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 母 亲（8）
慈
小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母亲也会永远地离开我，而且还一直在做着报答和孝顺母亲的美梦。却万万没有料到在我刚刚获得新的生存环境、眼看着能让母亲和家人过上新生活的时候，母亲却急匆匆地离开了我。母亲生前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到故乡长沙居住。母亲走后十三年，我们的家终于碾转搬到了长沙，而母亲却只有遗照跟着我们回到了生她养她的地方。住进长沙的这十余年中，每当在客厅里凝视着母亲那带着慈祥微笑的遗像时，惋惜、遗恨之情便油然而生。她留在我身心上的恩爱便会自然而然地变成一束束胶片在记忆的屏幕上放映……
八岁的时候，我出天花，浑身烧得发烫，母亲买来一只仔公鸡宰后敷在我肚子上，半个小时后公鸡变成了绿色。母亲用尽了当时一切能用上的办法为我治疗。为了禁风，还特地做了一个空心的纸球让我在床上玩。后来我安然无恙，母亲却瘦了一圈。
十一岁那年我站在凳上画墙报，不料从凳子上摔下来，右手腕摔成骨折，把母亲吓得魂不附体，好不容易找访到一位专治跌打损伤的老郎中将我治愈，母亲自已却又如同大病了一场。
过苦日子的时候，我只要一回家，母亲都会让我饱餐几顿白米饭，过春节时甚至能拿出一小瓶清油来炒莱。后来我才知道母亲自巳节假日守校只吃野菜杂粮，将食堂按计划留给她的粮油都积存了起来。
文革时期，母亲曾经对我说，我们姐弟都不在她身边，她感到寂寞，想将与我一同长大的住学校旁边的一个叫“二毛”的姑娘认作干女儿带在身边。我觉得那没有必要。直到后来姑娘的母亲问我为什么瞧不上她家二毛,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母亲看到农村出身不好的子弟都娶不起媳妇，才想出了这一招。
当我从插队落户的地方将女朋友带到母亲身边时，母亲高兴得彻夜未眠。当时母亲还是接受监督改造的“四类分子”，不准离开干塘坳，但后来得知我做了父亲后，她鼓足勇气硬着头皮请了假，把喂得又大又肥的六只母鸡全都送来了。
好不容易等到那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结束以后，母亲才获得平反，终于摘去了那顶被莫名其妙地扣在头上的“地主分子”帽子，办了退休手续，可以自由地在姐姐们和我那儿居住了。
我的妻子也是知青，她妈妈也是教师，而且后来才知道岳母大人和我父亲还是在县城读书的同学。那时候我们自己砌了两间茅屋，在物质极度贫乏的困境中懵懵懂懂地成了家，懵懵懂懂地成了两个孩子的父母。我当时做木匠，后来当民办教师，妻子喂猪养鸡种蔬菜。不过我们也常常苦中寻乐，即使米缸告罄，夫妻双双也懒得发愁。我两个姐姐和两个姐夫都是国家教师，那时候她们的生活条件都优于我们，但母亲则长时间和我们同甘共苦。
因为我下放期间常被抽调县城写材料、办展览，四人帮倒台后县知青办将我们“转点”到县城对河的国营农场当教师。开始我们三代五口挤居一间房，一九七六年冬天全家中了煤毒，所幸没出意外。后来换到一间紧靠楼梯的住房，将楼梯间空地隔断，母亲就睡在楼梯下面的狭小空间内。
尽管生活仍然窘迫，但毕竟精神枷锁已经松开，我们终于感受到了在母亲膝下的天伦之乐。记得转点头一年，大姐二姐都偕夫携子来到我们的茅屋里过春节。除夕之夜，三代人个个表演节目，母亲兴高采烈地唱了一首她童年时期的儿歌，歌中那句反复出现的“乐吧？乐！哈哈哈……”至今还常在我脑中萦绕。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母亲所表现出来的唯一一次童真般的欢乐。
我大姐有一子一女，二姐有一子二女，再加上我们两个儿子，都是母亲的掌上明珠。只要看到这些孩子，母亲脸上就会洋溢出幸福的微笑。那时候我糊涂，只要孩子有错便轻则骂、重则打，每当那种家庭暴力发生时，母亲并不当场护着孩子，而是躲在一旁气得脸色发白，事后却少不了两道程序，先是把孩子领开一边为其洗脸擦手，一边慢条斯理地开导孩子认识错误。然后少不了背着孩子数落我：打骂孩子既是无能也是无知的表现。我那时年轻任性，还以为真是“恶棒头下出孝子”，殊不知那是对孩子身心的伤害。如今想来，既恨世上无后悔之药，也更钦佩母亲育人有方。
母亲热爱传统戏曲，尤其喜爱京剧、越剧，花鼓戏也喜欢。住在县城时，只要有新剧团来演出，妻就会买好票把她送进剧院，然后再去接她。那是母亲最开心的事，即使有些剧团的水平实在不敢恭维，母亲给出的的最差评价也会是“也还可以”。我真不理解母亲的包容性怎么会那样宽广。
母亲的退休工资每月是几十元我记不清楚，反正她根本不为自已花什么钱。她一辈子没戴过手表，但我在农场教高中时，她嘱咐我大姐夫弄到了一张购买指标，花一百二十元为我买了一块上海表。住到县城后她又要我大姐夫找关系弄到一台电视机的购买指标，花大几百元为我们买回了一台九英寸的索尼牌电视机。然而她自己还没有来得及看上一眼就住进了医院，而且回来时真进抬进了灵堂……
母亲为我们作出的牺牲实在太多太多，多得让我时时刻刻都在遭受知恩未报所导致的负罪感的折磨。尤为令人痛心的是，为了不至于让政治气候中的阴雨冲淡女儿新婚的喜色，我两个姐姐结婚母亲都未出席婚礼。我结婚则因为囊中空空，所以，即使“不成敬意”的“薄酒”也无力“聊备”，当然也谈不上请母亲接受儿子儿媳“参拜高堂”的大礼。而天下父母，都会毫不例外地把出席儿女婚礼视为自已养儿育女的庆功典，可是，为养儿育女比所有含辛茹苦的母亲们付出了更多牺牲的我的母亲，却连这份荣耀也不曾享受……
我尾随知青大返城的潮流进入政府机关后，工作十分卖力，经常加班加点，也常常出差。但无论多晚回家，也无论脚步多轻，只要走到门边，都无法不被卧室靠着楼梯间的母亲所察觉。每当这时，都会听到母亲轻轻吐出的三个柔和亲切的字眼--“回来了！”那时候，我每次都会抱怨母亲对我不放心，责怪她始终把我当成三两岁的孩子。然而，不管我怎么怨责，母亲都照等不误、照说不误。母亲走后，我无论多晚回家，也无论故意把脚步弄得多响，却再也听不到母亲那三个字了，我这才真正意识到母亲那句未加任何修饰的再平常不过的短语对于我来说，比寒冬的太阳和酷暑的凉风还要珍贵万倍。而那，就是却之不去、失之不再的母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