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 母 亲（5）

                   笃

　　母亲安葬在县城十一万伏变电站旁的山丘上，那里昼夜通明。母亲的墓很普通，但墓碑上的称谓与周围的墓主人不一样，不是“显妣”、“孺人”之类，而是在母亲姓名后面写上了“老师”二字。镌刻墓碑时不少人反对这样写，但我却坚持了这种写法，因为再没有谁比我更清楚母亲是怎样热爱和忠于老师这个职业、并为之付出了多少。

　　母亲前前后后从教二十多年，都是教小学，而且都是教一年级。更确切说地说，就是对二十多批流着鼻涕的农村孩子进行了启蒙教育，把他们引上了求知之路，领进了知识的殿堂。

　　小学一年级所教的无非就是b、p、m、f，横、竖、撇、捺和二十以内的加、减、乘、除而已。然而，这些年复一年都在与之打交道的最简单浅显的教材，在母亲眼里却似乎永远是深奥的、新鲜的，要不然，我真不知道她为什么总是堂堂课都要认真准备，认真编写教案，甚至连板书也要认真设计。而且还要剪剪贴贴、写写画画，做出那么多的演示图片和拼写模板。

　　不过，母亲的付出所获得的回报还是格外明显的。我也是在母亲手上读的一年级，她每堂课都只讲大约一半时间，其余时间都是带领同学们动嘴动手，或者做一些紧扣教学内容的游戏，让我们新知学得快，旧知记得牢，而且课堂生动活泼，同学们兴趣盎然。

　　母亲向学生布置作业很少，但批改却特别认真。最有意思的是，她从不吝啬时间给学生的作业打圈。哪怕只有一个字当中的一笔一划写得好，母亲都会在那些笔划上画上一个小小的红红的圆圈圈。要是整个字写得规范，那个字就会被一个圆溜溜的大红圈围住。我上一年级的时候，同学们就最喜欢相互比赛，看谁的作业本上红圈更多更大。今天比输了的肯定会争取明天赢回来。母亲还喜欢给同学们的造句和写话作修改、打评语，而且每个字都笔划规范，常常被同学们当作字帖去临摹。

　　母亲还喜欢做家访，我小时候总爱“跟脚”，曾经多次象特务盯梢一样尾随其后，到了目的地再冷不防地从母我亲身后冒出来，虽然母亲很不高兴，但家长们都真心实意地欢迎我。从来没听见母亲向家长告过学生的状。哪怕是再淘气的学生，母亲都会把他拉在身边，摸着他的头或者拍拍他的肩，在家长面前夸奖他的可取之处。有时候家长知道自己的孩子犯了错、有毛病，反过来向老师告状，母亲也会坚持自己鼓励为主的一贯原则，呵护学生的自尊心，启发学生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激发学生自我纠正。所以母亲每做一次家访，都会有学生把第二天当作自己追求进步的新起点。

　　说来也奇怪，母亲无论在哪里都从不训斥学生，而孩子们就是服她。有些学前儿童很淘气，惹得家长束手无策，旁人就会安慰家长说：“细伢子调皮点不要紧，以后到傅老师手里就会规规矩矩上正路”。

　　母亲还爱做一些不做也没人怪罪的事，给她自己、甚至还给我添了不少麻烦。比如她每天都要抽查孩子们的手脸是否干净，发现脏的就要带到我们屋里来洗干净。冷天下雨，有些孩子打赤脚上学，母亲就交代他们带鞋到学校来，用温热水给他们洗脚，然后将鞋子给他们穿上。

　　母亲要求我平时注意收集可以包书的纸张，每到开学就叫我和她一道为那些小同学的新书包上书皮。到我读三四年级以后，还常常要帮着母亲去辅导个别孩子做作业。要是有两个以上的学生生病缺课，母亲偶尔也会把近距离学生的补课任务交给我去完成。那时候虽然我嘴里说麻烦，其实心里觉得能象母亲一样上门去当老师，还真是暗暗感到庆幸和荣耀。

小时候我最盼望过新学期开学的那段日子，因为母亲的班上总会有些学生交不起学费，由家长拿点蛋、拿点莱来找老师。母亲都会答应他们的要求，从少得可怜的工资中挖出钱来去为学生交学费。当我津津有味地吃那些鸡蛋和干豆角、干辣椒时，母亲则在盘算着怎样去一省再省，来弥被这些计划外支出给全家人的养命费所造成的缺口。

　　今年清明节为母亲扫墓后，我特地去了一趟李镇，找到了十多位都已成为爷爷奶奶辈的校友，大家都是在母亲的讲台前启蒙的，我把他们邀在一家餐馆共进午餐。敬酒时，我特别提到感谢他们在文革年代暗中对我母亲给予的关照和保护。不料他们却反过来轮番向我敬酒，以表示对我母亲的敬意和感激。其中一位退休干部说，要不是我母亲资助路费和粮票，他当年就不可能去县城考上初中。一位年过花甲的奶奶回忆起了母亲当年为她补裤子的情节，说她那时候做劈腿，把裤裆撕开了，羞得直哭。还有一位在母亲手上启蒙，后来又与母亲同事的退休教师说了一个让大家捧腹的故事。他说：那是文革刚开始的一九六六年上学期，我母亲上了一堂全公社低年级教师参与听课的语文公开课。那时候上级要求课堂教学必须突出政治，而我母亲却依旧是围绕着汉字的形、声、义和听、读、写讲得有声有色，把突出政治这件大事给忘记了。当学校教导主任用一张白纸写上“政治”二字提醒她时，四十五分钟只剩下一分钟了。猛然警醒的母亲便说：“同学们，这堂课马上要结束了，请大家起立，齐声欢呼毛主席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