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 镜 的 遭 遇
读了良良哥的《巴塘趣事》“屙野屎”,勾起我对眼镜往事的回忆。
我的眼睛近视得早,这恐怕有些遗传的因素,但多半要怪营养不良,长沙话口白“眼睛冒吃得油”怕是有点科学道理的: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碰上大跃进、过苦日子,一个人每月半斤肉、四两油的定量,不够润滑肠子,如何供应到眼睛上去?靠母亲一人的工资养活兄弟几个,都像饿牢里放出来的,饥不择食,二哥得了阿米巴痢疾,就此辍了学去学徒做工。我是蛔虫病、黄疸肝炎、肺结核接踵而来,体质就拖垮了,连累了眼睛,小学三四年级就有些看不清黑板上的字,到五年级就不得不配了眼镜。
这戴眼镜的不方便,不戴眼镜的朋友难得全体会到。那时候小学生戴眼镜还远远没有现在普及,我在班上是头一个。记得那天我到校最早,一个人在教室里早自习,有位男同学进来,我抬头朝他笑笑,他像见了鬼一样立马退出去,叫起来:“快来看罗,XXX戴了眼镜跌!”那时不象现在用什么树脂超薄镜片,一色是玻璃磨制的,架在鼻梁上沉甸甸的,压出两个窝。出点汗镜架就往下滑,时不时要往上推,一股老气横秋的样子。同学们叫你“近漆子”、“眼镜鬼”那还算客气,在外面碰上些调皮鬼,那就要骂你是“四眼狗”,你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装着没听见。
因为从小视力差,许多童年的游戏我都只有羡慕别人的份,戴上眼镜以后就更受影响了。记得我们班上男同学都喜欢踢足球,有次放学后分两队比赛,因为球员不够,我被荣幸地叫上场充数打后卫。我受宠若惊,摩拳擦掌,暗下决心要好好表现,让同学们从此刮目相看,不再做“板凳队员”。无奈眼镜不争气,跑动起来老是往下掉,推都推不赢。看看对方的前锋带球过来,我奋不顾身冲将上去拦截,双方队员一拥而上,头顶脚踢,好一场混战。混战中不知谁的手一甩,碰掉了我的眼镜,我顿时成了睁眼瞎,只看见红红绿绿的衣服在身边晃动,方向都搞不清了。忽然感觉球被踢到了我的腿上,我抱着誓死保卫祖国的决心奋力一大腿,只听得场外一片欢呼:“球进啦!”正在暗自得意自己初出茅庐就立了大功,只听得队友们纷纷气愤地指责我:“你怎么吃里爬外,往自家球门里踢罗?”当场被赶下场,从此就被彻底开除了“球籍”。我真是有口难辩,一肚子委屈,那怪得我?!只怪得把我眼镜打掉的人沙。那时候还没有发明“乌龙球”这个词汇,直到后来,我从电视里看到国家队和国际比赛上球星们也有踢“乌龙球”的,我的心情才平衡好过一点。
当了知青上山下乡,戴眼镜的麻烦就更多了。那时候正在批判“读书做官论”,有种说法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戴了眼镜自然而然被人当作知识分子,骂人时前面还要加上个“臭”字,绝对不是个好事。我们一起下放的知青里只有我一个戴眼镜,为了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彻底放下“城里臭知识分子”的架子,我从下乡起就摘下了眼镜。好在一没有电视看,二没有多少书看,习惯以后做起农活来倒还能够马马虎虎对付,就是锄草的时候要把眼睛眯起点,不小心就把麦子、玉米、花生、黄豆苗与杂草一起锄掉了。不过,我总是把摘下的眼镜放在口袋里,实在需要看远处、看清楚的时候,悄悄拿出来戴一下,赶快又摘下来,好象是偷来的一样不自然。一个人在家休息时,就把眼镜戴起来,看那被烟火熏得黑黝黝的屋梁和窗外的景色,这时候才感觉自己又恢复了正常人的感觉。房东大舅娘悄悄过来正好看到,好奇地问我,在家里戴眼镜子干什么,我答曰:不干什么,舒服!她可能怎么也不明白我为什么戴着眼镜会舒服的。
一次,放工后我独自一人去砍柴,暮色苍茫里忽然发现前面一棵好枯树,心中大喜,上前持刀就砍,才发现并非枯树,只是一株青冈木,因为叶子少、树皮枯,自己眼睛不好,所以看错了。也就将错就错,心想硬木柴好熬火,发狠砍了几下,柴刀卡到树里拔不出来。心里更气愤:连树都欺负我,今天倒要看是你狠还是我的柴刀狠。用力拔出刀来下死力一阵猛剁,只见暮色里火星飞溅。心想难怪社员都不砍青冈木,真如铁硬。戴上眼镜再一细看,坏了,柴刀卡住后拔出时别坏了刀刃,掉下的刃块卡在木缝里,后面的猛力都是砍在钢刃上,硬碰硬,哪得不出火星!这把柴刀算是报销了。
