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 抢 时 节
外出做油漆并不是每天都有做的,乡下人家基本上还处于贫困线上,只有少数户子能够漆上几件家具,因此,我大部分时间还得在队上参加劳动。
在队上劳动,我最感到头疼的就是抢收抢插,都是赶季节的活,要抢时间,因此每天都是两头摸黑。要命的是腰疼,插田要弓着腰,刈禾要弓着腰,一天下来腰就像是要断了似的,而且我比别人都要慢,总是被人家甩在了后面。
还有,两条腿整天都泡在水里,头上又是烈日烤晒,尤其是人钻进稻子里,稻子密不透风,人就特别的难受,待直起腰来透透气,便觉得眼冒金星,眼前一切东西都像在打转似的。我这才真正体会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真正含义了。自此,我也就特别爱惜粮食,掉下一粒饭到桌上我也会拾起送进嘴里,每每看到有人把剩饭剩菜随意倒掉,便会感到心疼不已。
后来,我就想了个法子,专挑夹子。插秧,我就挑秧夹,一担秧湿漉漉的,少说也有八九十斤重;刈禾,我就挑禾夹,这要重些,少说一担也有百二十来斤。开始,人觉得较累,忙了几天也就惯了。
抢插时,那是得抓分夺秒,担误了一天,禾苗长势就明显要差,因此,每天都得起早工。这天,队长要求大家晚上三四点钟就要起床,要进冲里去扯秧。队长叫罗起义,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是那种浑朴率直的庄稼人,我跟着社员喊他“细叔”。
我唯恐睡过了头,便把个闹钟放在枕边。闹钟响了,我赶忙起床,也没顾上洗脸,赤着脚便往外走。天上还是繁星闪烁,没有月亮,远处的山影显得模糊,近处的房舍、果树、柴草垛子也是一片朦朦胧胧。乡村的夜,十分安谧宁静。
我赤脚踩在露水打湿的泥地上,沿着那条进冲的小径往前走去。穿过一条垅,快近山垭口时,心里遂莫明地忐忑不安起来,风在树丛里不断的飕飕杀杀的响,我便有了一种恐怖。忽然,我发现前面有一个白色的人影,我以为是赶在我前面早起的社员,便加快脚步追了上去。拐一个弯,那人影却不见了,我一身遂不禁冒出汗来。
到了秧田,田里已到了几个人,有细叔,有罗凯华、罗谷雨,还有两个妇女。我问:“在我前面你们看见有个人吗?”
“没有呀!”他们回说。
“一个穿白褂子的人。”我又说。
“没有,没有。”他们便都摇头。
也许是我眼花吧。我不敢说我看到了什么,以免人家说我在搞封建迷信。我便迅速蹲下来,和大家一块动手扯秧。
大家一边扯,一边各自说着笑话、奇闻轶事。
细叔说了个笑话。他说,从前有个酒鬼男人,有次,老婆让他送一篮子鸡蛋到岳母娘家去。男人二话没说,提着篮子就走了。路上遇到酒友张三,两人同到酒店喝酒。男人喝醉了,问张三:“你到哪去?”张三说:“去我岳母家。”男人忙说:“正好我也要去岳母家,就麻烦你替我把这一篮子鸡蛋带去。”回到家后,他老婆问他:“这么快就送完了?”“是啊,路上遇到张三,他也是到岳母娘家去的,我就托他送去了。”
说得几个人都呵呵笑了起来。
说笑中,时间似乎过得很快,不知不觉中,天上那湖水一般的蓝色就变得有些清灰,星星也稀落了;东天边上有一溜云彩,从山坳后背横伸过来,云彩的边缘上迸射出明亮的晨曦,远近的山峰、坡梁、房屋、树梢,便都显出朦胧的轮廓来。
又是一个响晴响晴的天。
参加“忆苦思甜”大会
这天,大队举办了一次“忆苦思甜”的大会。大会是在学校大礼堂里举行,礼堂上方用门板搭了一个台子,各生产队的男女社员都纷纷赶了来。礼堂不很大,会场上自然挤得水泄不通,连两旁的天井边上都挤满了人,像筑起了一道道人墙。
台下前面站着一排四类分子,全勾着头不敢看人。
“忆苦思甜”的重要意义是在于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让大家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记住过去的苦难,激发大家对阶级敌人的仇恨,从而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会上由几位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代表发言。首先上台发言的是一位清瘦的老人,个子矮小,背稍有一点驼曲,一双粗壮的大手长得像蟹钳一样有力。他说:“贫下中农同志们,我们不能忘了那万恶的旧社会啊!那时,我们给地主像头牛马那样累死累活地干,还经常没有饭吃。”
于是工作队就带头呼喊口号:“打倒地主阶级!”
台下一片声喊:“打倒地主阶级!”
“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轮到一位妇女发言,这是位40来岁的中年妇女,皮肤是棕黑色,显出长年的曝晒和风吹雨打的深度;她那双手也是粗粗大大的,是那种做惯田里活计的手。
她说的是她十几岁当时在地主家当丫头的事,她说的声泪俱下。她说她那会才13岁,而那地主已50多岁了,50多岁的老地主一日居然将她按倒在柴房里强奸了她。她说老地主身子是如何如何的胖,而她是如何如何的瘦小,说到这里,便向台下的群众发问:“贫下中农同志们,你们说说,我那么瘦瘦小小的身子,能承受得了那么肥胖的狗地主压在上面吗?”
