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转点浏阳

离 别 江 永

我接到母亲的来信，信上说我三个妹妹均要下放到生产队去插队落户，她们年纪还小，连一担水都挑不回来，希望我能回去。母亲是在浏阳乡下小学教书，其学校在跃龙公社跃龙大队，三个妹妹与母亲居住在学校，大的朱敏才14岁，小的朱丽还不到10岁，全只上了小学，只能算是半文盲，居然也要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时，毛泽东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伟大理论已起了质的变化，不再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而是把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强行去进行被动的思想改造，去接受一个千百年以手工方式进行耕作的没有文化的农民阶级的再教育，正如法国人道主义作家罗曼·罗兰在《莫斯科日记》中对苏联的指责：“正在不人道地形成贱民阶级。”

那几天，我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不知该如何办好。我去石枧找女友商量，我说：“我妈来信了，叫我转回浏阳去，不知你的意见怎样？”

她说：“我正要走，我也接到家里来信，我们全家都要下放到桃源县去，街道上正在催我们走。”

“你也要去桃源吗？”我问。

“当然要去啊！”她说，一脸的无奈。

“那我们怎么办？”我呼吸忽然变得急促，看着她问。

她脸晕红潮，半晌说道：“我把户口也转到你那里去，总可以放心了吧？”

我的心紧缩起来，一阵哽咽无法抑制地冲上喉头。我看着她，这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一个女孩子。她没有发觉，只是有些忧伤地望着远处，涨红的脸上却仍荡漾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微笑。我觉得这一瞬间是多么的美好，真想把她画下来。我忽然记起一位名人说过的话：“在人生极度痛苦，甚至绝望的时候，惟有真爱，圣洁至高的爱情，才使人看到人性世界的灯塔，从而重新开始生命的旅行。”我又惊又喜，真想大声地喊叫。

我遂作着回浏阳的准备，先去公社办好转点的手续，再把两块木铺板与另一知青换了一口小木箱，装上自己的换洗衣服，这便是我的全部家当。应该说我已是一无所有，可是这个社会却没有人接纳我为“无产阶级”。然后，我便去桃川供销社又接受了画主席油画像的业务。拼命赶了一个礼拜，一共画了三幅画像，得了十几块钱的报酬，我便用这十几块钱作了回浏阳的路费。

我去了几个知青点，去与我们农场下到那里的知青朋友告别，很有点悲壮的意味。

走的那天，里村的几个朝夕相处的知青战友来送我，这是一种令人难受的分离。

平日不肯多言的蒋鼎，今日竟然泪光莹莹，他拉着我的手说：“你要多多保重！”

我说：“你们也要多多保重！”并且附在他耳边又加了一句：“刘兆新身体不怎么好，你要好好保护她！”

汽车开动了，后面的人影渐渐地变小，拐了一个弯，就完全不见了，桃川镇也完全不见了，我觉得眼光有点模糊，便伸手使劲揩了一下眼睛。

到生产队报到

我是这天下午到达跃龙学校的，学校原是一座祠堂，很阔大，却很破旧，显出一副岁月古老的样子。

我们没有一处固定的家，一直是以母亲所任教的学校为家。母亲带着三个妹妹住在一起，学校腾出了一间教室给我们作住房。房子前面有个小天井，母亲便在天井边上放一个小煤灶，算作是我们的厨房了。

三个妹妹见我回了，便欢欣鼓舞地围了上来。令我十分遗憾的是我身上没有一分钱了，没有能给她们买点吃的。

母亲正在上课，直待上完课才进房里来。

母亲高兴地说：“回了！”

我说：“回了，是刚到的屋。”我看母亲时，发现她已老了许多，头上已有了不少白发，脸上也有了好些皱纹。母亲是位历尽艰苦的老人，父亲作为一名右派分子已发配到一个较为偏远的山村劳动改造，她带着几个孩子，就足以可见其艰辛的程度了。

“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母亲很是高兴地说。

“妹妹们是真的都要下放吗？”我问。

“是啊，都已经放到生产队去了。”母亲的脸色一下变得十分凝重。

“是在哪个队呢？”

“就这个大队，叫新屋生产队，就在学校后面。你先休息一下，等下我领你去生产队。”

插队落户，我已经插过一回了，心里倒不觉得怎样，但这么几个年纪幼小的妹妹也要插队落户，心里就有些不忍，眼泪似乎是在往心里流，心里陡地泛出一股凄酸的感觉，又似乎袭过一阵揪心的疼痛。我知道，母亲心里一定比我更痛苦，她痛苦地歪着头，苦楚的痉挛掠过她的嘴角，那两道皱纹颤动着，像两丝苦涩的微笑。

