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积极推进人才强国战略实施，促进留学人员事业健康发展，经国务院批准，由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发起的、面向海内外留学人才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于2007年1月25日在民政部正式登记注册。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成立大会9日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成思危、乌云其木格，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会长韩启德，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出席了成立大会。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的宗旨是：遵守中国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接受业务主管单位的指导监督；争取海内外企业、团体和人士的支持，组织募捐，接受捐赠，促进留学人员事业健康发展；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开发和利用海内外人才与人才市场，积极吸引中国留学人员回国服务，支持留学人员自主创业，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和留学人员工作服务。

外交部1956-1960年形成的档案经解密后已于5月10日正式向社会开放。本批开放档案共25651件，59345页，内容除涉及国内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炮打金门、台海危机”、“中国对1956年波匈事件”和“苏联撤走援华专家”等问题，还包括1956年我国放弃起诉千余日本战犯以及鲜为人知的周总理多次邀请卓别林访华等事件的记录。

　　钱学森归国先买“五年计划”　　180名留美学生回国问题一一详解

　　在这批开放的1956年-1960年档案中，关于争取在美国的留学生回国问题的开放档案内容非常丰富，除了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中关于留学生问题的档案材料外，还有十余卷关于留学生回国的具体档案都对社会开放，涉及约180名留美学生回国问题，其中包括中国现代物理学家、世界著名火箭专家钱学森和后来成为著名医学家、我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的林巧稚。

　　记者查阅到了早在1955年归国的钱学森回国情况的资料文献。这篇珍贵的电传由我国著名的力学家、教育家和科技事业活动家朱兆祥执笔，由朱兆祥执笔的电传件本身就是珍贵的“历史史料”。

　　1955年10月，朱兆祥作为中国科学院代表赴深圳欢迎钱学森回国。这篇电传由他于1955年10月16日在浙江以加急电文形式发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并转外交部，同时报总理办公室等部门抄收。

　　该电文的题目为“钱学森等已抵深圳”，朱兆祥在电文中介绍，钱学森8日已抵深圳，当晚抵广州，游览一日后赴上海。档案中显示，钱学森归国后表示，行程中除了在檀香山、马尼拉、香港等地受记者包围外，美国当局未加阻碍，文中推测“可能由于近期美国对此态度略有改变，扣留不成，就讨好些，故未留难。”

　　文中写到“钱学森等留学人员经历了5年的软禁和特务跟踪的不自由生活到深圳后，他们相互恭喜，如履新生。对于归国的留学生们，国内公共场所的整洁和招待人员的效率都使他们感到兴奋，感到祖国进步的神速。到广州后，他们急着上书店买《宪法》、‘五年计划’等阅读。”

　　钱学森说，这五年软禁，使我更清楚地认识到了美国，因此就更怀念祖国，他说“在美国估计有四千留学生，绝大部分愿意回国，但都有各种顾虑，如恐怕提出申请美国不准因而影响职业和生活，也有人旅费不够。希望政府给他们旅费补助，这样一定可以争取很多人回国。”　

摘自-神州学人网站

　　1872年夏，“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组织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赴美留学，此后至1875年，清政府每年继续遴选30名少年渡洋深造，4年共派出120名，是为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

　　遥想当年没人愿意出国留学

　　1871年，为凑足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名额，容闳在上海设立预科学校招生。当时以为这事儿很容易：“学生年龄，定为12岁以上，15岁以下，须身家清白，有殷实保证，体质经医生检验，方为合格。”同时制定了考试规则，应考及格，才能进入预科，再学一年，“方可派赴美国留学”。不料，预科学校设立一年有余，愿意留美的幼童没来几个，容闳大急，“乃亲赴香港，于英政府所设学校中，遴选少年聪颖而于中西文略有根底者数人，以足其数”。同时，他回到广东香山老家，动员亲友支持自家子弟留学。

