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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会战是抗日战争中作战时间最长、双方伤亡士兵最多、程度最为惨烈的城市争夺战之一。最终中国守军死伤1.6万人，日军则付出了三倍的代价，死伤4.8万余人；衡阳陷落后，日军进行了血腥报复，衡阳平民直接被杀、受伤或因疾病死亡者逾8万人。战争中日军还投掷了大量的燃烧弹，千年古城在战斗中被夷为平地。
坚守孤城，尸体遍野
衡阳市政协文史委向记者提供了数年前他们曾经采访过的衡阳保卫战幸存者李若栋的回忆资料。
李若栋当时为陆军第10军预10师第28团第3营营长，解放后曾任政协长沙县委员。
李若栋在接受采访时说，1944年7月的中下旬天气酷热，敌我都改在夜间战斗，双方好像默定了一个战斗时间表：每日上午9时许，全线枪声停息，各自吃早饭休息，下午6时许，可能双方都已用过晚饭，于是向对方高喊“我们开始吧”(敌我相距不过数十米，说话都能够听到)，接着便是冲锋式枪战。全阵线枪炮声不断，像煮粥一样，到第二天早上9点左右又归于平静，就像现在的正常上下班，说来也有趣。
但是拉锯战造成的伤亡是很重大的，防线不得不日渐缩小。军部的指挥所开始时设在五桂岭，但最后只能退守在中央银行的地下室里。河西衡阳城区被重炮和飞机反复轰炸，几无一间有瓦的房屋，处处是颓垣断壁，尸体遍地，无处掩埋，臭气熏天，伤员和尸体一样躺在瓦砾中。
预备第10师工兵连连长黄仁化是李若栋的好友，7月中旬在泰梓码头牺牲了，他的部下在废墟中找到一具棺材将其收殓。第二日晚上敌军重炮打在棺材上，棺材和尸体四散而去，他的部下还是捡回他的一根尸骨，并用瓦罐装好，认为还可以告慰故人，但当晚日军的炮弹又将瓦罐击中，尸骨一点也找不到了。李若栋说，由此可见衡阳保卫战的惨烈程度。
蒋介石曾几次来电给军长方天觉，先是要第10军坚守7日就算完成任务，解围部队定可到达，后来又改为10日，最后又改为半个月。但是前来解救的军队迟迟未见。有时说某军已距衡阳仅十余里，有时说某军明日就可来解围，但是，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四十天也过去了……第10军已经弹尽粮绝，几无可用之兵，我方军队也曾为第10军空投过一些粮、弹，但很多都落在了日军阵地内，解决不了问题。
战斗持续到1944年8月4日，军属三个师的师长和高级幕僚都被迫退到了军部所在的中央银行地下室，此时负轻伤还能作战的官兵、军属、杂役兵夫共约五六十名，师长们也提起机枪，或持刀或投弹与日军拼死搏斗仍坚持到了8月7日夜。午夜时日军距离地下室仅数十米，军长方天觉最后给蒋介石的电报是“来生再见”，痛哭流涕，正欲举枪自杀，在旁的副官张广宽扑过去抱住军长痛哭并夺下手枪。紧接着张广宽举起手帕向日军摇摆，双方枪战渐止，日军便闯入地下室把军长方天觉和三个师长带走了。
李若栋说至于后来方军长和师长们是怎么逃脱日军看管回到后方，他就不得而知了。
至于他本人，李若栋说，在战斗中他的右腿负了伤，不能行走。衡阳沦陷后，他混在伤员中，但很不幸也被日军俘获。大约一个月后，他利用雨天夜黑爬到衡阳铁炉门附近，抓着一块木板便从湘江上漂流到了衡山县。他说整个衡阳保卫战从6月23日开始到8月8日告终，整整47个昼夜。第10军包括后来伤愈逃出的幸存者，估计不到600人，而日军投降后供称在衡阳战役中亦死亡4.8万余人，这场战役回忆起来至今仍觉惊心动魄，感怀不已。
曾琪，84岁，黄浦十八期步科毕业，衡阳会战时是74军51师的一个连长，现为黄埔军校衡阳同学会副会长。
