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０２］ 我高中毕业后，正赶上上山下乡的最后一班车。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宿命”——巴黎圣母院的墙上刻的这两个字，也许就是人
生一种无奈的写照。
我下放的地方离城市倒不远，只有４０分钟的汽车路程，与我同
时下在一个生产队的本来还有两人，但他们不到三个月就转走了，变
成了我一个人插队落户。那个生产队穷得古怪，刚刚收完稻子就没有
饭吃，那生产队长却头脑灵泛，看到国家给了我一笔可观的安家费就
接收了我。
好吧，你试想，一个初出茅芦的少年，刚刚踏进社会，就遇到这
种艰苦单调枯躁的流放式生活，会是个什么情况？恐怕连鲁滨逊听了
也要大吃一惊的。不过，那“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灶火”的日子，我
还能逐渐适应，那“革命加拼命，汗珠摔八瓣，拼命干革命”的繁重
体力劳动，我年青，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那“吃粮靠老天，用钱靠
老爹”的经济状况，我在父母亲的支援下也能对付，可是精神上的孤
独苦闷和空虚却无法排遣。白天，劳动起来什么都忘了，晚上对着昏
黄的摇曳不定的煤油灯，我长叹短吁，埋怨自己生不逢时，恨无知己
诉衷肠。我甚至幻想，要有一位《聊斋》中的精怪化成美女出来，与
我谈谈心也好啊。唯一能使我逃避现实的，便是拉小提琴——你不知
道吧，读高中的时候，我听了盛中国的小提琴独奏，钦佩得不得了，
便缠着我妈也买了一把，日夜苦练，居然也拉得象模象样。
这样混混沌沌度日如年地过了一年多。
忽然运气来了。
有一次我正在拉流行的京剧曲调“谢谢妈”，被公社的一位革委
会副主任听到了。到了冬天，公社把我调到业余宣传队（名为业余实
为脱产，不过工分记在生产队，参加生产队的分配）。那年月，正是
八个样板戏大行其道的末期，我除了担任乐队指挥外，还扮演过李玉
和、郭建光、杨子荣，而扮演刁德一则更是我的拿手好戏。宣传队里
年轻人多，活泼欢乐的气氛使我有机会发展自己的特长。不久我成了
宣传队的编剧、导演兼美工，那真是值得我回忆的一段黄金日子，哈
哈，也可算作是回忆之海中的欢腾一浪吧。
次年七月，区里准备组织秋季文艺会演，从各公社抽调懂文艺的
人组建会演办公室。我那时已是名声在外，舍我其谁？于是我顺理成
章地调到了会演办公室，而且竟还当了个官：会演办副主任。呵呵，
用现在的话来说，真爽啊。那年头，文艺会演是当作一项压倒一切的
政治任务来抓的。所以尽管正是双抢大忙季节，各公社还是专门挑了
一批能歌善舞的男女青年脱产排练节目。
一天，我在办公室为一个节目谱曲，进来了一位体魄魁梧的红脸
小伙子，大声道：
“喂，哲学家，和你商量的那件事决定了么？”
我抬头望望他，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说了一句京剧《沙家浜》中
胡传魁的台词：“唉，‘这皇军逼命可怎么搪’？好吧，就算我同意
了吧。”
他欢欣地快步上前握着我的手说：“那太好了，感谢感谢。事不
宜迟，现在就去怎么样？怎么，在谱曲？咳，晚上回来谱吧！”不容
分说，拉着我就走。
他叫张弋，是我相邻公社的宣传队的队长，也是个知青，曾经与
我在高中同过一个学期，同学们给他的绰号是“外交家”，后来因故
休学。我下放到农村后有一次赶场时碰到了他，从此我们便交往甚密
。一个星期前，他就邀我去帮助他们公社新成立的宣传队加强乐队力
量，因为他们的乐器太少了。我一直没有作答，倒不是“搬俏”（注
：搬俏，湖南话，北方话叫做“摆谱”），而是考虑到一心不能多用
，也挤不出时间。然而他有股顽劲，看定目标便不放松，天天来说，
我碍于朋友的交情，终于答应了。
一路上，张弋兴高采烈地介绍着他们宣传队的情况，忽然又压低
了声音，神秘地说：
“嗨，哲学家，你还没有女朋友吧？”
看到我脸上一红，他便拍拍我的肩膀：“哈，２０岁的小伙子还
害羞呢。我们宣传队可有几个漂亮妹子，要不要我当月老？你这样多
才多艺，她们一定会爱你的。”
“还是先解决你自己的问题吧，外交家同志。”我讪讪地说。
说实话，那时我根本没想过要交一位“爱我的”女朋友。我不论
男女，只要认识便是朋友，一视同仁，普天之下皆朋友也。所以读高
中时，我虽然有好些个女朋友，在一起时谈笑风生，感情融洽，却从
来没有盟生过任何异念。这并非“异性相吸”的真理对我不适用，而
是因为非其时非其地也。再说，我也没遇见一位能使我一见倾心的妹
子。我和男生们之间偶尔也开开这方面的玩笑，在生产队也会与青年
农民调侃一番，比如，某某与某某形影不离啦，某某与某某天生一对
啦，但仅说说而已，从不放在心上。
到了张弋的那个公社。礼堂里，十多位少男少女正在载歌载舞，
另有几位青年在伴奏。乐器确实少得可怜，一面小鼓，一面锣，一把
二胡，一根笛子，但意想不到的是竟还有一把小提琴，拉琴的还是一
位妹子！乐队首先发现我这个陌生人，不约而同地停止奏乐，接着演