　　今天看来，此事匪夷所思，当年却是事实。一位留美幼童回忆：“当我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有一天，一位官员来到村里，拜访各住户，看哪一家父母愿意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国外接受西方教育，由政府负责一切费用。有的人申请了，可是后来当地人散布流言，说西方野蛮人，会把他们的儿子活活地剥皮，再把狗皮接种到他们身上，当怪物展览赚钱，因此报名的人又撤销。”(转引自李长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295页)

　　为使国人转变观念，容闳以自己留学美国的亲身经历感召乡亲们，并找来一些正与洋人共事的亲友，或与洋人有接触的买办，回乡动员自家亲人出洋留学。留美幼童李恩富这样回忆说服母亲的经过：

　　“投考出洋的人中以沿海省份最多。事实上，父母很不希望让儿子出去离开他们那么长时间，并且去到他们并不了解的而且他们听说又是野蛮人居住的地方。我的兄长那时在上海经商，他的想法不同，他没有被这种思想所吓倒。他带着这种闪光的思想回到家里，说服了母亲，使我投考出洋有了金色的希望。我那时12岁，我父亲3年前已去世，我母亲还负担3个孩子，但不管她内心是否真舍得我离去，她并没有阻拦我，而对这件事作出了决定。这或许是一种冒险，想见世面是我惟一的愿望。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那聪明的母亲可能还有顾虑，但她已像勇敢的妇女一样，她要把好事留给孩子，她已为我往上海而做准备了……我一生中这是第一次离家，寂寞、凄凉、悲哀充满了我的脑海。”

　　容闳说，幼童出国之前，还要其家长做一件重要事情：“当未出洋之先，学生之父兄须签名于志愿书，书中载明听其子弟出洋留学15年(自抵美入学之日起，至学成止)；15年中如有意外灾害，政府概不负责。”容闳所说的“志愿书”在近代中国叫做“具结”。徐盈等著《詹天佑》一书中记录了詹天佑父亲所立“具结”的样式和内容：

　　具结人詹兴洪今与具结事：兹有子詹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机艺，回来之日，听从中国差遣，不得在外国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此结是实。

　　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五日

　　詹兴洪亲笔画押

　　当年的《申报》总结说，国人不愿送自家子弟出国留学，还有几种疑虑：一出门就是15年，这时间太长了；身居海外，恐怕水土不宜；到外国学洋人的学问，能学得好吗？

　　总之千难万难，中国留学史的大幕竟是这样开启的。

　　幼童轶事李圭笔下真情流露

　　首批幼童留学美国的第四个年头，1876年，正值美国建国百年庆典，费城举办世界博览会，中国工商界人士李圭前往参观。其回国后出版的《环游地球新录》，记载了幼童在美国留学的情形，十分珍贵。他首先在展馆看到了幼童们在美国的学习成绩：

　　展馆有几处地方“专门陈列各国学校、书院教授的各种课程和学生作业，比较优劣。目的是让学生们来参观时，能够自省一番，使勤奋者有所鼓励，懒惰者有所警觉，从而互相勉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国幼童的课程作业陈列在哈佛书馆。我观赏了他们的绘画、算学、人物、花木等等……”他还阅读了幼童们写的“汉文策论”，如《游美记》、《哈佛书馆记》、《庆贺百年大会记》、《美国地土论》、《风俗记》等，但“策论”后面的洋文他看不懂，问翻译，得知那是拉丁文，“幼童们在哈佛读书两年，等于在香港学习5年，可见教与学都非常用心”。(译文)

　　在展馆内，李圭遇到许多前来参观展览的幼童，他们“在千万参观者中言谈自如，行动优雅，毫无怯态。他们的穿着很像洋人，可外面罩着一件短褂，又是中式的。他们见到我，很是亲近，谈吐颇有外洋风派。年纪小些的，有女教师带领参观，指物与观，应答如流，而师生亲爱之态，情同母子。我拉住一个年纪大些的幼童，问他来此参观，可有收获？他说：‘世界各国的东西，都集中到这里，任人观览，增长见识。其中的器物和制造原理，我们都可以学习之，仿效之。还有，世界各国都有人来到此地，机会难得，互相交往切磋，增进友谊，这好处就更大了。’我问他们想家吗？答：‘想也没用。只有一心一意在这里读书，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的。’我又问他们为何穿洋装。答：‘这是在国外，不改装有时不方便。可我们并没坏了规矩，辫子还留着，也决不加入洋教会。’听其言，简洁有理，我很高兴。我中国人学了西学，前途正未可限量。”(译文)

