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 年 下 乡
姐姐在家里排行老大，是六四年下放到江永的。
姐姐聪明，能干，还漂亮，读书不费力，于是就不算蛮发狠。印象深的有件事，她在自己的一个本子封面上，很潇洒地写了“随心所欲”四个大字，被我父亲狠狠地说过好几回。现在想来也是，那年月，谁能随心所欲？稍微懂点事后，谁还敢随心所欲！这实在是处于青春期的女孩子一厢情愿的小浪漫罢了。
高中没考上，我们谁也没有怀疑是“政审”差了分（可能我父亲除外），只是觉得姐姐不够努力。
紧接着来了上山下乡的高潮，热气腾腾，热闹非凡，姐姐自然被裹挟其中，兴奋莫名。
当时已被充军外地，贬到最底层的父亲，也亢奋异常， 还赋诗若干首，赠与姐姐，豪情满怀，慷慨激昂，那真诚，那激情，一点也不逊色胡风的《时间开始了》。我也跟着有了天将降大任于姐姐的感觉，认定姐姐必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无疑了。
火车站送行，锣鼓喧天，口号震天，满眼大红花，满耳欢声笑语。也有哭的，一眨眼就被革命浪潮吞灭。
下得乡去，常有来信，尽是喜悦，满纸欢颜。几个月后，还寄来照片，长胖了！
再过几个月，来信的味道渐渐变了。知青小组里搞起了互相揭发批判，当然是在上级组织领导下进行的。原来的同学、朋友，一夜之间，皆成仇敌，揭发争先恐后，批判声色俱厉。这对一个还以为能够“随心所欲”的未成年小姑娘来说，不啻是一种毁灭性的心灵摧残！对那些揭发者批判者，又何尝不是摧毁道德、毒化灵魂！
六五年，排行老二的哥哥初中毕业。论成绩，他是班上的尖子。
暑假里，哥哥学校的老师登门了，说要他“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老师话音未落，哥哥就冲出去了！
也巧，父亲那几天正好在家（他在外地，一个月把四个星期天挤到一起，回家休息一次），他
通知终于来了，高中自然是没得读的，哥哥进了一所中专。那本是贫苦无告的穷孩子们，梦想吃上国家粮的一条捷径。
开学了，我们学校也迎来上山下乡的热潮。那天晚上，在学校的操场开欢送大会，即将下乡同学们，那般兴高采烈，那般意气风发，放声高唱“一条大道在眼前”。
我坐在密密的人群里，面对灯光灿烂的舞台，面对震耳欲聋的锣鼓，一股黑暗，和对黑暗的恐惧，从心底升起。我埋下头，心中只剩欲哭无泪的伤恸。
六六年，轮到我初中毕业。
离中考还有两三个月，全国人民已经搞起了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例外，天天读那些让人血脉濆张的社论，一时间，群情激昂，摩拳擦掌，磨刀霍霍，准备一场集体的大杀戮。
谁还记得复习功课，谁还在乎考高中！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学校党委书记自杀了，老教师剃半边头了，班主任去掏大粪了，……
不久北京传来消息，取消上高中的考试。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是着实松了一口气。心中那不时涌动的黑暗和恐惧，悄悄远去。
以后，不断有单位的档案室被砸被抄，我们这才知道，在姐姐的档案里，父亲是“阶级异己分子”，“内控对象”；在哥哥的档案里，父亲却是“右派分子”。而他自五五年被抓入狱，反右时节还在里面吃牢饭呢。
好多人看到自己的档案后，失声痛哭。他们有权愤怒！
两年过去，百般折腾，数番起落，这派那派，都被赶到了同一起跑线上：上山下乡。这是老三届的宿命。
这时我们的身份是：犯了错误的造反派。在清理我们的“学习班”上，工宣队长不无调侃地警告，下乡后，你们可别搞农村包围城市啊！
我们还是带了一台油印机下去了。为什么要带，说不清，可能这是一条理由：它印了差不多两千份杨曦光（小凯）《中国向何处去？》，撒得满长沙都是。在乡下，它只用过一次，为一个不小心烧了山的社员，印了几百份检讨，到处散发张贴。
既然别无选择，再加上一起下乡的都是些最亲近的同学，心境自然和哥哥姐姐不一样，黑暗和恐惧已趋平淡。更多的是新鲜、好奇，还有一点理想主义的改造中国与世界。
临走时，父母正在各自单位被“群众专政”，不得人身自由。是妹妹帮我打点的行装。我却拒绝她们去给我送行…………
那年下乡，我记得没有几位家长能够来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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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下农村，我想，一千个人就会有一千种不同的心情。
或几个月，或几年，或十几年，或几十年后，再回首农村岁月，一千个知青也会有一千种不同的知青情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