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完)
我认识到赋贵之贫穷，是一次两人一起“照泥鳅”。
桂阳乡下的水田，如同湖南其他地方的水田一样，是泥鳅的家园。而泥鳅这种生命力极强的小动物，则是当年蛋白质异常缺乏的农民兄弟的一种算是较为容易到手、可以做成佳肴的、不可多得的蛋白质来源。在乡下，人们捉泥鳅的方法多种多样，而夜晚点上松明火把一丘田一丘田去“照”，照见泥鳅以后用一种特制的叉子猛然扎向它、叉住它，则是人们在温暖湿润的春夜最常用的方法。
当南边来的暖湿气流吹过山岭田野时，沉寂了一冬的小泥鳅便纷纷从泥中钻了出来，以领受春风春雨的馈赠。于是照泥鳅的最佳时节到了。当看到入夜田垅里的点点渔火，看到别人照泥鳅小有收获时，我就向赋贵提议两人一起去照一次泥鳅。赋贵答应了。接着我们开始了准备工作。
我们相约收工后先去山上采松膏，谁知待到临行赋贵竟要找人借斧头。原来赋贵连这种每个农户家都有的日常砍柴工具都没有。当他想办法借到一把钝斧头，当我们采够了松膏以后，我又发现点松明火用的铁吊笼和叉泥鳅的铁叉赋贵也同样没有。当然这两样行头他最后都借到了。
那天晚上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狭窄田塍，一丘田一丘田地寻找着小小泥鳅的踪影。我打吊笼照，他使叉子叉，当一背篓松明快要烧尽时，我们有了一斤多泥鳅的收获。看着那些长得肥肥的可以做成美味菜肴的小动物，我建议今晚就到他家去将这些泥鳅煎了吃。赋贵答应了。于是我第一次来到了他的家。
赋贵住在桐木大湾(湾，当地话村之意)中一幢破旧的老屋里。当我随着他经过几条肮脏的村巷，又穿过一间放满邻家的鸡笼的臭烘烘的堂屋走进赋贵那漆黑的厨房，他就把我“晾”在一边进里屋并爬到搁楼上去了。在搁楼上叮叮当当摸黑翻寻了好一阵，他才端着个什么下来，却又立即去了隔壁人家。当他回来时，我这才看清楚他手上端的是一盏满是尘垢的用灯草点茶油、桐油等植物油的、即使是在偏僻的乡下也早已成了遗物的油灯。
“我的煤油用完了，不过还有一点队里分的茶油。今晚就点这盏灯。”他说这话时带着尴尬的笑脸。其实,他不但没有煤油,他的窗台上也没有煤油灯。而且他连火柴也没有。刚才他去邻家就是去借火的。看来，如果不是来了我这个“客”，他晚上恐怕是不点灯的。
当灶膛的火烧了起来，当泥鳅放进赋贵家那口断了一只耳又有条裂缝的锅里吱吱地煎起来以后，赋贵又急急忙忙地跑了出去。我在灶台边焦急地等着他。过了好一阵，他才手里撮着点什么东西匆匆地跑回来。当他把手里撮的那点东西扔进锅里，我才发现原来那是盐，是他为了这碗泥鳅而从别人家的盐罐里抓来的一撮盐。
“他们都说我“巧”（当地土话狡滑之意），家里只有油而没有盐。”赋贵脸上仍是那种尴尬的笑。他的举动和他的话都明白地告诉我：就连天天都要吃的盐，他家也没有，要靠“打游击”临时去别人家弄。
啊，赋贵竟这么穷！
借着茶油灯光和灶膛中的火苗，我大致看清了赋贵的“家”。我发现赋贵的厨房里除了两口破锅和几张破桌凳外什么都没有。而他里屋那用旧板凳架几块松木板搭起来的床上，则只有一堆乱蓬蓬的稻草和一床破棉絮。赋贵缺这少那已使我感到他的贫穷,而他床铺之糟糕则更令我吃惊。我开始觉得我提议照泥鳅,提议在他家煎泥鳅吃是为他出了难题、找了麻烦。
照了那次泥鳅以后，不知怎的，我与赋贵的交往不如以前密切了。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之间的关系仍旧十分良好。而且由于同在一个集体中劳动与生活，我对赋贵的生活、人品以及他的处世之道有了更多的了解。
赋贵是个一直生活在饥饿中的人。即使成了个全劳力，他也仍旧处在饥饿的边缘。