　　中国政府所设立的留学生管理机构“出洋总局”设在哈佛城。李圭应邀拜访，得知：“幼童现有113人，以两人为一组，分别住在美国人家中，这样的好处是，随时随地可跟美国人学习纯正的英文。政府提供给他们每人每年400两银子的住宿费、伙食费和学费。管理处有两位汉语教师，幼童们每过3个月来一次，学习汉文。每次12人，学14天。这12个人走了，再来12人，周而复始。幼童们读书、写字、讲解、作文，都按照课程表进行。就是写信寄信，也有定期，每月两次。虽说这是小事，却可见他们的计划周全。我也曾到幼童们寓居的洋人家里去拜访，只见幼童们与洋人杂处，随时互相切磋，尤其是两国幼童在一起，彼此都有收获，真是水乳交融。而且我国幼童，并不忘阅读中国书籍，专心致志，根本不必担心他们顾此失彼，忘了祖宗。”(译文)

　　显然，李圭在国内已听到有人对幼童们所谓数典忘祖的指责。但他根据亲闻亲见，挺身为幼童们辩护：“有人说什么中国不崇尚西学，如今却让这些幼童不远万里去学洋人的玩意儿，这不是缘木求鱼吗？我说，你懂什么？幼童们学习西学，学的是有用的东西。咱们圣人所要求的那些道德呀，三纲五常呀，幼童们身上都存在，不会因为学了西洋的学问就缺少了中国的德行。而且，中西双方取长补短，不必划地自牢。为了中国的富强，我们不应当置西方的经验而不顾，不去拿来为我所用。总之，咱们的道德纲常是‘体’，西洋的物质文明是‘用’，既要‘中学为体’，也须‘西学为用’，两者兼有，这才能培养出德才兼备的人才嘛。”(译文)

　　在当年，李圭这位被称为“在‘华洋界上’混饭吃的布衣百姓”，其见识远在清政府多数官僚之上。

　　全数召回幼童留学半途而废

　　幼童留美，原计划时限为15年，不料进行到第十年时，留美幼童全部被政府强行召回。这一事件史称“留美幼童公案”。容闳在《自传》中记载了留美学生监督吴嘉善主张撤回留学生的种种理由：“留学生在美国，专门好学美国人的嬉戏游乐之事，读书的时候少，玩的时候多；还学美国人的样子，加入各种秘密会社，有的属于宗教性质，有的属于政治性质，总之全都属于不正当行为；因此，留学生们再也不尊重老师，对于新监督的训令，全当耳旁风……这样的学生，再在美国久居下去，必将失去他们全部的爱国之心，纵然有朝一日学成回国，不但无益于国家，且将有害于社会；所以，为了国家利益，应当立刻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全部留美学生，能早一日施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

　　对这些污蔑言论，容闳极为愤慨，他写道，这些主张撤回留学生的清朝官僚“久处专制压力之下，毕生所见所闻，没一点自由的精神，没一丝活泼的思想。相反，留学美国的青年学生们，受到新教育的熏陶，终日呼吸自由空气，以往所受到的专制重压，一旦排空而去，言论思想当然与旧式教育格格不入，因此，他们爱好种种健身运动，跳啊，跑啊，走路没那么多规矩啦，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容闳的辩护，未能排除当权者对幼童们“全盘西化”的担忧。慈禧遽然颁旨：全数撤回留美学生。到1881年年底，除已在美国病故者3人、中途辍学者23人，剩下的94名“留美幼童”，分三批“凄然回国”。这“94名回国留学生，如今学籍可考者87名，其中小学19名，中学35名，共54名，即60%以上正在接受初等基础教育；33名大专学生中，只有两人获得学士学位，其中一名就是日后成为著名工程师的詹天佑”。(田正平《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　

