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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五岁下放到沅江的时候，全部的家当只有一口箱子，里面是我自己打点的行李：一床盖被，几件衣服，再就是小刀啦、弹弓啦、陀螺啦等一些自制的玩具。说是知识青年，其实更像一个流浪儿。事实上也只是小学断断续续的读了，中学上了几天课，加上文革中“停棵闹革命”所打的折扣，实际的文化水平大概只有小学三、四年级了。
到了农村，每天除了出工，便无所事事。精力过剩，也没感到什么空虚，只是时间有多，就到处闲逛。在邻近的一个知青点，我结识了一位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的姐姐。
她大我四岁，正规的高中毕业生，出生知识分子家庭，也是所谓的“黑五类”子弟。我的懵懂无知很快就引起了她的注意。有一天，她把我叫到她的屋里，要我写封家信给她看。这可难住了我。我虽然上了几年学，但似乎就没有正经写过一篇作文。我写得一头大汗，才憋出个我自己都看不下去的“文章”。她看后没说什么就让我走了。第二天，她找到我，与我谈话，了解了我的家庭和境遇。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看着我的眼睛说：“你做我的弟弟，好么？”对于当时家庭破败，身世飘零的我来说，这句话就像寒冬中的一缕阳光。我想都没想，就说：“好，姐姐。”还向她行了个礼。她笑了笑，从挎包里拿出一本书放在我的手上。“弟弟”她很认真的说：“你不能就这样下去，太可惜了。”我一边听她说话，一边看这本书的封面：在一个硝烟和烈火的背景中，一个瘦削的青年在振臂呼喊，好象又在行进中，他戴着那种我当时觉得很奇怪的尖顶的帽子，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战斗在苦寒之地的苏联红军战士的军帽。这个青年便是我通过书籍结识的第一个英雄——保尔·柯察金。
就这样，姐姐将我带进了看书的生活。起初，有许多字我都不认识，许多生僻的词我也不懂意思，许多深奥的句子我看不透。姐姐便开始辅导我。给我讲解书中故事的背景，告诉我一些与书中内容相关的东西，告诉我查字典，帮助我把字写好。这位姐姐在我眼里是最称职的老师，她教我的知识都非常乐意接受。她又像个书库，能源源不断地满足我阅读的渴望。我的日子好象重新开始了，一些高尚的人物走进了我的心灵。我浮躁的喜欢讲狠斗勇的个性也变得收敛一些，含蓄一些。我为爱德蒙·邓蒂斯的蒙冤下狱而愤慨、不平；更为基督山伯爵复仇的周密和到位扼腕叫绝。我对斯巴达克斯替他的战友克利可刹斯举行的葬礼佩服得五体投地；也被他对范莱丽雅火热而执着的爱情深深感动。我佩服牛虻的坚毅，我欣赏少剑波的才情，惋惜书中那些义薄云天的英雄走向末路，也遗憾于那些断肠心碎的儿女情长。特别是书中的爱国的，民族的那种七壮山河的气概常常让我热血沸腾，我总不自觉地把自己融进书里去，这样一来，现实的苦楚和不快有时便离我远了许多。
书成了我离不开的精神食粮，我的所有空闲的时间都用在了这上面，。甚至夜间，我都打着手电筒在蚊帐里看书。我一生中所读的文学书籍，大部分都在这个时期。
姐姐并没有放手让我随性去读书，而是不断的指导我。对每本书她都作了阅读要求，不许我囫囵吞枣地读，至今我读书都非常仔细，这都得益于她的教诲。每读完一本书，她都要我谈心得，我的口头表达能力在这一时期提高不少。后来她让我再写一封家书回去，果然得到了父亲的赞许。
后来我虽然没有成为文人，但这段读书的日子让我获益匪浅，也终生难忘。
这位姐姐是我一生最值得称之为良师益友的人，她的名字叫做：杨碧霞。她现在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愿她看到我写下的这些不能称为文章的文字。[/fa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