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老呆填家庭出身的故事，也想起了我在那年月填家庭出身的苦恼、困惑、提心吊胆、无可奈何等一系列复杂的心情，以至于后来看见表就紧张。
      记得读小学的时候就填过一次表，那时祖父还在，告诉我家庭出身填小手工业者，因为解放前他是个锡匠，做一些酒壶、酒杯、火锅什么的卖，带了我二叔和一个叫建中的徒弟。
      初三的时候开始贯彻阶级路线，看到同学们都是填父亲的成份，我父母亲解放前都是小学教师，就填了个教员，班上大多数同学都是教职员子弟。有一次贺龙体育场开全运会，学校规定只有工农子弟才能去看，这个时候就感到家庭出身的重要性了。
     文革初期，班上同学吃忆苦餐，突然一些人情绪激动起来，高呼工农子弟站起来，“红五类”站到了课桌上，“黑五类”都滚了下去。我们这些人不敢站在桌子上，又不甘心站地下，只好站在椅子上，如是形成了所谓的“黄五类”。
     文化大革命中，祖父的徒弟给我父亲和3个叔叔的单位写了信，说我祖父是工商业兼地主剥削了他。从此我们一家人走上了一条凄惨的路。那个叫建中的徒弟是邮电系统革委会的头，据说后来死在监狱里。
      我在农村吃苦耐劳是有名的，每次招工都被推荐了，可每次填家庭出身我就害怕，有一次经过思想斗争填了工商业兼地主，最后还是用退色灵改成了教员，可是再改也没有用，政审是要查祖宗三代。73年我被招进了中南矿冶学院，可说来令人心寒，我是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招进来的。当然比起那些没有上来的，我算幸运的了。
     我们大队的许多女知青填家庭出身时不是革军就是革干，有一次大队朱支书问我，你们这些女伢怎么回事，一政审不是资本家就是地主。有什么办法呢，要查祖宗三代啊！再查下去，说不定查出个皇帝来。
      有个老同学父亲是右派，回城后找了个对象，他对我说找了个屁股上有“把把”的，谁也别埋怨。真令人哭笑不得。
      文革后父亲恢复了职务，因校长是黄克城当然按离休干部待遇，我可以名正言顺填革命干部了，遗憾的是在后来填的无数表格里再也找不到家庭出身这一栏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