　　留美幼童被撤回后受到冷遇。高宗鲁译注的《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中，有一封留美幼童黄开甲写给美国巴特拉夫人的信，写信日期是1882年1月28日，地点在上海：

　　“上岸前，我们幻想有热烈的欢迎在等待我们，也会有熟悉的人潮，还有祖国伸出温暖的手臂来拥抱我们。可是天啊！全成泡影。倒是人潮汹涌，但却不见一个亲友。没有微笑来迎接我们这失望的一群。

　　“只有一个人上船来接我们——是管理我们信件的陆先生，一个不如平庸中国人的头等笨伯。他不雇用马车或船将我们载往目的地——中国海关道台衙门，却雇用独轮车来装载我们。行程迟缓，使我们再度暴露在惊异、嘲笑的人群中。他们跟随着我们，取笑我们不合时宜的衣服。我们穿的是旧金山中国裁缝的杰作，很难为时髦的上海人看上眼的。

　　“有些独轮车没有‘法租界’的通行证，我们必须下车自扛行李而过。在中国士大夫眼中，这都是丢人现眼有失尊严的事。

　　“为防我们脱逃，一队中国水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

　　“经过四天的抱怨和不满，我们终于见到上海之最高官吏。三个人一列，由兵勇围绕着，我们又步行经过那些看热闹和奚落我们的人群。”

　　据田正平《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所载，这分三批回国的留美学生，“头批21名均送往上海电报局，二、三批由福建船政局、江南制造局留用23名，50名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电报、医馆等处”。至于詹天佑扬名京张铁路、梁敦宜成为外交总长、唐绍仪担任民国总理、蔡绍基就任北洋大学校长，那都是20至30年以后的事情了。就这样，幼童留美仍被称为开了近代官派留学教育的先河，被誉为中国留学教育的里程碑。

摘自《中国青年报》

      留学生在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西方化的引入导致了清朝的灭亡，无论其引导者是支持还是反对皇权。对于清政权，留学生是革命派还是支持派，取决于他们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看法，即清政权是否能够强大或是无可救药。19世纪的最后20年，传统的士绅和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仍然希望改革清政府，但到20世纪初，现代教育体制下的学生坚信推翻清朝统治是拯救中国的唯一手段。他们在留学期间，支持或是反对其留学国家只是他们个人经历的部分结果，而中国与东道主国家的全面关系则更具重要性。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日本对中国的长期侵略和中美相对友好的关系是留美幼童支持美国而留日学生反对日本的更具决定性的原因。留学生没有盲目热爱或仇恨所留学国家，他们是客观公正的观察者和评论者。

文/容应萸　译/周牧

　　在1998年耶鲁大学召开的“19世纪中国留美先驱者会议”上，在我关于《容闳的一生》的演讲结束时，我被问到以下问题：“为什么留日的中国学生参加了1911年革命，而清朝留美幼童却支持清政府？”这个观点在现代中国史学界确实曾被广泛接受，与此相同的的还有另一个流行的观点是：留美的中国学生成为“亲美”派，而留日学生却成为“反日”派。

　　本文试图指出，以上两个观点都是过于简单化的陈述并且也缺乏证据：因为无论是支持或是为推翻清朝而奋斗的留学生，都必须面对整体的国际背景和国内情景，还有这些学生如何去理解它。

一、来自中国的推动力量

　　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中国被英法战败和外国军队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由120个年幼男孩组成的中国教育代表团被送往美国①。因为曾国藩和李鸿章这两个汉族官员逐渐了解西方舰炮或者说是西方军事技术的优势性，他们坚信中国的最高权力和中国文化，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建成一支强大的西式军队特别是海军，那么，中国赶上西方国家就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经过近20年的努力，容闳把120人送往美国学习，而这只是他整个庞大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的目的是通过掌握西方技术：机械、枪炮、造船、铁路、和电报来增强中国的自身实力。