员们也停了下来。他们一齐向我投来询问的目光。我向张弋要节目单
和乐谱，以摆脱这种窘境。
这是不是“宿命”——巴黎圣母院的墙上刻的这两个字，也许就是人
生一种无奈的写照。
我下放的地方离城市倒不远，只有４０分钟的汽车路程，与我同
时下在一个生产队的本来还有两人，但他们不到三个月就转走了，变
成了我一个人插队落户。那个生产队穷得古怪，刚刚收完稻子就没有
饭吃，那生产队长却头脑灵泛，看到国家给了我一笔可观的安家费就
接收了我。
好吧，你试想，一个初出茅芦的少年，刚刚踏进社会，就遇到这
种艰苦单调枯躁的流放式生活，会是个什么情况？恐怕连鲁滨逊听了
也要大吃一惊的。不过，那“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灶火”的日子，我
还能逐渐适应，那“革命加拼命，汗珠摔八瓣，拼命干革命”的繁重
体力劳动，我年青，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那“吃粮靠老天，用钱靠
老爹”的经济状况，我在父母亲的支援下也能对付，可是精神上的孤
独苦闷和空虚却无法排遣。白天，劳动起来什么都忘了，晚上对着昏
黄的摇曳不定的煤油灯，我长叹短吁，埋怨自己生不逢时，恨无知己
诉衷肠。我甚至幻想，要有一位《聊斋》中的精怪化成美女出来，与
我谈谈心也好啊。唯一能使我逃避现实的，便是拉小提琴——你不知
道吧，读高中的时候，我听了盛中国的小提琴独奏，钦佩得不得了，
便缠着我妈也买了一把，日夜苦练，居然也拉得象模象样。
这样混混沌沌度日如年地过了一年多。
忽然运气来了。
有一次我正在拉流行的京剧曲调“谢谢妈”，被公社的一位革委
会副主任听到了。到了冬天，公社把我调到业余宣传队（名为业余实
为脱产，不过工分记在生产队，参加生产队的分配）。那年月，正是
八个样板戏大行其道的末期，我除了担任乐队指挥外，还扮演过李玉
和、郭建光、杨子荣，而扮演刁德一则更是我的拿手好戏。宣传队里
年轻人多，活泼欢乐的气氛使我有机会发展自己的特长。不久我成了
宣传队的编剧、导演兼美工，那真是值得我回忆的一段黄金日子，哈
哈，也可算作是回忆之海中的欢腾一浪吧。
次年七月，区里准备组织秋季文艺会演，从各公社抽调懂文艺的
人组建会演办公室。我那时已是名声在外，舍我其谁？于是我顺理成
章地调到了会演办公室，而且竟还当了个官：会演办副主任。呵呵，
用现在的话来说，真爽啊。那年头，文艺会演是当作一项压倒一切的
政治任务来抓的。所以尽管正是双抢大忙季节，各公社还是专门挑了
一批能歌善舞的男女青年脱产排练节目。
一天，我在办公室为一个节目谱曲，进来了一位体魄魁梧的红脸
小伙子，大声道：
“喂，哲学家，和你商量的那件事决定了么？”
我抬头望望他，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说了一句京剧《沙家浜》中
胡传魁的台词：“唉，‘这皇军逼命可怎么搪’？好吧，就算我同意
了吧。”
他欢欣地快步上前握着我的手说：“那太好了，感谢感谢。事不
宜迟，现在就去怎么样？怎么，在谱曲？咳，晚上回来谱吧！”不容
分说，拉着我就走。
他叫张弋，是我相邻公社的宣传队的队长，也是个知青，曾经与
我在高中同过一个学期，同学们给他的绰号是“外交家”，后来因故
休学。我下放到农村后有一次赶场时碰到了他，从此我们便交往甚密
。一个星期前，他就邀我去帮助他们公社新成立的宣传队加强乐队力
量，因为他们的乐器太少了。我一直没有作答，倒不是“搬俏”（注
：搬俏，湖南话，北方话叫做“摆谱”），而是考虑到一心不能多用
，也挤不出时间。然而他有股顽劲，看定目标便不放松，天天来说，
我碍于朋友的交情，终于答应了。
一路上，张弋兴高采烈地介绍着他们宣传队的情况，忽然又压低
了声音，神秘地说：
“嗨，哲学家，你还没有女朋友吧？”
看到我脸上一红，他便拍拍我的肩膀：“哈，２０岁的小伙子还
害羞呢。我们宣传队可有几个漂亮妹子，要不要我当月老？你这样多
才多艺，她们一定会爱你的。”
“还是先解决你自己的问题吧，外交家同志。”我讪讪地说。
说实话，那时我根本没想过要交一位“爱我的”女朋友。我不论
男女，只要认识便是朋友，一视同仁，普天之下皆朋友也。所以读高
中时，我虽然有好些个女朋友，在一起时谈笑风生，感情融洽，却从
来没有盟生过任何异念。这并非“异性相吸”的真理对我不适用，而
是因为非其时非其地也。再说，我也没遇见一位能使我一见倾心的妹
子。我和男生们之间偶尔也开开这方面的玩笑，在生产队也会与青年
农民调侃一番，比如，某某与某某形影不离啦，某某与某某天生一对
啦，但仅说说而已，从不放在心上。
到了张弋的那个公社。礼堂里，十多位少男少女正在载歌载舞，
另有几位青年在伴奏。乐器确实少得可怜，一面小鼓，一面锣，一把
二胡，一根笛子，但意想不到的是竟还有一把小提琴，拉琴的还是一
位妹子！乐队首先发现我这个陌生人，不约而同地停止奏乐，接着演
员们也停了下来。他们一齐向我投来询问的目光。我向张弋要节目单
和乐谱，以摆脱这种窘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