于是,台下众人便吼:“受不了!”
她便又问:“可是,狗地主强奸了我后,还说不好过,贫下中农同志们,你们说说,他好过不好过?”
于是,众人又吼:“好过!”
我们几个知青先是一愣。当时来这大队插队落户的知青有十几个人,有长沙的、有株洲的、有浏阳的、也有本地的,平日分散在各个生产队,很难见到面,不像江永每个队都有知青点。继而,我们遂觉得这话有毛病,只想笑,可谁也不敢笑,只是互相望了一眼,拼命地用手捂住嘴。
工作队大概也觉出她不能再发言了,便把她请到一旁坐下,转脸便朝一旁站着的基干民兵一挥手:“把四类分子带上来!”
那十来个四类分子便让几个持枪的民兵押到台上,一字排开在台前站着。别队的我不认识,我只认识我们队的两个:一个叫统老倌,个子矮矮的,赤着脚,一身衣服青不青,蓝不蓝,一副乌七八糟的样子。据说他解放前也是贫苦人家出身,是过继给一家地主做崽,解放了,这家地主也死了,他自然就成了地主,平日在队上从不多言乱语。另一个叫三老倌,瘦高个,身上的穿着总是精精致致的。土改划的成份是地主,还有一个儿子在台湾,这自然是双料阶级敌人。不过,他平日为人还好,村上也没有什么人对他有意见,但每逢阶级斗争大会,他们就得被押上台去,这该是出于斗争的需要吧。
于是,又有几位代表发言,都是历数阶级敌人的滔天罪行,尤其是年轻人,说得激昂慷慨,有的还用手直拍桌子,爆起一阵浮土。口号声此起彼落,显得很有气氛。会议开得严肃、热烈,起到了打击阶级敌人的伟大作用。
这是我来浏阳后上的阶级斗争和忆苦思甜生动的第一课吧。
苦辣辣的酒
酒自出生到这世上以来,可真是交了好运。不是吗?老友会晤要酒,接风洗尘要酒,婚丧喜庆也要酒;酒可以上金銮殿同皇帝老子、达官显贵言欢,也与贫民乞丐、三教九流之人神交!
谁能说酒这东西不是个“妙物”呢!
我原不喜欢酒,滴酒不沾,只是插队落户后和村民学着喝了点。刚进队,便让人拉着去喝酒,屋里有十来个汉子,围着一口铁锅而坐。乡下人用他们这特有的方式欢迎我,我只得连声道不会。
一黧黑面容的中年汉子,两眼一瞪道:“娃娃,你是瞧我们不起?”
“不,不是。”我忙解释。
“是嫌招待不周?”
“不,不是。”我慌神了,急出一头一脸的汗。
他们便没有理我,只是各自举杯痛饮。他们不用杯,用粗瓷兰花茶碗,吆喝着,既豪爽,又热烈。我被凉在一旁,好生尴尬。
这以后,村里人待我虽然客气,但总像隔着了什么,为此,我苦恼了好些日子。
一日,村上男劳力要上渠道工地。渠道工地在葛家公社大塘坳,距我们队有10来里路远,要住宿在那里。这是一条普跃灌渠,是接醴陵官庄水库的水,从1958年起就开始修建,不知何故,修了多年都一直未能完工。
行前,自然要聚会。庄户人也不用什么仪式,队上杀了一头猪,大家围拢来吃喝。平时,大家难得吃回肉,有点肉买,也要排上好长的队,自然,男女老少全来了。五启塘的坪院里就显得热热闹闹。
队长细叔端起酒碗说:“这次修渠道,诸事全仗各位努力,来,大家干了!”于是,大家就吆喝着举碗,吆喝着喝酒。有端着碗细喝的,发出一种很响很长的撕裂布匹似的声响;有端着碗猛喝的,只见脖子一仰,咕的一声,一碗酒就见碗底了。
我忽然抓起一只兰花茶碗,朝众人一举碗道:“小子初来乍到,感谢各位的关照,今日借花献佛敬各位一碗,不成敬意。”我一闭眼,咕噜一声把酒倒进口里。酒是村里自酿的红薯烧,一入口,苦辣辣,嗓眼里就像起了一团火,呛的我好一阵咳。
“干!干!”汉子们全嗬嗬地笑,一阵亢奋和快活。
自此,我便成了他们中间的一员,乡亲们把我当作了他们的亲人、朋友,居然没有了阶级隔阂。酒这东西,能浇灭人心中的块垒,能使人肝胆相照,无怪乎宋人朱肱要在《北上酒经》上高歌:“大哉,酒之于世也!礼天地,事鬼神,射乡之饮,鹿鸣之歌,宾主百拜,左右秩秩,上至缙绅,下逮闾里,诗人墨客,渔夫樵妇,无一可以缺此。”
这归功于酒。
啊啊,这苦辣辣的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