　　容闳出生于1828年11月17日，是属于澳门的南屏（Nanping）镇的居民。1847年他在塞缪尔·罗·布朗（Samuel　R.Brown）的带领下来到美国。布朗是一个传播西方教育的外国传教士和容闳在香港罗伯特·玛礼逊学校时的校长。容闳是第一位毕业于美国大学——耶鲁大学的中国人。1854年取得学士学位后，他回到中国担任了一系列的工作，这使他最终成为懂得英语和西方事务的专家并闻名于清政府。1863年，曾国藩派他去美国购买为建立上海的江南兵工厂所需要的机械设备。1872年，在曾国藩的支持下，容闳终于实现了派遣一支教育代表团去美国的梦想。第一批30名年龄10至16岁的幼童被送往新英格兰，接下来还有3批，每批同样为30名的幼童。但是，容闳并没有得到最大的权限以实现他的努力，仅仅得到副委员的职务，在一个保守的儒家学究、委员陈兰彬的督导下工作。

　　由于一系列的自强运动，中国成功地建成了一支西式的海军，包括南洋舰队和北洋舰队。然而，南洋舰队于1884年被法国击跨，北洋舰队也出乎意料地在1894年被日本毁灭。后者无论对于官僚阶层还是上层学者阶层的官员们来说，都是一种强烈的冲击。从此，他们开始认识到如果中国想免受外来入侵，就必须进行更彻底的改革。他们开始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那就是尽管日本采用了西方的技术和制度，但它能够保持自身的文化本质，成为一个自强国家的典范。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可被视为上层学者阶层的代表人物，与此相对的则是张之洞等高级官员们。

　　1894年与日本交战的失败，给中国以极大的震撼。1895年5月2日，康有为带领1200多名士子举行了“公车上书”。这次活动反对与日本签订不平等的条约，主张开始一系列新的制度改革。为使改革正当进行，康有为重新阐释了儒家的理论，以便使这种理论能够包容进步和促成改革的手段，那就是西方化。当光绪皇帝这个27岁理想主义的名义上的君主，试图挑战权力很大的西太后时，康有为终于有了这个机会。

　　1898年6月1日，“百日维新”10天前，皇室监察官杨深秀提交一份请愿书力劝清政府选拔合格学生去日本留学。杨深秀是康有为的同僚，其实请愿书是康有为起草的，但因为他官职太低无法上奏而由杨深秀转达。1898年6月至9月的“百日维新”，公布了40多项皇室命令，其中包括强调教育改革和公派学生留日，但能够实施的政令很少。9月21日，西太后还击了，她囚禁了光绪皇帝并逮捕维新的领导者。杨深秀和另外5人被处决，康有为和梁启超逃往日本。除了现代学校的建立和其它少量的现代措施被保留外，这次事变使改革的大部分计划流产，但是没有明确提到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事变过后，改革的精神从中央到省级全部被扼杀。

　　在高层官员中张之洞是个很有实力的改革者。从1889－1894和1896－1907年，他担任两湖总督共15年，这使他能够建立通过西方化开创自强改革为基础的地方势力。他的观点很保守，其名言可以概括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坚信为挽救中国必须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教育体制，他特别强调派遣留学生赴日本学习的重要性。

　　从《劝学篇》可以发现，张之洞的理论中引用了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他把地理上的相近性、文化上的相似性，以及留学日本比到西方留学花费更低作为理由。他认为学习西方宽泛而复杂，而日本在自强过程中已扬弃了非本质和不相关的因素，因而学习日本就会变得有效而节约时间。换言之，这是对于西方化的简化。此书在“百日维新”期间被提交给光绪皇帝，6月25日，诏令发布40份给各省的总督和教育主管官员。但是张之洞又与保守派的官僚圈子联系在一起，虽然他的上书与康、梁主张学习日本的意见正好同时出现，但他从未支持过他们发动的改革运动。康、梁最终主张君主立宪制，但张之洞则主张加强和保留现有制度，最重要的是，《劝学篇》提出派遣学生去日本学习的观点，在第一次中日战争后被不同阶层的人们广泛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