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良 　　

　在与社会上的错别字作斗争中遇到挫折后，李延良改变了“战略”。他告诉记者，我开始看那些名家的作品，“虽然他们是名人，但是错别字都不少。”

　　1998年知名作家张抗抗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常州字痴李延良给王蒙、萧乾、汪曾祺等一百多名作家作品找错别字。1998年我到常州签名售书……他给我的书中找出了许多错别字，逐一核对，果然发现是错误的。每一个错误都难逃他的法眼。”张抗抗的《作女》繁体版出版，因为张抗抗的特别提议，李延良被聘任为该书的特约校对。2003年10月张抗抗在给李延良的题签中写道：“感谢您的校阅，作者、读者都受益。”

　　而让李延良成名、其“第一字痴”的名号在全国叫响，则是被余秋雨尊称为“一字之师”以及和金庸、季羡林的“官司”。

　　1995年，李延良给著名作家余秋雨去信，指出《文化苦旅》中的多处错误。1996年，余秋雨专门回信致谢,并将李延良与古代“一字师”相提并论。 1998年8月，余秋雨的另一部作品《山居笔记》出版。因为余秋雨的推荐，文汇出版社专门请李延良担任该书第五校的校对。 李延良告诉记者，他校出《山居笔记》中100多处编校质量差错，文汇出版社一一作了改正。

　　早在1998年，李延良买回几本金庸小说回家“研究”，发现《射雕英雄传》中有200多处错字和语法错误。随后他写信给金庸，但金庸迟迟没有回应， 李延良急了，他要将金庸“送上被告席”，法院虽然没有受理，但金庸先生终于回信表示感谢和抱歉。

　　记者在李延良家中见到了金庸、余秋雨等给他的回信。金庸写道：“阁下所指点多数是关于文章的错误和遗漏，校读之精，指点之细，为所有来信之所仅有，如此花费大量精力与时间，为拙作做出重要校改，实不胜感动，而感谢之至。” 李延良还曾指出《季羡林自传》中有20多处错误，季羡林没有认错。于是，李延良把季羡林推上法庭被告席。尽管败诉，但他认为自己的“挑刺”是事实存在的。

　　【对话】

　　李延良：写错别字就是犯罪

　　记者：您现在挑错的主要目标放在哪方面？

　　李：主要的精力放在教材和《辞海》的纠错上。教材是影响孩子们，影响下一代的事，《辞海》作为工具书，影响更广泛。

　　记者：您对“中国第一字痴”、“一字师”的称呼有何看法？

　　李：我感到很自豪，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不仅古老而又美丽，同时又具有生命活力。汉字一代代延续，如果谁写错字、用错字，那是一种犯罪行为。名人带头写错别字，更不应该。我做的工作就像打苍蝇一样，看见一只打一只，见错打错，不要因为人人视而不见，而不去管。

　　记者：您觉得自己的工作有没有得到别人的理解？

　　李：大多时候，我的工作得不到理解，这是最让我伤心和难过的。我几乎是免费和义务做这些事情。很多出版社拿到我的勘误表后照着改了，但口头上就是不承认错误，一封信都不回给我。

　　记者：您做这些事，有经济利益上的考虑吗？

　　李：我真的不在乎那钱，只要改过来了，比什么都好，我就感到满足”。

　　记者：您什么时候开始“全国文字质量万里行的”？

　　李：正是因为觉得自己的工作得不到普遍理解，1991年5月，我自费进行了首次“全国文字质量万里行”。当年我57岁。到目前为止，已经开展了5次“全国文字质量万里行”。这次是第6次了。

　　记者：这次“全国文字质量万里行”具体行程是怎样的？

　　李：10月13日出发，经扬州、南京、济南、天津、北京，行程大约25天左右，到了各城市后，主要与教育部门、学校、出版社见面，向他们宣传纯洁文字的重要性。在北京呆的时间最长，可能会有10几天，主要宣传“消除汉字谬误，迎接北京奥运会”。

　　记者：您毕竟七十多岁了，家人对你这次出远门支持吗？

　　李：这次出行，家人并不是很支持，他们担心我的身体，毕竟是我一个人出门，而且费用也不够。但不管怎么样，不管遇到多少困难，我还是对这次出行充满信心。我就是每天吃馒头，打地铺，也要将行程走完。

快报记者 刘国庆文/摄      

　　来源：现代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