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在故乡这块热土上
官庄水库
1972年秋收后，我又随民工上了官庄水库，水库位于醴陵官庄，是浏、醴跨县工程。1958年开始动工，先由醴陵县主持兴建，设计坝高
我是在这里出生的，这里是我的故乡。据我母亲告诉我，这里曾有一座程家祠堂和一座朱家祠堂，程家祠堂便是程潜的家，我外祖父便是程潜的侄女婿，一直跟随着程潜将军南征北战。母亲在南宫祠小学教书，我出生时就在南宫祠。我祖母是位重男轻女的老人，我出生之前，祖母便说，如果生下的是一个男伢，便要打开祠堂门放铳放炮庆贺。我生下后祖母自是极为喜爱，常抱着我在外面晒太阳，她认为男伢多晒太阳能身体健康，我一身遂晒得黝黑。由于黑，一家人便唤我作“黑伢子”。外祖父便把“黑”字改为“赫”，又给我取个乳名“怒安”。外祖父说：“王赫斯怒，一怒安天下。”他是一位军人，戎马一生，自然是盼我将来能有出息，或许是也盼我能像他一样，当一名驰骋沙场的军人。我记得这里曾有一条小街，瘦瘦的曲曲又弯弯，石子路面，两旁有十数家房屋矮小的店铺。解放前夕，兵荒马乱，祖父祖母均已去世，我父亲不在家，母亲也没有了工作，妹妹惠萍只有二岁多，母亲就带着我和惠萍极艰辛地过日子。廉舅从省城赶来醴陵乡下看我们，他见我们这么困难，便天天挑一担蔑皮篓去小街上做鱼生意，我常跟了他去。廉舅把蔑皮篓放在街边上，两个篓子里装着一些淡干鱼和盐鱼，他便坐在街沿上一边吆喝一边等着顾客。我蹲在一旁看街上的景致，坐不住便跑去小街上玩。生意不好做，来买鱼的人不多，早上担去，晚边，廉舅还得挑着一担悠悠晃晃的回来。但我没看见他愁苦过，脸上总是笑呵呵的。他是把愁苦全压在了心底里。
我是五岁时离开这里，随母亲到浏阳这边来的，现在我又回到这里，已多了一些世故和成熟。祠堂没有了，小街没有了，故乡在我的印象中不是繁华，不是进步，不是文明，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却意味着荒凉与落后。现在这里成了一片水域，远远望去，水库很安静地躺在那里，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走近了，水库的胜处就渐而显露出来，四围的山清晰地倒影水中，把山光天影融为晶莹的一体。看着流金的水波漾起一片纯真的情愫，我真想能与这片土地长相厮守了。
情感的漩涡中该怎样树立一杆理性的旗子？有人一生向往繁华向往辉煌，而有人偏偏喜欢了解乡村，了解苦难的大多数。没有人刻意地去追求苦难，惟苦难的人生才显得更沉。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块最沉的东西，无法释怀，或许在我的心里，故乡的份量更沉更重。
“故乡”，应该是这个世间听起来最令人九曲回肠的词。
第一天来到这里，我便在堤坝上站了许久，让自己的思想长久地放飞在这青山绿水之间。
一个“右派分子”的文稿
在工地，我被浏阳县工程指挥部抽调到指挥部里编印《工地民兵报》，采访、编写、刻印全是我一个人，工作的确是够紧张辛苦的。指挥长是位姓章的中年人，胖胖的，一副很富态的样子。有着富态样子的人一般脸上都有着一种慈祥的微笑，而他却是一脸严肃，不苟言笑。也许是对待我就分外严肃而对待他人却又有所不同罢。
民兵报是三天一期，因此我每天都要下连队去采访，要看阅各连队通讯员写来的各种稿件。一日，指挥部里一位领导交给我一叠厚厚的文稿对我说：“你给看看，这是人家写的一个电影剧本。”
我顿而感到十分惊讶，在这么个穷乡僻壤，在这么个文学百花凋零的年代，怎么还会有人写电影剧本呢？我遂问：“这是谁写的？”
“一个大右派。”
大右派？我又疑惑不解了，右派分子就是反革命，早已列入黑五类分子之列，属于专政对象，居然还要搞电影创作，不知是哪根神经出了毛病，还是太傻笨得可爱了呢？
我接过那厚厚一叠稿子，双眼顿而一亮，文稿上赫然写着作者“宋梧刚”三个有些遒劲的字。宋梧刚是我很敬重的老师，比我大了十岁，是浏阳葛家乡人，是位很有才气的作家，曾经当任过《新湖南报》文教部副主任、《新苗》文学月刊的主编，1956年还光荣出席了全国青年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他的散文、诗歌写得极好，深得许多年轻人的喜爱，就因为出版了两本诗集《为幸福而歌》与《春到苗家》,被定为文艺白旗划为右派,而被遣送回原籍。深陷逆境的他居然仍这么深深地痴迷于文学,这大概便是一名真正的作家的脊梁,在任何时候都不想毁了自己的真性情,不想让守望的灵魂被扭曲和吞噬,不想对这块自己用理想垒砌的虽已是千疮百孔的阵地作出任何退却哪怕是退守的姿势吧。
我怀着一颗尊敬和感动的心,晚上一个人在工棚里细细地捧读着他的这部文稿。老实说，这部作品写得不很顺畅，读起来感到很累。谁都知道，一部好作品，实际上是作家对生活对社会的真实体验，而在当时那个年代，只能依照“三突出”这个模式，只能依照“阶级斗争”这个框架，许多真正刻骨铭心的真情真性，只能被淡化和嘲弄，酿造的人世间的许多真正的悲剧或喜剧只能被漠视和遗忘。这是时代的悲哀，也是作家的悲哀。