母亲便领着我去了新屋生产队。

生产队里有几十户人家，居住很散，分老屋和新屋、五启塘几个屋场，还有几户住在几条冲里，新屋和五启塘在这一边，老屋在另一边，中间隔着一条溪流。

母亲带我去找罗养生书记。他是大队副书记，住在五启塘，生产队里的大小事实际上都归他管理。

他家就在塘墈边上，母亲上了阶基，在屋外就叫了一声：“养书记！”

养书记正好在家，他从屋里走了出来，这是位五十来岁的老人，身子不高大，却显得腰板硬朗，慈眉善目。他老伴很胖，也是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她见我们来了，忙给我们倒茶让座。母亲叫我称她为“统婶婶”。

母亲说明了来意，养书记便笑着说：“好啊，我们表示欢迎。”

我忙说：“养书记，我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以后就得请您多多教育教育。”

养书记可能还没有听惯“再教育”这个词，他仍是笑了笑说：“我们互相再教育。”

我一愣，怎么是互相再教育呢？毛泽东不是明确提出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嘛！我知道他说的是谦词，我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去再教育别人的。他叫我休息两天就来上工。我说：“我明天就来做事吧。”

养书记倒真呵呵笑了：“你真是个好性急的人！”

也许是受了他的笑声的感染，从他家里出来，我心里遂不再那么紧张，“呵——”一声嘘出一口长气，仿佛把喉咙眼儿的一颗心又放回胸膛里去了，觉得头上的日光又照亮了我的前程。

进来一个矮矮墩墩的后生

吃过晚饭，天就黑了。这时进来一个小青年，是新屋生产队的。这是位个子矮矮墩墩的后生，脸膛黝黑黝黑，一双眸子却是那样洁净、明亮。他闪着两只明眸望着我问：“你就是来队上落户的知识青年吗？”

“是啊。”我笑着招呼他进屋里坐。

“我叫罗凯华，凯旋的凯，中华的华。”他自我介绍道。

“这名字好啊！”我说，“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

他笑了，笑得嘎嘎的，露出一对白白的小虎牙说：“今晚我们一块钓鱼去好啵？”

“好啊！晚上不看见能钓到鱼吗？”我问。

“能啊，你跟着我去就是。”

我便跟着他去了。仲春三月的夜，月色极好，天空像夏天一样高，一样蓝。溪岸长着好些树，树枝上的许多褐色的芽苞已经充满了三月里的甜汁，空气里有股春月天里的新鲜而又甜蜜的粘腻味儿。水田里有蛙鸣，夜露好重，草叶儿像小雨浇过一般，晶晶莹莹的。

我们溯小溪而上。他走在前面，隔一段便插一根钓竿。钓竿上挂着小铁钩，用青草、蚯蚓做铒。放完钓，我们找块岩坎坐下，遥望星空。一颗流星从我们头顶疾掠而过，在空中划出一道亮亮的弧。他说：“天上一颗星，地上一口丁，一颗流星落了，地上准有一个人死。你知道你是哪颗星吗？”

我笑道：“不知道，竟然还好好活着，我那颗星大概还在天上吧。”

他又说：“听老辈子人讲，看到流星，如果在衣带上打个结，心里许个愿，只要流星还没隐没，这个心愿就能实现。”

我问：“你想许个什么愿呢？”

“我想娶个好看的老婆。你看过《董永和七仙姑》吗？能有七仙姑一半好看就行，心肠要好，要能孝敬我爹我娘。”

我忍不住噗哧一笑。忽然，水里有了响动，他忙跑去起钓，好沉，用力一拉，好大一条黑黑的鱼，甩到岸上，活蹦乱跳。

“是条柴鱼娘，一肚子崽。”他说。

又起了几钓，却一条也没有。

田野里好静。风儿不刮，树叶儿不响，听见小虫在草丛里悉悉索索。

他忽然又说：“听我爹说，你伯伯，你爹，解放前都在跃龙学校教过书，我爹还是你伯伯的学生。”

“是吗？”我一下睁大了眼睛，两人之间的距离一下近了许多。

“你伯伯好会教书，这里好些老人都记得。”他又说。

怪不得这里好些人都对我母亲挺尊敬。怪不得他一个贫下中农子弟居然会不避嫌疑地晚上跑来找我说说话儿。

山里，有杜鹃鸟在林子深处不住气地啼叫。我忽然觉得这夜晚好美，长了这么大，似乎还没有见过这么美丽的夜晚。只有一点不尽人意，那晚上我们只钓到一条鱼。回家时，他把鱼塞给我。我忙说：“不，不行。”

“你新来，我没什么送你，就送你这条鱼吧。”说着，他嘎嘎地笑着跑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