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没有煮熟

有位知青作家说过：“宇宙不是单一的，人生不是单一的，历史不是单一的，知青这个群体本身也不是单一的。”

办场与拆场的矛盾，抓革命与抓生产的矛盾，仍然在进一步激化，有人甚至还砸房子，砸拖拉机。

不管怎么说，每个人都必须吃饭，抓革命的要吃饭，抓生产的要吃饭，谁也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吧！

但是谁也不想天天去做饭。要做几十个人的饭，的确是有许多事要做，现在是谁也不买谁的账，没人敢安排。于是，大家便轮值。

我说：“我来做饭吧。”我不明白自已当时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么一句不知天高地厚的话来的，话说出后，我自已也被自己所说的话吓了一大跳。说实在话，打娘肚子里出世我就从未做过饭，就是至今也未做过饭，可那时我却居然把做几十个人饭的这一艰难的任务主动揽了下来。

茅草地这边不像霸王岭，没煤，做饭就得烧柴草。我哪知道烧呢，一屋子的烟，熏得我直流眼泪。一餐煮多少米，幸好米有定量，这不用我考虑，但米放进锅里要放多少水这就让我有些犯难。水放多了吧，又怕熬成稀粥；水放少了吧，又怕煮成米粒般的硬饭。我试着往锅里放水，心想，只要水能够罩住米，并且超过一厘米，这该可以了吧？

一会，锅里的水烧开了，咕嘟咕嘟的直响，腾腾的直往外冒气。

一会，锅里没声音了，会不会是水烧干了呢？没有了水，饭不会烧焦吗？要是搞成几十个人没饭吃，这可是闯下天大的祸。我顿而紧张得浑身血管都要爆炸似的，两眼发怵地盯着灶膛，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一个声音在心里说：“千万不能把饭烧了！”我一咬牙，便把灶膛里的柴禾全退了出来。

饭没有烧糊，但没有煮熟，是夹生饭。我连连向大家说着对不起，我想我当时的神态一定是窘极了。幸好大家都没有说什么，但我看见大家在吃饭时，眉头都皱得厉害。

第二餐饭，仍然没有煮熟，有几个知青脸色就不好看了，一个姓王的小个子知青，脸上立时洇出一块块铜钱大的红斑，抓起盛饭的钵子“叭”一声愤愤地摔在地上，提高了嗓门吼道：“你搞什么鬼！不愿意搞饭就莫搞唦！”

我目光散乱了，不敢正视大家的眼睛。这怨得了谁呢？这只能怨自已连饭都不会做。我能理解大家的心情。

这餐饭，我自己也没有吃，居然一点也不觉着饿。我一个人去了郭光锴住的宿舍，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郭光锴关切的问：“出什么事了？”

我摇摇头，没有说出做夹生饭的事，我在想家，想母亲，想几个妹妹。在家里都是母亲给我们做好饭菜，一家人围桌而坐，有什么好吃的菜，母亲总是放在我面前。那会粮食少，母亲便把谷磨成糠粉做成糊糊，每人一碗，给我的总是一个大一点的碗。有时妹妹馋馋地盯着我的碗，表示不满时，母亲就会对她们说：“听话，哥哥个子大些，就该多吃一点，对吗？”然后又对我说：“你只管吃你的，别饿着肚子。”我现在很想回到家里去，去过那种没饭吃但却很温馨的日子。

我再没有去做饭，但心里总有着一份内疚。生活中一旦发生了什么事，可以装作没有发生，但从内心深处完全否定它的存在，却是很难办到的。我再也没有先前的那种坦然、平静的心绪了，我开始责怪自己。

同室操戈

知青中的确有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也一时无法解决，不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运动的决策者是出于什么目的，但严酷的现实好像一记重锤，很快地粉碎了许多城市学生对理想、对世界乃至对自身的全部看法，他们积极的投身到“串联”、“造反”中去，希望能早日结束这场不公平的运动而回到城市里去，希望能和其他的没有下乡的青年一样，享受到同等的生存权利。

拆场派的人自然就要比办场派的人多，抓革命的人自然要比抓生产的人多。农场不拆，大家就回不了城，也许这想法太简单，也太幼稚，却很现实。于是好些人就把一肚子怨恨、忿怒，要发泄到办场派的人身上。

我那会仍然一直是无党无派，什么组织也不参加，但这并不等于我不能和刘胡子他们结成很好的朋友。我和刘胡子几个人住在原来场部的一间小屋里，其时场部早已不成为场部。

这天，刘胡子他们到地里劳动去了，屋子里就剩下我和易志球，他在看一本什么书，我在给几个越南朋友写信。因为我读中学时在上海的《少年文艺》发过几篇习作，越南一所华文学校的几名学生在他们老师的指导下与我交上朋友，彼此之间已经通了好几年的信。在信内，我没有告诉他们我们国内正在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说实话，对这场革命我的确有许多地方无法理解，对于不理解的事还是不说为好，信里也就只好说一说问好、关心之类的极为普通的话，我是每一封来信都必须回复的。