我知道，我们的人民经历了也正在经历一场持久的、旷古未有的特殊战争：中国人和中国人在精神上互相杀伐的战争。它将长久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心路历程。当一个古老的民族在文明交汇的转折点上需要细致耐心的引导时，鼓吹仇恨和传播猜忌，只能使民族坠入更加苦难的深渊。在这么一个荒诞而又专制的年代，是不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品的，也许将来会，但绝不会是在这么一个年代。
夜色浓暗，田里和山里除了青蛙的合唱和雀子的啼叫，听不到别的声息。天上的星星，眨着眼睛，带着清冷的微光，在窥察着这个人世间吧。夜的山野是这么宁静和安祥，只有泄洪闸那里的流水声引起人的一些遐思。
我就这样一边看着一边想着，直到夜色如同一片淡紫色的花瓣，慢慢消融于一片白色的微光之中，东天上显出一片银红。
第二天，我把这个剧本交给这位领导，这位领导问：“看完了？写得怎样？”
“看过了，”我说，“我提不出意见，因为我实在不懂电影。”
“你给他写几句话退给他吧。”领导又说。
我有些为难，忙说：“意见应该还是由领导写吧。我们这个民兵报也用不了这么长的稿子。”
领导没有说什么，拿过稿子走了，应该是退还给宋老师去了吧。我惶恐地抹去一头汗水，不禁长吁了一口气。
无法给弟弟解说清楚
我有个弟弟叫朱力，比我小四岁，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没有工作的母亲实在无力养活我们三兄妹，他还只有几个月的时候，便过继给了一户姓邱的农家。现在这里成了水库，他一家便迁搬去了一个叫五石窑前徐家冲的地方。
趁着一个休假日，我便去看望弟弟。五石窑前离官庄水库有十多里路远，五石窑前到徐家冲又有五六里路，我问了好些人，好不容易才找着了弟弟家。
弟弟家是几间土筑泥墙房，虽是瓦房，却显得破旧，墙上有好些被雨水冲刷的裂缝。门前有一个坪院，周围种了几株桃树，屋后是一座竹山。
他已有三个孩子，一男二女，最小的一个女儿还睡在摇窝里。我去的时候，弟弟正坐在坪院里晒太阳。冬日的太阳很温暖，阳光从树叶间筛落，在院子里撒下无数的碎金。每个角落都有着静悄悄的声音，是风吹动树叶在响，是虫子在草丛里爬动，是几只小雀子在竹枝上跳跃、扑腾。
弟弟与我长得很相似，我一下就认出了是弟弟。兄弟相见，自是一时感慨万千，似有说不完的话。
在弟弟家吃的中饭，搞了好几个菜，都是他自家园子里的菜，还搞了一碗他们平日都舍不得吃的腊肉，肉切得很大一块。弟弟他们一家爱吃辣椒，菜里全是红通通的一片。弟弟一个劲地往我碗里夹菜，一个碗都堆起来盛不下了。我忙说：“别，别，我自己来。”
弟弟却说：“哥，你只管多吃点。”
吃饭桌上，弟弟有些抱怨：“我爹娘也是，怎么就容不下我一个人，硬要把我送给别人呢？”
我说：“你快别怪爹娘，当时要那样做，也是迫不得已，是为了全家人活命嘛！”
弟弟就不作声，眼里却滚动着莹莹的泪花。
我又说：“你还算好，属贫下中农子弟，可我们却要背着个地主成份，一辈子也莫想抬得起头了。”
弟弟吃了一惊，忙说：“怎么是地主成份，我去公社问清楚了，土改时给我们家定的成份是小土地出租。”
这事我知道，跃龙公社文教办已派了一位叫汪更生的老师来官庄公社调查，这位汪老师后来还提为公社的副主任。他调查到当时我家的成份，确实是定为小土地出租。我祖父解放前是位法官，积了点钱就置了些田产，自己又不能耕作，就租给了附近的村民，可祖父祖母在解放前两年就都已去世，我父亲与伯父、叔父都一直在外面工作，谁也没有管理过田租，因此当时的政府就给划了个小土地出租。但是跃龙公社的一个叫杨瑞华的主任，是当年我父亲的学生，而且是我父亲最喜欢的学生，他硬说：“他家的情况我知道，地主是肯定的，绝不能翻案，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我们可是有口难言，有冤无处诉啊！其实，官庄离跃龙才不过三四十里路远，情况的真实与否是完全可以搞清楚的。毛泽东早在1930年5月就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在1937年7月又写出了著名的理论著作《实践论》，号召全党要注重实际，并开宗明义地指出：“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可在那个年代，竟然有许多人一边高喊着“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公然违背毛主席的教导，而是倚仗权力凭着主观臆断，这才造就了无数个冤假错案，给我们的人民，给我们的党和国家，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我们的公民权利，就这样被无知和专横在悄无声息中剥夺。
我无法给弟弟解说清楚。
当我从弟弟家走出时，两汪热乎乎的东西，遂汹涌地从眼中溢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