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半个月与电脑病毒艰苦卓绝的搏斗，我体会最深的有两点：一是我的电脑知识之贫乏，第二就是我的外语水平实在低下，苦闷之。虽然我尽量在使用汉语版的软件，但还是经常会出来些我看不懂的外语来考我，特别在安装时，有时会接着出来一大串，让人无所适从。要说我的英语水平，任何一个单词只要拆分开来我可以认识每一个字母，但如果组合在一起，挑一担来，我也认不了几个。平时有非认不可的外语，还可借助翻译软件，现在电脑都已瘫痪几日了，虽然还拥有几本英汉字典但那字印得太小了,用放大镜还是看不清楚，这不是活活急死人吗。
要说我学习外语，从小学三年级就正式开始了，那时正是中苏友好的蜜月期，学的当然是俄语，一直学到初中毕业共学了七年，时间可算不短了。以后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三来两去的，把个多年学下的Русский язык 也 转口到哪个爪哇国去了，现在只剩下能用舌头在嘴里灵活的打哆罗，这个一点也没用处的基本功，这事我已在以前的文里提到过，这里就不再罗嗦了。
其实要论起来，我的英语启蒙比俄语还要早，听比我大的人说我在刚学会走路时就已经知道把球“派司”过去的准确含义了。小时候打乒乓找不到标准球桌，摘块门板或拼几张课桌就可开战，有时打着打着球会莫名其妙按着另一条轨迹向旁处飞去，这叫吃了一个“敦不儿”，我一直以为这是地道的杭州话，杭州话的特点就是有儿化音，这是江南独出一角的。球打到最后一分时平手了这叫“就死”，有那么点意思；领先一分叫“混”，还分不出鹿死谁手，只能先混着；结束战斗叫“土”，总有一方寿终正寝入土为安的。等长大了才知道，其实这些都是杭州话化了的英语单词。
宁夏话称接吻为“吃老虎”，又叫苏联式的吃老虎，因为那时只有在苏联电影里才能偶尔看到这种镜头。为什么要叫吃老虎，难道老虎也是可以吃的东西吗，很难理解。学了英语知道这老虎其实是love的音译。现在用的“做爱”是港台地区直译后流传到内地来的，我是老派人物，用不惯这样直露的词。我总觉得还是吃老虎译得好，一半音译一半会意。
文革武斗时，我们被困在青年队里，土围子四周有持枪的贫下中农保卫，出青年队要凭路条，我们却在里面兴起了打桥牌的高潮。扑克牌那时改名叫文娱片，J、Q、K以11、12、13代替，而且很难搞到，因此往往是打的人少看的人多。我们下乡时每三个青年发一张板桌，桌腿可以折起来的那种，可南方的杉木适应不了西北的干燥，桌子变得很不结实，打着打着就会瘫了下去，只得换个房间再接着打，那时青年队男生宿舍没几张像样的知青桌。我看过《西行漫记》，知道革命领袖们也爱打桥牌，是埃德加·斯诺将桥牌带到延安去的。而我们青年队是杭二中的一个高中男生带来的，他在校时经常与侨生玩，所以他虽然也是学俄语的却会正宗桥牌术语。经过这次桥牌运动，我的英语词汇量增加了不少，甚至连十以内所有的基数词都会用了。
Hzlzm也与我一样在井下工伤过，他躺在病床上利用一本英文版和一本汉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对照刻苦学习外语。改革开放初，煤炭部组织过一次全系统的文化考核，他的英语得了第一。现在他是一位业余研究世界语的专家。
现在我也经常想起需要活学活用、急用先学一下，据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开始学俄语时，比我现在也年轻不了几岁，但是可怕的进行性失忆症使我总也不能立竿见影初见成效，我现在连自己的电话号码也要靠打开手机查了以后才能知道。
其实年轻时我也曾学过英语，那位据说是除了英国女皇、撒切尔夫人外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英国女人，
不过也就这水平还出过一次彩：
我下岗前服务的公司与芬兰合资办了一家童装厂，有天我要去杭州办事，正好那家厂里有个芬兰专家要回国，就搭了同一辆车。那个芬兰girl在中国已呆了快一年了，会几句我们当地的chinese，陪送的人也不会英语，他们在一起时间长了，交流起来不见有什么困难。那girl要回家了，显得很兴奋，车过白云桥路边有个很大的骨灰堂，红墙黑瓦很气派，这是为了不让死人与活人抢耕地，政府鼓励盖的。她见了双手合十做拜佛状说“庙”，陪同的那位师傅连连说No，又是比划骨灰盒，又是把头往后一仰闭上眼睛装死相，忙乱了半天这老外还是不开窍。我于是想到了陵墓一词：凡学过俄语的人总学过介绍莫斯科的课文，凡有介绍莫斯科的肯定要说到红场，凡提到莫斯科红场肯定要介绍列宁的陵墓，俄语陵墓一词我还记得。我又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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