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 母 亲（6）
信
我从小跟随母亲以校为家。居住时间最长的是李镇完小。李镇虽称之曰镇，其实就只有一横一竖两条不足
学校老师和工友星期天多数会回家去，寒暑假则常常只有母亲带着我守校。除了能去长沙姨妈家之外，我真不喜欢学校放假。没有玩伴固然是原因之一，更主要的是每天要帮着母亲干这干那。母亲不是带着我扫操场，就是叫我一起到菜地扯草和抬水抬粪浇莱。更烦人的是早上一次、晚上一次查看所有门窗是不是都关好了。
那时候我比粪桶高不了多少，抬粪抬水母亲不用扁担，而是挑了一根足有
我常常埋怨母亲：校长本来要安排轮老师流守校，你硬要—个人顶着。老师们都再三说要你多休息，何况操场根本没有必要天天扫，瓜菜施肥也用不着那么勤，天天检查门窗更是自讨苦吃，再说，守校又没有加班费。但母亲总说老师们家里都需要照顾，还用“以校为家就要对家负责”和“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这些话来说服我。更恼人的是我不帮忙她就一个人干。望着瘦弱的母亲那种吃力的样子，我又不得不去帮忙。
母亲让我想不通的事还有很多，比如一到假期只有我们母子吃饭时，母亲就从不进学校的厨房，就在天井旁边的过道上用煤火炉做饭。不但煤自己买，而且生煤火的柴也要到后山去捡，其实厨房里的干柴成捆成捆地堆着。更伤脑筋的是我们辛辛苦苦扯草施肥，可母亲连瓜菜也不肯多弄点吃，宁愿晒成干莱交给食堂。我怪母亲太呆板，反正菜长在土里又没个准数，多吃点谁会知道？母亲却说凡事不应该去管别人怎么看，只要自己问心无愧就行。
母亲在学校兼任学校总务。她每天至少四节课，还当班主任，要象幼儿园阿姨那样时时跟着孩子转，再加上总务的繁琐事，整天都忙得连轴转。可母亲不但从来不说一个累字，倒还要找出些给自己添累添麻烦的事来做。比如要求各个班的值日生把所有字纸篓里的废纸都集中到一处，定期和废报纸一起卖掉，卖的钱又设立专帐登记。母亲还买来钉子和锤子，星期天到每个教室检查，发现课桌椅出了小毛病就自己动手修。她还找来一些小竹杆，将一端挖成铅笔一样大，做成什么“铅笔套”发给班上的学生，让大家不再随意把铅笔头扔掉。
学校办公用品都是母亲管的，可我想要个作业本她都不肯，硬要我自己到李镇去买，而且式样要与学校发的不雷同。那时候我吵得最多的是点灯。学校老师晚上办公每人点一盏带玻璃罩的高脚煤油灯。灯里有一个半圆形的顶端开一条窄口的铁马口扣在扁平的布灯芯上。灯芯拧在马口下，点着后就会从马口射出一片扇形的白色火焰，亮度至少有三支光。而灯芯拧出马口，则只会燃起底端与灯芯一样宽的尖尖的红色火苗，亮度不到一支光，但至少能省一半油，这种点法叫“点吊灯芯”。而全校就母亲一个人点这种讨厌的吊灯芯。她说自己管煤油，晚上睡得晚，不点吊灯芯，用油就会比别人多。母亲也确实是全校熄灯最迟的，因为她办完公还要缝缝补补，做鞋做袜。母亲四十岁就戴老花镜，摧残她视力的除了熬夜之外，这种可恶的吊灯芯肯定也是帮凶。
搞大跃进的时候，农村教师成了政治宣传的主力。其中最艰巨的任务就是把一条条政治口号写到墙壁上、写到田埂上、甚至写到屋顶上。学校一放学，母亲就要提着石灰桶出去写。她身材瘦小，搬不动梯子更上不了屋顶，便专门写田埂标语。秋末冬初，裤腿挽起好高，站在冰冷的泥水中用笋壳扎成的“笔”醺着石灰水在铲光了的田埂上写。母亲那些日子总要到天黑才高一脚低一脚地提着石灰桶回来。好多次脚都被瓦砾杂刺划破，洗脚水被鲜血和泥水染成酱油一般。
但令人不解的是，“三面红旗万岁”和“超英赶美”等标语还好端端地留在墙上，可又过起了苦日子。学校老师每天晚上竟然要值班守菜，不然就会被人偷去充饥。母亲受到照顾，都是安排在上半夜值班，但上半夜也常常有“敌情”。在一个风雨之夜，我和老师们被母亲的喊声惊醒，待大家跑近菜园时，母亲已亮着手电踉踉跄跄回来了，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大家菜没被偷走一根。后来母亲悄悄告诉我，她刚发现一个黑影出现在南瓜棚下便拔腿去追，一直追出了百多米。那黑影放慢脚步对母亲说：“傅老师，听出您的声音后我什么也没偷，您别追了，回去路上小心。”我问母亲听出是谁了没有，母亲说是个学生家长，她还叮嘱我千万不能把这些说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