魁戈
在农村许多的知青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与歧视。以前我所说过的“邹桶子”年仅13岁，还是一个懵懂的儿童。可当时街道为了完成下放指标竟也下放了。我有一个同学叫刘鸿斌，他患有佝偻病，鸡心龟背，身高不足1、3米，他也难逃下放的厄运。还有我们大队的刘均辉，眼睛眯成一条线，看不见东西，还有我前所说的“闻瞎子”他只有一只眼，当地人戏称“独眼鬼”我还听说新宅大队下了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象这些残疾的人都难逃下放的命运。由于他们的这种情况，当地农人并不欢迎。我队上的毛会计曾对我说；“魁、你们知青来了，要分我们的粮食，分我们的工分。，队上的田土又只有这麽多，你们又做不了事，你们的到来只是给我们带来负担”。正是如此，当地人称我们为“鸡屎青年”。
我们愿意下放吗？我们实在是身不由己啊！
邹捅子由于年龄幼小，根本难以承受繁重的农活。由于没什麽工分，工作组与生产队每月一次的开仓放粮没有他的份。当我知到这个情况后去他队上理论，结果被他们队上的农人用扁担、竹杆、牛绳等物打得半死，几度晕死过去。最后还被绑在词堂的石拄上示众达二十八小时之久，这期间还不许吃饭、喝水。而随后赶来声援我的知青黄元重、高天焙也被捆绑吊打，由于无人权可言，我们的人权就这样被贱踏与漠视。
一同来大队的女知青，都是一些妙龄少女。其中有许多面容娇好的，刚开始来到队上时，天真无邪的她们还经常唱歌、跳舞。但随着繁重劳动与温饱问题使她们再也笑不起来了。每到晚上她们的房内便传出一阵阵撕心裂肺的、揪心的号哭声，她们个个哭得象泪人儿一样……
不仅如此，等待她 们的厄运还在后头。当地的许多农人由于贫困而讨不起老婆，看到从省城来的女知青，许多人就打起了主意。不谙世事的少女为了借用农具、或是讨要一点坛子菜什麽的，结果往往被诱奸或是被强奸。失去宝贵贞操的女知青也不知多少？还有更令人发指的事情，1965年的夏天：我们大队的女知青某某（在这里我不便指名）为了去临近大队拿回她母亲带给她的包裹，在回家的路上竟被九个农人强暴。（其中有六十多岁的、还有十几岁的）此事后经公安机关处理，这个强奸集团的人仅仅关了一个月便全部释放了，事情也就不了了之。这样的事情在当时只是冰山一角，这些事虽然已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但我们的这些知青姐妹们心灵上的伤害永远也难以痊愈，她们一直生活在阴影之中……
男知青的日子也不好过，由于处处受到伎视，稍不小心就会被当地农人一顿暴打。我们大队的小胖子、黄元重、高天焙等人都被不同程度地打过。记得有一年修桃川大桥时，一个叫甘世平的知青与人发生口角，被人一拳打倒在地。几近晕死过去，这样的事情真是枚不胜举……
由于我的“叛逆”心理，不安心在农村的改造，又经常为知青们两肋插刀，打抱不平。大队曾经召开批斗大会，将我、黄元重、高天焙五花大绑，押上村上的戏台。由二个“知青贵族”振臂高呼：“要打倒我们！”。事隔多年后我遇见他们谈及往事，他们面带愧色，连呼是过去不懂事，要我原谅他们，他们当年那麽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由于我在长沙的街道工厂和社队企业打工，街道办事处曾以：倒流城市、不安心在农村改造、开办地下黑工厂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召开批斗我的大会。当时与会者没有几人，不多久便草草收场，将我送往收容所……
在农村穷途潦倒的日子里，每天饥肠辘辘，严重的营养不良使知青们个个面黄肌瘦。他们早已没有了青春的气息和朝气蓬勃。我们白天饿得头晕脑胀，晚上饿得久久难以入睡。记得有一次队上一个地富子弟要我去他家吃饭，我没有顾及所谓的阶级立场去了他家，一顿饭竟吃了二斤米和六只鸡蛋。事后工作组批评我没站稳立场……
最难望的是有一年的中秋节，身无分文的我去山中的水塘捉了几条鲶鱼、又去山涧中捉了几只山青蛙。好友黄元重由于有理发手艺，有时也能弄得几个子儿。那天他去镇上买回一斤肉，二斤酒。我俩在中秋的夜晚举杯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们谈了许多许多，憧憬未来……然而他的晚景十分凄凉，由于贫困与疾病在去年离我而去，但愿他的灵魂得到安息。
饥饿的我们也经常去“偷”些石灰毒杀水沟里的小鱼，由于没有油，只好用火烤着吃。这样也算是补充了一点营养。这些事虽经四十多年，至今仍历历在目，真是往事不堪回首……
知青们的生活如此，如果得了病，更是雪上加霜。我有一次得病，全身浮肿，又无钱看病，全靠干妈为我治病。如果没她老人家，我是早已是客死异乡了。我们大队的汤保华有一次患眼疾，他听人说蛇胆可以治，他捉了一条蛇吃了蛇胆。不久双眼红肿，看不见东西，后回长沙治疗，至今是“白眼”一双。
还有我们大队的女知青胡雪桂患有严重的妇科病，下身大量放血，几乎死去。我们六个男知青将她抬到十几里外的镇上医院枪救才保住一条命。后来她病退回长，街道也没安排工作。为了办理养老保险，今年往返于江永与长沙之间，由于她 的知青档案遗失，至今也办理不了，她每日都在烦脑与痛楚之中……
还有我们公社的陈五十、邹清泉等人由于患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在下放不久相继死去。给他们的家人带来心灵上永远的伤痛……知青们办理病退回城时，我也曾参与。我患有眼睛近视、肺病，每次都有医院证明。由于出身的问题每次都是将我拒之门外。
我连续办理过三次，多次的往返农村与城市，身心早已是疲惫不堪，只得死了这条心，继续我的游击临时工。一直到1978 年的知青大回城，才结束了十四年的“黑人''生涯。
记得在读书时，曾经有一篇作文叫“我的理想”，当时我是这样写的：“长大后我要当一名科学家，要为建设富强的祖国贡献我的力量……”。然而当时的政治环境，我的希翼与梦想被无情地击碎，青年时代的理想与抱负付之东流。现在我已人近黄昏，每当想起这些只是遗撼而已……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让我们牢记知青们的苦难历程，警醒世人，教育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