我们建筑队有个伙房统一蒸饭，不过米却是由各人自己从家里带来，并自备饭钵将米洗好后放到蒸笼里。我发现，赋贵每次蒸的饭都都比别人少、比别人稀。有时候，赋贵甚至不蒸饭，仅蒸几个红薯。
对赋贵的这种状况，我不但理解，而且还深有体会。以我自己来说，尽管我们生产队是桐木大队最“富裕”的生产队，但要不是我父母每月都寄些钱和粮票来支援我，我也不可能每餐都吃饭，我也只能常常以红薯为主食。
桐木大队人平只有几分田，粮食总产量本来就不高，而粮食的分配办法“工分和人口各占一半”，又不利于单身汉而只利于家庭人口多者。单身一个人，即使劳动力再强，挣的工分再多，也分不到多少粮食。正因为如此，赋贵虽然已是一个全劳动力了，又天天出工，可粮食仍旧不够吃。
赋贵是个一贫如洗的人，他从来都不可能在物质上给别人一点什么帮助或好处。不过尽管如此,他的嘴巴却很响,似乎自己是一个大方的、随时有什么好处可给予别人的人。
吃饭的时间，端着自己那半钵饭和两只红薯在啃的他见到熟人时,定会大声地招呼“吃饭，吃饭！”,可实际上，他并没有饭可以招待别人,反倒是只要有机会,他就会从别人那里“括”一点油过来。
工间休息时，赋贵也总是十分热情地招呼大家“喂，抽烟，抽支烟呀！”。可是，他的烟包却多半是空的，既没有烟丝，也没有卷烟纸。当别人掏出烟包,卷了一支烟以后,他就会顺手从别人手里接过烟包……。
赋贵抽“便宜烟”的方法，正是他占别人其他便宜的方法。虽然他占别人的便宜并不大，但次数多了仍引起了别人对他厌烦。就拿抽烟来说,虽然这一带盛产烟叶,大家的烟包并不分家，但每次都是嘴巴响，烟却总是抽别人的，仍使得我们建筑队的人对赋贵感到不快。怪不得赋贵虽然有一双草食动物的眼睛，但人们在私下议论他时说的多是些坏话。
虽然别人都讨厌赋贵，但我还是没有感到他讨厌。因为我觉得他这种厚着脸皮从别人那里占点小便宜的做法,是因为他从小就失去双亲,而他又必须使自己活下去而不自觉、不得已养成的,可以原谅。总之,我认为赋贵的人品并不象人们议论的那么坏。他是偷过牛，据说他以前修水库时也曾试图用假饭票到民工队的伙房端饭，但从本质上讲，他仍旧是一个老实农民。至少在大队建筑队的那大半年时间里，我没有看到过他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不诚实行为。
大队中学和合作医疗站的工程虎头蛇尾。虽然大队的头头们起初说要将大队中学和合作医疗站建得如何气派如何功能齐全，但最后建成的仍是一排土里土气的老式平房。
中学和医疗站建成以后,建筑队就解散了,我又回到了桐木大队的“夹皮沟”，我插队落户的岭下生产队。我与赋贵半年多的相处共事的日子结束了。半年多的相处虽然不算长，但也是一段交情。因此在桐木大队的以后几年里，我和赋贵只要碰了面，就会互相亲热地打招呼，并在一起聊上几句家常话。
我所在的岭下生产队和赋贵所在的东风生产队隔着两道山岭，不过由于是同一个大队，因此我每年都能与赋贵相遇几次。虽然我到桐木大队不久就听到关于“牛屎蚌拐”的劣行的传言，但在后来的几年里，却再也没有听到过有关赋贵如何如何不好的闲话。看来早几年差点“误入歧途”的赋贵现在是“改邪归正”了。不过改邪归正归改邪归正，赋贵的生活状况似乎并没有多少改变。我每次遇到他时，他仍旧是一头枯干的乱发和一脸“菜色”。他的穿着也仍旧是那么邋遢破烂，显出一付穷相。而且显然是因为穷，所以尽管在我刚认识他时他就骄傲地告诉我他“已经陪了妇娘”，但在以后的几年里，我却一直没有听到关于赋贵将要将老婆迎娶过来、将要成家立业的好消息。多年的农村生活也使我清楚，象赋贵这样没有家底的赤贫者，讨老婆很难很难，因为他连房子都没有。他住的屋并不是他自己的，而是他堂公公家的。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我作为有“历史问题”的“臭老九”的后代，作为被发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虽然有九年我同赋贵一样穷困潦倒，但那毕竟是有限的年月，在贫困的农村我毕竟只是个过客。一九七四年下半年，我终于又回到了代表着现代文明的城市。