四围很静，屋前屋后的景物，都躺在一种沉默的、固定的、连一片风都没有的静境中。

突然，从进农场口那边传来人的呼喊声和蹬蹬蹬的奔跑声，打破了这死一般的静寂。我不知出了什么事，探头从窗口往外望去时，发现有二三十个人气势汹汹的朝这边奔来，很快就到了屋门口，“咣啷！”一声，木门被使力撞开，来人奔了进来，一径奔到易志球跟前，上去几个男知青二话没说就把他拖了出去。

接着，他们便满屋子搜寻，我坐在桌旁也被推开，他们在桌子四周、底下翻了个遍，没有发现什么，正要出去时，一名男知青忽然掀翻了我睡的床板，发现床底下有好几把锄头，他们便又返身回来把我拖出屋外。

“好哇，你不老实，居然藏着这么多锄头都不说。”其中一人朝我凶狠的瞪着眼。

我说：“我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会放在你铺底下呢？”

“几把锄头又不是枪支弹药，又没有犯法。” 我说。

“你还不老实！”那人说着便狠狠地朝我挥了一拳，“快说，刘胡子在哪里？”

“我怎么会知道呢？我一直坐在屋里门都没有出。”我小声嘟囔着，在这个世界上，我最痛恨的就是出卖朋友，我从不会出卖自己，也不会出卖别人。

招来的是更加重的拳击。他们是很懂得如何打人的，专朝人的两个腋下打，挺疼。我只觉得钻心钻肺的疼，便止不住哼出声来。易志球比我坚强，被揍得在地上翻滚，居然没有哼出一声。

于是，我变得更加缄默、拘谨，甚至惶恐起来。

无序的政治生活，使人变成歇斯底里的疯狂。也许是因找不到出路，因苦闷和彷惶，人都容易变得暴燥和不安，不管是哪一派别、哪一个组织，年轻的一代都咀嚼和体验了荒谬酿造的痛苦。

没有让我沉沦

我感到十分疲乏，什么事也不想做，不管是革命,还是生产，都提不起我的兴趣。也许我是天生的贱命，什么也不做就又觉得心里空落落的，觉得心里闲得发慌。

可是，做什么好呢？

我忽然想到小时候常拿着一只用纱布做成的鱼沉子去塘坝里沉鱼，常能沉到好些小鱼仔，便想着也去沉鱼。茅草地没河没坝，一条渠道还是一条不能作用的干渠，但有好些处泉眼，虽不大，却水清且深。居然就有了儿时的兴致。我去食堂里找到一只箩筐，这作沉子是再好不过的了。又去附近农田里捡来一些田螺，用石头砸烂，放进箩筐里作鱼饵，然后用一根长绳子把箩筐吊下水去。

好一眼清澈洁净的山泉，蓝天、白云，还有附近的山，清晰地倒映水中，有风吹过来，涟漪飘动，天与云遂也跟着一齐摇晃，就显得别有情趣的了。水里没有鱼，但有虾，又大又肥，每次我把箩筐从水里扯上来，里面总有几只大虾。它们日复一日地在这里生活，从没有人来打扰，也就不知道什么叫危险，故而才这么放心大胆地进入箩筐里的吧。一个上午，我居然能沉到一大碗虾。

但沉了两天，却又腻了，于是便去捡菌子。有人告诉我，茅草地里长有一种鸡爪菌，味道特别鲜美，我便一个人往茅草地的深处走去。

刚好天下过雨，雨过天晴是茅草地最明媚的时光，空气像刚滤过似的，茅草变得分外苍翠、茁壮，绿得可爱，很有韵律似的滚着水珠。在一丛茅草下，我果然找到一窝菌子，呈灰白色，很大一朵，这便是当地村民叫作的鸡爪菌。我欣喜异常，忙脱下身上的罩衣，小心翼翼地把菌子一朵一朵的采下来放进衣里，然后打成一个包提着，足有一小簸箕那么多。

我一径去了郭光锴那里，还未进门就大声的喊：“郭光锴，你猜，我今天又收获了什么？”

“虾子呗！”郭光锴说。

“不是，再猜。”

“鱼仔！”

“不是，”我一下跳进屋去，把手里的提着的包递到他面前笑着说，“你看，全是鸡爪菌咧！”

这天中餐自然是吃菌子了，尤其那汤真鲜！

不知为什么，以后就再也没有捡过，连一朵也没有见到过。我就去爬山。场部后面有一座不高的石山，我沿一条小路攀爬上去，顶上居然有一岩洞，很宽敞，以前一定有人住过，地上还铺了一层厚厚的干茅草。

我枕着自己的手掌，仰躺在厚厚的茅草上，阳光透过洞口缝隙洒进来，我会想起春天、花和白云……

这是一个很适宜读书的地方，可惜除了四卷《毛泽东选集》以外，再也找不出一本文学书籍，我便回想着在学校里曾经读过的那些俄罗斯文学。我特别崇拜普希金，他不仅在悲剧《波里斯·戈都诺夫》和短篇小说《驿站长》中表现了对专制制度，对社会生活的批判倾向，同时在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塑造了进步贵族青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形象，提出了贵族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

应该感谢这些美好的苏俄文学，让我感动真爱、亲近自然，感受到人类优秀文化的滋养，才没有让我沉沦，没有去毁灭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