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新的旅程
县知青办来了招工通知
从1977年开始，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就提出，要“把‘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如此，胡耀邦提出“真理标准”，并直接指导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文章。到5月11日《光明日报》郑重推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震动。
的确是世道变了！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揭开了历史新的一页，我们伟大的共和国真正地迎来了万木复苏、生机盎然的春天。
这标志着我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重大历史转折。
1979年的春天，是个万象更新、万物争荣的春天。温暖的阳光使松软的泥土发出一股酥痒痒的气息。小溪咕噜咕噜地欢叫着，冲动着水边的小草颤颤地抖。树枝上的许多褐色的芽苞已经充满了三月里的甜汁。黄莺儿飞回来，画眉子飞回来，把山里面的阵阵幽香也带了来，对着蓝天唱着很高兴的歌。屋后的林子里，斑鸠鸟在叫：“咕咕！咕咕……”声音温软又绵长，是在缓缓地讲述着这世界的变迁，抑或是讲述那一个个无法遗忘的故事呢？
这天，我接到了县知青办的通知，通知是乘着充满花草树木甜腻味儿的春风来的，是在喜鹊的欢叫声中来的，是驮着明丽的阳光来的。通知里，阳大姐告诉我，知识青年都要陆续给予安置了，我是给安置到原地当老师。
我怀疑自己，莫不是在作梦么？可握在手里的却又实实在在是赫然写着“浏阳县人民政府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的信封，我只觉得心里有点儿慌神，有种忐忑，还有一种……什么呢？是说不出的滋味儿。
不过，我终究未能高兴起来，我不愿再在公社里当一名乡村教师，我父亲、母亲当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也受惊吓了一辈子，我不愿再赴他们的后尘，我不愿再让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受人肆虐地践踏。人，应该活得像一个人！
于是，我给阳大姐写信，我在信上说：
我不是说教师这个职业不好，应该说“人民教师”这个称呼是非常高尚和光荣的，但我从父辈们身上从未感到过高尚和光荣。我要求当一名环卫工人，哪怕是扫马路，拖大粪也行。……
很快，阳大姐又给我来信了，她说文化馆要安排一批文化专干，经研究，我被安置到文化馆，并给我寄来了招工通知书，我是001号，也就是说，我是全县第一个被安置的。
我心里想笑，没想却掉下了两行莹莹的泪。我便坐到门口，朝对面那熟悉的田土张望，朝那阳光朗耀的山谷张望，目光静静的，沉甸甸的，好像老是在想着一个叫人放不下心的梦。
月亮、星星、太阳和云彩，以及山林、村舍、溪流、田地，一滴闪亮的露水，一声布谷鸟的啼鸣，都一齐来到我的梦里，打动我小小的心。或许这一切都不是我要梦到的，因为我其实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而只是在编织一个美好的梦，一个关于未来的梦，且为这个梦多了一份心思。
办理招工手续
我要去办招工手续，吃过中饭便往县城赶。跃龙离县城有60多里路远，坐车的话只要8毛钱的车票。8毛钱相当我在队上做三天的工，我自然不会乘车，何况我去县城原已走过一次路。
春日里的阳光好在不晒人，加上有个好心情，赶路自然也就不觉着累了。
下午4点来钟便到了县城，阳大姐很快便给我办好了手续。阳大姐仍是像以前那样热情、美丽。她要留我在县城住下，我说：“我还得赶回去，不然家里会着急的。”
她便笑道：“你还是那样，是个急性子。”
我遂又匆匆往回赶，汽车站的班车已经收班了，就仍只得走路。我想搭便车，可拦了几辆拖拉机，司机却理也未理开着车突突地走了，我从他们眼里读出鄙夷和不屑。我性子特倔犟，不能忍受人家的歧视和白眼，便也不再拦车，好在手续都已办好，遂很欢快地走着，迈着大步，把砂石路面踩得“噗噗”地响。
走不多远，天就黑下来了，天边弹出了几颗星，闪了几闪。世界变得幽幽的，很深的样子，也很神秘。一座座山黑魆魆的，梦一般朦胧地矗着。不知哪里的溪流隐隐地传来潺潺的水声，却望不见那条溪流的影子。
在静夜里走着，人便多了许多思想，从下乡那一天起，无数个日日夜夜像放电影一般在眼前旋转着，那些可亲可爱的知青战友，那些可亲可爱的父老乡亲……都毫无阻拦地闯进我的回忆。