虽然在农村时我总是咀咒农村的辛劳、饥饿和贫穷，天天都想重返城市，但是当自己如愿以偿地返回城市,却又常常怀念农村:怀念那里清新的空气、淳朴的民风和浓浓的民情。因此回城以后，我差不多每隔一两年就要往桐木岭下跑一次。
桐木大队乡亲们贫穷和饥饿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78年年底。但到了1979年，实行绝大多数人盼望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潮流已再也阻挡不住。而且只一年,在昔日总是缺粮的桐木、岭下,几乎家家户户的粮食就都有了剩余。人们的生活迅速地好了起来：起初是年轻人争相购置单车手表,接着是电视机、电风扇大举“入侵”农舍,新屋一幢幢建了起来，今天，摩托车已经进入了绝大多数人家……。
不过事物总是有它的另一面。说句老实话，实行“各干各的”以后，也有少数人的生活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显得比以前糟。在昔日的岭下生产队，赋贵的继母王家婆家就是如此。
在当家人财拐老大有病无钱治而死去以后，王家婆带着三个已十几二十岁的儿子立即就陷入了困境。尽管她的三个儿子在生产队出工已差不多能够挣到全劳力的工分，但当一切生产经营活动都要靠自己筹划以后，他们能力的不足及心理素质的缺陷就一下子显露出来了：他们种的稻子亩产不及邻家的一半；烤出来的烟叶总是黑的，价钱只及别人的几分之一；别人养猪半年卖钱，他家养的猪一年还不能出栏……。
王家婆的大儿子，也就是赋贵的同父异母弟弟用贵的境况就更糟:他与王家婆及两个弟弟分家以后,成天都在自己分到的那间不足十平方米、墙壁已开裂的破柴房里蒙头大睡，饿了就爬起来煮一把麦子或黄豆充饥。他脸从来不洗，头发胡子长得和他那几分“责任田”里的稗草一样长。家贫使他讨不到老婆；而讨不到老婆又使他丧失了搞好生产的积极性和信心……。
看到王家婆和用贵的困境，我不由得想起了住在山那边桐木村的赋贵。几年回乡都没见到他，他的情况该不会如同王家婆及用贵一样糟糕吧？于是有一次，我向乡亲们打听赋贵的情况。
“牛屎蚌拐吗？”岭下的乡亲们淡漠地告诉我，“坐牢去了。他往井里投毒药，想毒死湾里人。被判了重刑。”
……！
乡亲们的话使我十分吃惊,但听了以后,我的心情却相当平静。虽然我不太相信赋贵会干往井里投毒这样的蠢事，虽然我不知道赋贵往井里投毒事实是否确凿，但我觉得对赋贵来说，进劳改队也许比呆在村里更强一些。至少在那里他可以吃饱肚子，（在大墙内的世界里）可能也不会受到别人的歧视。我的另一个身世同赋贵差不多的被判了劳改的乡下熟人，不是刑满以后不愿回家而愿意继续留在劳改农场就业吗？
后记：前年和去年，我在乡下又遇见了赋贵。他已从牢里出来，恢复了自由身。而且托党和政府政策好的福，他现在每月有60块钱的低保可领。当然，他仍旧是个单身汉，仍然住在那间堂屋里放满鸡笼鸭笼的臭烘烘的已被其他人废弃的旧屋子里。那间屋子似乎快要倒了，不过住他这辈子可能还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