄我的作文，又不敢说吃了他的干红薯皮，急得直哭。除夕没哭。反而憋了一肚子傲气，愣头愣脑的昂起头，对正在批改作文的老师说：“是我抄了洲哥的作文。”老师抬头皱了皱眉头说：“那就请你重作吧！”除夕却鼓着青劲脸一红：“我重作个屁”！老师桌一拍，眼一瞪立刻站起了身：“非重作不可！我决定明天下午最后一节自习课改开班会，李除夕除了补交重作的作文外，还要向全班公开作出深刻检讨。”
回到家，除夕托我将留在老师房里的几本作业本带回，说他再也不踏学堂门了。开他们班会，奈得老子卵何！后来除夕真的决心务农了。除夕务农来得比读书还认真，还负责。他说务农比读书自由多了，轻松快活多了，好像他生来就不是读书的料子，是务农的坯子。日积月累真的还学得一手绝农活。且不说浸种育秧、摧肥打虫、犁耙功夫，单说插秧就令人一惊，湾里有个名为田中之王的百担丘，长宽方圆几十米，他在田埂边向对岸斜着眼睛一瞄，撒下秧苗，撅着屁股弓着腰，左手快速分秧，右手一上一下在泥水里运动，像个插秧机。一会功夫，横平直竖的禾兜，就像条标准的绿化带抵达对岸目的地。村民点点头、挤挤眼、咂咂嘴，个个服了他，只不过那些年重政治轻技术，没有谁着意看重李除夕。后来作为湾里唯一高中毕业做回乡知青的我，当了生产队长，在此期间我精心培养李除夕。再后来，我别有他务，就让他接了我的队长。加上李除夕正直无私敢说敢做，连选连任一当就是20余年，从大集体一直干到包干，从生产队长一直当到村民小组长了。李除夕今天在电话里叫我县委领导，怎不叫我脸红呢？比当初让他抄作业换干薯皮吃，被老师留校罚站时的脸还要红。以往我也接过乡下人的不少电话，有的来自我曾工作所在地的村组干部，有的来自蹲点驻户，还有来自种养个体户或兴趣相投的文友。他们大都是因为子女升学、就业、参军、建房批地基，办理林业砍伐证之类。当然还有打官司上访的，求我疏通关系打招呼的，特别是湾里人更令我心烦脑胀，因为大多是三叔六伯兼亲带故的，就更随便了。他们家人有个病痛什么的，进城入医院办手续，找熟人优惠医疗费，借钱借日常住院用品，连远在广东打工的，都握着电话遥控指挥，要我为他们代办身份证、户口……你说烦不烦脑？当然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对湾里人自然有一份永远难以割舍的亲情和乡情，能办到的事应该要办好，可是，凭我这地位能办多少事？何况好多事早已依规依法走上正轨，都得按政策法律规定去办哩。妻子不欢迎这些人到家里吃饭，她嫌乡下人太脏，爱喝酒聊天，当然吃餐饭没关系，没政策规定。妻子懒得下厨，我可以自己动手，或者干脆领着他们上街吃个盒饭，问题就解决了。而现如今，李除夕电话不是吃餐饭的问题。他要我去家乡看看的意思，我一听就明白了，莫非是通过我穿针引线，从上面弄笔钱或一批物资帮助救灾补损。应当说这是正常的、应该的，可对于我来说就太为难了。
晚上，我失眠了。一些陈年旧事如同记忆中的幕幕电影，魂牵梦绕挥之不去。
我湾门前有条河，常年清澈见底悠悠荡荡，河里可摸鱼钓鱼，鱼多可卖钱。在我的印象中，湾里人大多彩是吃鱼长大的。河边长满了多年禁伐的水杉树、松树和樟树，这些树不仅四季翠绿为湾里添景润色，而且护着河堤和河堤内百余亩良田。冬去春来年复一年，那片良田被憨厚勤快的湾里人整得四角四正，畦是畦埂是埂的。因为这片良田是我湾里60余户200多人口的重要生存来源之一，也是我们幼时捡禾线（稻穗），放牛的三爷爷将我们抱在牛背上学唱山歌的主要娱乐之地。不知不觉那片热土把我养大了，参加工作了。
每每逢年过节回乡，和湾里人端着粗黑大碗喝“红薯烧”时，他们就向着我没完没了的，说些前尘往事：你出生时是我和二婶接的生，刚生下你就浓眉大眼的像个男子汉；你那年摔在塘里，好在我正在塘边洗衣服，算你命大；砍柴的日子你还记得不？口干肚饿时你就带头偷人家的黄瓜、偷集体地里的红薯吃。可不是，那时，干了坏事我们就躲在牛栏楼上过夜，不敢进屋，弄得父母点着松光山脚田野河边到处喊个遍。急怒得老队长眉毛一竖，烟筒一甩，说要罚工分，湾里人就说算了算了，孩子还小，下回莫做就是了。他们还问我，你还记得我们一起唱戏么？用柴火灶上锅底黑烟灰和生产队盖章的红印油打花脸，说唱就唱，快活极了。我连连点头说记得记得。
