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30年】非常年代的非常高考

1977年的高考报名点，时常能看到大龄考生拖儿带女来报名

1977年上海高考准考证

灿烂六月，高考与“非典”同行

　　从中断到恢复，由恢复到变革，数十年间，高考已然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一年一度的“平常事”。

　　然而，数十年间，高考又在一些不同寻常的年份留下了不同寻常的足迹。

　　在恢复高考30年之际，我们寻找到4位在各自的“非常年代”经历了“非常高考”的考生，听他们讲述自己的高考故事。

　　他们生于不同的年代，他们经历着迥然不同的人生，而采访时，当他们回忆起那段与高考有关的青春岁月，眼里都绽放着一样的光芒。

　　这些个体的经历，这些闪烁着不寻常光芒的记忆，相互承接，彼此应和，完成一种折射高考变化的意义。

　　41年前的1966年，作为上海市市东中学高三年级一位品学兼优、兴趣爱好广泛的学生，19岁的曹振发对大学有着高傲的设想。在他眼里，高考只是一个过程，上大学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也就是在那年6月的一个早上，高考被取消的消息让这件自然而然的事情突然被中断了。

　　曹振发，生于1947年。如今，坐在记者对面的他，已是耳顺之年，在一家国际贸易公司任高级工程师。

　　回忆起命运被折转的1966年，这位“66届”的高中生显得十分平和。

　　他说，市东中学“65届”的高考升学率是86%，而学生近视率也刚好是86%。这么高的升学率意味着只要学习成绩在班里还过得去，就能上大学。

　　曹振发小学毕业进了这所中学，念初中时就时常听年长的师兄师姐们探讨自己的理想，一些已经进入高校的学长还会给母校寄来照片、信件，鼓励学弟学妹们努力学习。上重点大学或军事学院是曹振发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学们在1966年之前的梦想，那年5月，连高考的志愿书都已经填完交了上去，可是，梦想没了下文。

　　尽管对突如其来的这一切有着许多困惑不解，然而，这批即将毕业的高三学生，还是被狂热的激情裹挟着，投入到对革命的追求中，奋力燃烧着自己的青春。

　　“我们并不死读书，也关心国家的发展、社会的变革，所以对高考的取消，多少有一些心理准备。”可是，曹振发怎么也不会想到，等他终于走进高考考场，已是11年之后了。

　　接下去的2年间，他在棉纺厂当起了“三班倒”的工人。1968年，随着“四个面向”要求的下发，“老三届”们又面临了新的人生抉择。本着一腔报国热情，曹振发带头选择去离家最远的黑龙江建设兵团，登上了装满“知青”、由上海驶向黑龙江的第一列火车。激情澎湃地去了，他依然没有想到，在冰天雪地的黑龙江一呆就是整整10年。

　　因为文化水平高、能力强，曹振发在生产建设兵团很快就干到了团参谋，可是后来却因为炮打张春桥的所谓“政治问题”被免了职。1971年，工农兵大学生招考开始，曹振发却因为年龄超过限制而被拒之门外。无奈之下，他只得在当地一所中学里当起了高三语文老师。

　　直到1977年，曙光再次出现。

　　“知青”开始大批返城，曹振发也想方设法回到了上海。2个月后，他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已经录取了，可是体检的时候说我是刚刚‘病退’，不合格。”这是他第三次被挡在了大学门外。好在，磨难给了他阅历，也给了他求知的欲望和能力。紧接着而来的1978年高考前，邻居的一句“就6角钱报名费，还不再去试试”又把他推向了高考。这一次，他如愿被上海海运大学港机专业录取了，“原来一心想学历史、学哲学，后来想通了，当工程师！”

　　可以说，曹振发是命运坎坷的幸运儿，因为1978年以后，大龄考生就不能再参加高考了，他幸运地抓住了命运交给他的最后一次机会。

　　1979年春节以后，当32岁的曹振发走进大学时，历史仿佛重新回到了起点，只是延宕了整整12年。那年学校教师不够，这些“高三”的老大哥们当起了班长，并义务承担起班主任的一些工作。

　　曹振发在中学期间一直是学俄语的，32岁又从头学英语，而日后就靠着这门外语谋生，“我们这代人是为责任感而读书，所以那么多年来，从未放弃过我们的追求。”回忆着与高考的错失与重逢，曹振发的执著令人感佩。

　　1982年毕业，他被分配至上海市机电局进出口公司，此后经历了数不清的重大先进技术引进项目，见证了上海工业在上世纪80年代借助外智而迎来的突飞猛进。

　　他们被称为“一生而立两世”的人。一世是迷乱与缺失，一世是发奋与明智。当历史的机遇来到时，这群人注定是承上启下、堪当时代重任的一代。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打断了他们近在咫尺的大学梦想；11年后，恢复高考的喜讯让他们中一些人的大学梦再次复苏。得失之间，人生的悲喜、共和国的命运起伏，交叠在一起。