曾琪操一口很难懂的衡阳话，他不停地在纸上做辅助说明，采访才能顺利进行。干瘦而精神矍铄的老人向记者展示了拍摄于1944年的个人照片，并特别强调，当时只有黄埔的毕业生才有人给拍摄。在展示完照片后，他的思绪很快回到了战火纷飞的1944年夏天。
曾琪回忆道，1944年5月中旬，日军大规模进攻衡阳的迹象初见端倪，他所在的部队进入衡阳城内，帮助守城的第10军疏散百姓。
曾琪说：“当时敌机每天都来狂轰滥炸，城内每天拉三四次警报，第10军军长方天觉认为老百姓继续在城内有危险，必须在鬼子到来前把百姓疏散到安全地带。”当时衡阳城内有大批来自东北、江浙、上海等地的难民，因为一路逃来，好不容易落下脚，所以不愿意再走。他说，“方天觉认为衡阳城必将有一番血战，所以下令想尽一切办法也要让百姓撤走，部队为做百姓工作磨破了嘴，老乡们才含泪离开衡阳，本地人到乡下投靠亲友，外地人则继续向更远的后方逃难。一个多星期后，城内百姓所剩无几，到6月23日衡阳保卫战开始前，城内只有百十多个老百姓。”
百姓撤离后，日军杀到。日军第11军中将司令横山勇1944年6月20日下达进攻命令，参战日军达2.6万多人，而中国守城部队第10军仅1.8万多人，装备无法与日军相比。然而，中国军人血战到底的决心，使日军3天内拿下衡阳的叫嚣成为笑话。
防御战期间，曾琪多次来到战况激烈的天马山阵地。印象最深的是战士们变形的脸。“日本人攻天马山，先是飞机轰炸，投下很多燃烧弹，然后毒气跟着就来了。毒气一般是黄色的，那情形，就如同天上下了黄沙一般，视线很模糊。我们很多战士都是农家子弟，受一个月军训就上战场了，防毒知识缺乏，往往一下子就晕倒一大片。中毒的战士身上长出大大的黄色水疱，看起来非常痛苦，他们的脸部完全扭曲、变形……”
时任第10军预10师28团迫击炮连连长的白天霖战后写下《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说：日军自6月30日下午4时开始发射毒气弹，当天傍晚，五桂岭南端守军预10师28团第3营第7连除了不在阵地的特务长和炊事4人外，其余80余人全部中毒死亡。此后，日军只要遇上守军坚守阵地，必先以毒气开路。“防毒面具很少，但大家没有后退，多数人备了几条毛巾，看日军放毒气，就将毛巾重叠，浸湿后捆在脸上，毛巾上剪两个孔，露出眼睛，继续战斗。日本人的狠毒，只能加剧大家的痛恨，我们早就抱了必死的决心，一拼到底。”曾琪所在的连总共有10个防毒面具，这让他得以数次逃过劫难。
衡阳沦陷后，因为是衡阳人，曾琪通过“维持会”拿到一张“良民证”以进出城内外。
“这已经是城破半年之后了，在街道上还可以看到几百个伤兵，他们都是重伤，根本走不动的那种。他们只能用盐水清洗伤口，但当时盐价也涨到一斗米一斤，所以他们甚至连盐水也只有一点点。伤口长了蛆，脸色实在太难看了，日本人根本不会管他们。一个伤兵拉住我：‘老乡，我们都是中国人，给我一颗子弹吧！我这没吃没药，让我死得体面些……’”
日本投降后，第10军预10师师长葛先才回到衡阳收集战士遗骨，花了4个月时间，收敛到3000多具，只有阵亡将士的一半，葛先才为这些骸骨照片写注释时说：“一部分因埋葬较深，挖出后尸体尚未完全腐化，一些尸体中还有少许子弹。因不能取出，又覆土掩埋。还有一大部分忠骸因无标记，埋葬地点不明，无从收集。不少骨头被敌炮弹击破者，均在左边杂骨堆中。”
挖出最多烈士遗体的是岳屏山。曾琪说，葛先才买光了城中所有商店的花露水和香水喷洒、冲洗尸骨。在岳屏山中一起挖出来的，还有证件、委任状、相片、家书、战士写给爱人的情书……很多现场的老百姓和士兵都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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