记得那是高中毕业后，我踌躇满志，真想在广阔天地里干翻大事业。白日里和湾里人同流汗同劳动，晚上还写稿编黑板报，编成的黑板报挂在村头路边，要湾里人看形势知政策。我还带头把湾里的好人好事编成顺口溜、三句半、渔鼓词什么的，将湾里有点文化的青年男女组成了业余文艺宣传队。锣鼓法器是湾里老人从自家找出收藏多年的“古董”，二胡是自己用蛇皮蛋白蒙好的，就这样在村头自编自演起来。那些湾里的真人真事由湾里人演给湾里人看，台上台下欢喜得前仰后合，差点笑掉了牙。四叔公还用烟筒脑壳轻轻敲击我的头，摸摸长须将老拇指竖起来。半夜了，三姑六婶还快手快脚悄悄弄了米糍粑，搞来香葱鲜白菜，煮了一大锅，说演戏的饿了，都来打个夜平伙。湾里人还让我们宣传队的每天只出半天工，下午排戏，说他们想看戏，有戏看干活才有劲。想起这些，现在觉得真的好有味道。
后来湾里人还选我当了生产队长，我觉得自己终于当上了200多号人的“官”儿，心里美滋滋的。不料恰逢恢复高考，目睹一批批农村青年跨入大学、中专门槛，我就有些眼热。于是，黑板报停办了，戏班子也散了，我整天攻读ABC去了。结果呢，偏又名落孙山，但我仍不服气。后来当了民办老师，再后来转了公办老师。就和湾里人慢慢疏远了。如今想来，我当队长时既未带领湾里人致富，也未为湾里人办丁点看得见摸得着的事。而是一味想着跳出农门，真的有些对不住湾里人，总想寻找机会报答他们，心里才踏实。
现在湾里遭受了特大洪灾，我心里当然有种难以明状的不安，就想专程访故。可新的问题又来了，单位没有车。以前我总是携妻带儿，浩浩荡荡、风风光光回家过年休节，一到老家湾里人就如众星拱月围着我那部豪华的车子团团转，伸出粗大的手，在车壳车灯上，拍拍摸摸、摸摸拍拍，随后就陪着我问这问那，聊聊侃侃、侃侃聊聊，没个完，母亲每天都得多烧几壶开水。将自家黄泥地里种的那些甘甘甜甜的嫩绿茶叶耗去一大半。从前我在一个大镇当领导，那个镇真是肥得流油。镇政府有4台车，且都是像模像样的小车，最差的也是北京吉普。同时驻镇的七所八站都配上了车，还有镇属企业，个体老板的车，一台比一台“年轻”，一台比一台豪华。记得那时我一年回老家几次，有时觉得镇里的车档次太低，就伸手借用企业老板的车。借了车不算，有时还借“油”（在企业报发票）。逢年过节，我在家一住几天，还加班加点到车站接送过打工妹。父亲逢人就夸奖说，我儿这才是当上了像模像样的官儿，你看，连车子都一年一个样，一年比一年高级。他高兴而十分得意地用老粗的手，在车身上这儿摸摸，那儿敲敲，这“乌龟壳”，据说至少得值几十万元哩！而如今呢，进了文联这清水衙门，连车轮子都摸不到一块。记得调进文联的头一年春节，不知是我们习惯了在老家过年，还是那来的冲动和决心，单位没有车，我就冒着大雨带了妻儿坐公汽回乡了，县城离老家75公里多，下公汽后还要走上两三里村道，我们踏着坑洼泥淋村道往前走，连年货都被雨打湿了。回到老家屁股没坐稳，父亲就问：你的车子呢？司机呢？妻子做了个鬼脸瞧瞧我，好像在示意我千万别向父亲 说实情，怕老人家失望。我会意地对父亲说，车了正在城里维修保养哩，一时用不着！……
从那年起我就再也没去过老家过年过节了，顶多让儿女去应付应付，看看长辈。这回呢，看在乡亲们的份上，不去实在不行了。为使脸上有光，还是借台车吧，我终于拨通了几个熟悉单位的电话。可这些单位听说文联要借车就大打折扣了。这儿说局长要用车，那儿说书记正用着，还有的叫苦连天，不是说没钱买油，就是说年久失修车子开不动。那口气，好像比文联还要穷。既然是这样的情况，既然是这种预料不到的结局，那就没必要打扰人家了。我气愤地将话筒放得卡察一声响，甘拜下风的在心里咕噜了几句，他*的都是些视利眼，老子干脆租车算了，难得受这份窝囊气。
我在出租停车场瞧了瞧，选好一台油亮崭新的“桑塔拉”，车没什么说的，和我以前坐的相差无几，可就是那棚顶上“出租”二字伤脑筋，我就和司机商量是否能把车棚顶上写着“出租”二字的三角牌牌取下，司机不解地问我为什么？我说是为了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取下牌牌办事要方便些，并答应另加司机20元取牌费，司机基本同意了。其实我是想取牌后湾里人就把“桑塔拉”当成我单位的车了，我脸上有光。此时，我的手机突然响了，对方的声音好像很熟悉，他说他是李除云（李除夕的老弟），从深圳回老家来办户口迁移证，要我带他到公安局户政股一趟，他带私车来的，正在路上，约莫半小时到达。事情往往就如此巧合，我兴奋而礼貌地招呼出租车司机，说我有急事要处理，下回才租他的车，急忙谢了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