　　1966年：与高考失之交臂

　　1977年，于历史低谷中断了层的高考制度，在激烈的讨论和申辩后得以恢复。11年积压，使得1977年的高考成为新中国教育史上竞争最激烈的一届。570万人报考，录取比例仅为29：1。也因此，“77级”成为一个无尚光荣的称号，日后，这一代大学生也成为改革开放后建设国家的中流砥柱。

　　1977年：高考再开张

　　时至今日，复旦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陈思和回忆起自己亲历的1977年高考，依然感慨万千。转折———这是他在采访中最频繁使用的词。的确，30年前的那一次高考，是无数青年个人命运的转折，是年轻的共和国命运的转折。

　　1977年，中止了11年的高考重新开考，陈思和成为全国570万考生中的一员，在隆冬时节走进了恢复高考后第一考的考场。“文革”对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使国家一时竟拿不出足够的纸张来印考卷，最后中共中央果断决定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赶印试卷。因为考生多，考场不足，上海的高考考场里甚至出现了两名考生合用一张课桌的情形。

　　那一年，生于1954年的陈思和已是24岁，而1966年，当高考制度被突然废除的那个6月，他还在念小学六年级。那时候，小小的他有着自己的烦恼———考不上中学只有两条路：要么去崇明岛或新疆建设兵团，要么寄生于社会饱受别人歧视的眼光。

　　谁知，高考就这么取消了，曾经让陈思和烦恼的中考自然也就取消了。他和同学们兴高采烈地庆祝，写着文章高呼“砸烂精神枷锁”。

　　天真的孩子们快活地过了一年不用读书、不用工作的日子，之后，陈思和被就近分配进一所中学。可是，在那样的年代，学校几乎不怎么上课，教学质量的低下可想而知。陈思和真正尝到了没有书念的滋味。

　　初中毕业后，由于种种原因，陈思和没有被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大潮带走，留在了上海。那几年，他在卢湾区图书馆“打杂”，成为没有工资的“编外人员”。

　　当“编外”的那几年，虽然没有收入，陈思和却因此有了与书本朝夕相处的机会。实际上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他，以惊人的毅力自学起高中数理化知识。“当时觅到一套《高中数理化自学丛书》，共17本，编得非常好！”他就捧着这套书，把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三角函数全“啃”完了，物理自学了电学和力学，化学读到了方程式。

　　“批林批孔”时期，卢湾区图书馆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和“工人书评队”四处宣讲，他到处跟去听；馆里博学的老先生们聚在一起编写《刘禹锡传》，他也凑进去看，跟着一块儿编写；为了办好宣讲，图书馆请来复旦大学的名教授辅导，教大家写书评，他听得如痴如醉。古文根底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打下。

　　这样的自学漫无目的，又仿佛在准备着什么，直到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一切的努力终于有了意义。“当时我毫不犹豫地报名了，我喜欢读书！”陈思和参加高考的理由如此简单。

　　复习应考的过程，大概只有“狂热”两个字可以形容。那几个月，陈思和把自己关在家里，没日没夜地看书，摆出了拼命的架势。历史，从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一路下来，他自己制作了一张年代表，分门别类；语文，把高中课文一篇篇读，一段段背，一点点琢磨；复习外语的时候，一本《英语自学手册》被翻烂了……

　　在陈思和的印象中，那年的考题并不难。在数学考试前一天，他随手翻看了解析几何中的“椭圆”章节，没想到第二天真的考了一道大题，可把他给乐坏了。

　　那一年的考场上，考生的年龄从十五六岁到三十几岁，跨度之大，前所未有。同陈思和隔着一个走道的考生就是“老三届”的老大哥，当时他紧张得手脚直颤抖，一个小时过去了卷子上仍然一片空白。监考老师特地走到他身边，拍拍他的肩膀让他放松，“好歹写一点，写的话多少能有点分数。”

　　那年的高考体检也是极有趣的，许多上山下乡的知青刚刚“病退”回城，都唯恐这次别“假戏真做”，真的被查出什么问题，“卡”在最后一关。于是，近视的人连眼镜都不敢戴，一脚深一脚浅地摸着去体检。大家还偷偷地相互“包庇”，交流着诸如怎样防止血压高的小技巧。

　　放榜那天一大早，陈思和被街坊急促的敲门声吵醒，“名单下来啦，上面有你的名字！”他如愿进入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他有了一个荣耀的称号———“77级”，他的人生也从此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这群77级的大学生一入学就业已成为精英，他们自豪地把校徽别在胸前，自豪地走在大街上，享受众人羡慕的眼光。“大龄学员”的刻苦发奋，也令当年的大学教师们深深感动———狠狠地泡图书馆、疯狂地学习知识，仿佛要把失去的青春全都讨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