知青生活终于划上了一个“。”号，这也应算是一次历史的演变吧！恩格斯曾说过：“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力量的产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78-789页）。在历史的前进过程中，人们不断地分化瓦解，各自走着各自的道路。我经历了这么一次历史的事变，对社会、人生自然有了深一步的认识和理解，也就明瞭了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前面的路，自然是漫长，也仍然是艰难的。
我就这样一边走着一边思考。夜是这样寂然无声，只有晶亮晶亮的星在那黑沉沉、一动不动的树枝间闪烁。偶尔有一只粗笨的夜鸟，“嚓”的一下打公路的上空飞过去，翅膀擦着两旁的树顶。
路过马家湾时，忽然从一户农舍里窜出几头恶犬，吠叫着朝我奔了过来。没想到畜牲也要欺负人，像一股闪电要撕裂乌云一般的愤怒立时从心头涌起，我忙从地上抓了两把砂石，吼叫一声拔身而起：“打——”在心里憋闷了多久的屈辱和忿怒，随着一声吼叫全喷发而出。也许狗们全没想到我会这么亡命，被我一阵追击全都四散逃窜而去。
月亮已经爬上中天，树木浓荫重重的砂石路面上，投射着斑斑驳驳的月光。风来了，树枝摇曳着，月光，树影一齐晃动起来，婆婆娑娑的。
夜，遂又变得安宁、沉寂。
风 雨 兼 程
不久，妻子也被安置在城郊区牛石学校任教，三个妹妹也先后安置了工作。不久，父亲的“右派”问题也已平反落实。为父亲平反时却出现了一件怎么也令人想不到的事，县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在查阅父亲的档案时，居然发现父亲没有被划为右派，而是公社自作主张强行给父亲戴上“右派份子”的帽子而从教师队伍中清洗出来，遣送到一个较偏远的生产队强制劳动改造。小组的一位主要领导说：“没有划为右派，这不存在着平反嘛！”坚持着不予平反。当时县落实政策领导小组的成员有谭仲池，还有我们文化馆的任世长老师，他们认为，是错了，就一定要纠正。一次，这位主要领导出差在外，他们连夜开了一个会研究，一致认定，既是因“反右斗争”而受到错误的处分，毫无疑义地要给予平反，恢复公职，并决定给予赔偿费900元。
第二天一早，谭仲池便打电话告诉我，说我父亲的问题已经解决。
我悲喜交集。我一方面感谢党和政府能够实事求是地解决好我父亲的冤案，一方面我又陷入长思：只是公社的领导，而不需要任何法律手续，怎么就能随意剥夺一个人长达20多年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呢？几个基层官员就能够漠视共和国的一部庄严的宪法而改变一个人的长长的历史岁月吗？
在权力面前，老百姓的生命竟然变得如此脆弱和微不足道。
好在这一切都已过去。我朝胡耀邦总书记深深地鞠躬，是他“从神州大地一口口‘油锅’中，抢救出千百万快被炸透了的苦难者，这些苦难者的数以亿计的亲属，也随之摆脱了含冤蒙垢的历史重负”（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我百倍珍惜这一切来之不易。
我要努力工作，可我现在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我便又开始了漫长的求学之路。已任武汉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程亚林曾要我去武汉大学学习，一期学费才900元，可我拿不出钱，只得报考了一个又一个函授。后来，居然还接到了华东师大研究生进修班的录取通知，其时，我已50岁，年过半百。
这天，雨下得好大，可是，我要去赶车，我报考的研究生班后天要开学。女儿一边替我整理行装一边说：“爸爸，在外边别太省，想吃什么就买点什么吃。”儿子居然冒雨去买来好些苹果，用塑料袋装着往我行李包里塞。然后，一双小儿女便撑着雨伞送我去车站。
街上，雨水横流，白亮亮的一片。我好容易钻进汽车，他们仍站在雨里，朝我一劲地挥手。
车子在雨中行驶，我望着窗外，看久了，竟在那白亮亮的雨雾中，渐渐地看出母亲和父亲慈祥的影子来……
我记得15岁那年，因父亲被错划右派，我无法升入高中，便呆在家里，心中老是怅怅的，好几次我偷着去学校教室窗外听课，直听得我眼泪簌簌地如珠而落。
半年后，我去长沙报考，居然被录取。上学那天，母亲特意为我买了一只团鱼，放上胡椒蒸了，叫我一个人吃。我默默地吃着，吞咽着母亲的希望和苦涩……
车窗外，雨仍在下，我觉得有一支旋律在心中激荡：“今天你又去远行，正是风雨浓，风浓雨浓情更浓，祝你早成功……”
我忽然大声吼起来：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就这样风雨兼程……”
我竟然觉着眼里有一双晶亮的东西爬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