青冈木砍不成了,就近胡乱找了一捆柴,百把斤搁在背篓上回家,肚子里早打起了肚官司,脚下快走。偏偏那段下坡正是流水青石板上长了青苔,还撒落了不少枯松毛,最是路滑。穿的一双解放鞋早已成了光底板,身子一晃脚一软,扑牙巴一跤,柴捆子重重地压在头上,眼冒金花,半天缓不过气,心里只想:糟糕,这下眼镜冒得路哒!赶快掀开柴捆爬起来,顾不得检查身上是否受伤,先找眼镜要紧。还好,镜片没坏,只是压断了一条腿,暂时不能戴了,装到口袋里,重新背柴回家。快到村口,下意识一摸口袋:糟了,口袋穿了孔,眼镜不见了。赶紧放下柴捆掉头一路来寻,本来视力就差,又是天色渐晚,路边杂草丛生,哪里去找?沿路四脚落地趴着找过去,幸亏没人看见,否则真会要问我在闻什么东西了。真是“天老爷照顾瞎眼雀”,快回到摔交处,余晖下见草丛中光芒一闪,扑上去就攥在了手里,好比见了分别多年的老友,那般亲热。
这副眼镜后来是用一根鞋带系着陪伴我过完乡村岁月。被当地招工后,我新配了副眼镜,但仍然没有经常戴,那时候在县城里“臭老九”名声还是不好。近视眼有眼镜不戴的不光是我一个,县委宣传部的老李度数比我深得多,眼镜片像两个玻璃瓶子底,他也不戴。我们一起下乡,吃饭时别人问他吃的什么菜,他要认真品尝一下,才能答出来,因为看是看不清的,真要凑近了看,又怕别人说是在闻菜舔菜,还怕盛菜的钵子碰痛了鼻子、碰跌了牙齿。那时候还有些奇怪的风气,比如说:干部都比谁穿得破旧,越穿得破旧,就越显得无产阶级感情深,所以有些干部还特意在旧衣上加些粗针大线的补丁,仿佛补丁愈多、颜色反差愈明显、针脚愈粗,无产阶级立场就愈坚定。现在回想起来,真是“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如今时尚青年们高价买的那些褪色的、穿洞的、须边的、打补巴的牛仔衣裤,也许就是从当年我那县里干部的穿着打扮得了灵感启发。最有意思的是那时许多干部在破衣的里面穿的是毛哔叽的中山装,那是当年最高级的礼服。人,爱美爱好的心总是不灭的,只不过那个时代不允许真实表现罢了,虚伪反倒成了常态。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调回长沙一家工厂,眼镜还是没有重新戴起来,因为我仍心有余悸,担心和工人阶级有距离。直到有一天,一位副厂长很生气地把我叫去质问我对他有什么意见,我愕然。他说:如果没有意见,为什么别人在路上碰到他,都客客气气叫厂长,我却是面无表情、眼睛珠子都不转一下,岂不是目中无人?急得我连喊冤枉,我这近视眼,别说隔着条路,就是擦身而过,也不一定看得清眉目呀。这以后就学了乖,路上碰到人不管是谁,模糊看见个人影,就赶快抢先点头微笑喊“你好!”搞得后来有人怀疑我有神经病。这个问题严重了,几经激烈的思想斗争,才把眼镜重新戴起来了,好在那时候阶级斗争已经不再“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了。
小时候听人讲:年轻时近视,老了就会不近视,因为近视和老花可以抵消,于是就深信会有一个美好的老年,到四十五岁以后才知道这个经验之谈靠不住。反而是近视加老花,远了看不清,太近也看不清。最没有办法的是瞄准射击:戴着眼镜看得清准星看不清缺口,不戴眼镜看得清缺口看不清准星。好在年轻时候“战备训练”的基本功还在,那次在烈士公园打气枪,我一口气打了三十枪,消灭了老板三十个气球,老板连忙请我喝茶歇气,赔笑说:“爹爹,我是小本生意,手下留情。”看得婆婆子目瞪口呆,夸我好眼法,其实是估堆的,运气好。
好在经济条件有所改善,就配了好多副眼镜:除了正常度数的近视眼镜之外,还有减低200度的近视镜专门用于看书(相当于抵消了200度的老花),一副夏天戴的近视墨镜,这副墨镜冬天不能戴,耽心别人以为我是搞按摩的盲人师傅,另外配一副普通不变色的冬天和阴天戴。虽然眼镜多了麻烦,但也有好处,睡觉起来找不到了,先随便摸一副戴起再找合适的,不须再像当年在山里心急火燎地寻找宝贝了。
如今世道大不同,眼镜成了一门大产业,学生中戴眼镜的比例据统计越来越高,有的不是近视也要配副眼镜戴起,说是显得儒雅。还有各种各样的宽边镜、窄边镜、无框镜、太阳镜、平光镜、隐形眼镜……,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我们当年想都想不到。
我的女儿和女婿都是近视,看来这近视基因真的要遗传下去了。闲来无事,我就写了这篇关于眼镜的文章留给戴眼镜的孙辈,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知青爷爷的眼镜当年有过怎样的遭遇。
二○○七年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