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代人的读书功夫

    谈到读书，我最佩服２０世纪前半叶那一代文化名人，他们读书多，读得精，动不动一部大厚书就能背下来，真是了不得的功夫。
    从《八十忆双亲》里，知道钱穆９岁就能背诵《三国演义》。此事值得一录：
    那是一个晚上，父亲去镇上的烟馆议事，钱穆跟随同往。进了烟馆，一客忽然问钱穆：“听说你能背《三国演义》，是真的吗？”钱穆点头。又一客问：“今晚可以试试吗？”钱穆又点头。
    于是按照客人要求，他开始背诵“诸葛亮舌战群儒”。一面背诵，一面表演，把诸葛亮与张昭等人的语气动态，表演得淋漓尽致。大人称奇，小钱穆当然免不了有些飘飘然。
    第二天，钱穆依然随父亲去烟馆议事。路过一座小桥时，父亲问：“认得桥字吗？”钱穆点头说：“认得。”又问：“桥字是什么 旁？”答：“木字旁。”再问：“木字旁换马字旁是什么字，认得吗？”再答：“认得，是骄字。”父亲又问：“骄是什么意思，知道吗？”钱穆答：“知道。”父亲步步紧逼：“你昨晚的行为有这个骄字吗？”钱穆这时才明白父亲的意思，顿时如闻雷霆，俯首不语。
在父亲眼里，即便是９岁的儿子，即便是能够背诵《三国演义》，也不准你骄傲。

那一代人的读书功夫

    那时候，读小说算不得正经功课，只能偷偷摸摸地读。能在这种状态下把《三国演义》背下来，正经功课的背诵更当不在话下。
    我想起上世纪８０年代，钱穆的孙女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向祖父请教读书问题，钱穆的回信：“《论语》外，须诵《孟子》《大学》《中庸》与《朱子章句集注》为主。《庄子》外，须诵《老子》。四书与老庄外，该读《史记》，须全读不宜选读，遇不易解处，约略读过，遇能解又爱读处，则仍须反复多读，仍盼能背诵……”要求孙女背诵，作为史学大师的爷爷自然更能背诵。能够背诵《史记》，让人不敢想象。

那一代人的读书功夫

    从张恨水的《山窗小品》里，知道他在１４岁之前，就能够背诵以下典籍：《三字经》《论语》《孟子》《左传》《大学》《中庸》《诗经》《礼记》《易经》《千家诗》《古文观止》等。显然，这并不是他可以背诵的全部。从他很小的时候就写一些酷似《聊斋》的小说，可以证明他把《聊斋》读得烂熟了。从他上世纪３０年代写的《水浒人物论赞》，又可以看出他对《水浒》的烂熟。原因是，在连载这部《水浒人物论赞》时，他每天既要出报，还要同时为几家报纸续写连载小说，他不可能有时间翻查原著，只能凭年幼时的阅读记忆去撰写。即使达不到背诵《水浒》全书的程度，也应该是差不多了。

那一代人的读书功夫

    作为文史学者的曹聚仁，奉行的读书原则也许不是背诵，而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里，他谈到自己对几部经典著作的阅读遍数：《儒林外史》读了１００多遍，都是一本正经地读，不是作为消遣地随便翻翻。读《红楼梦》赶不上俞平伯，但也先后读了７０多遍。《聊斋》读了四五十遍，《水浒传》读了２０多遍。《三国演义》读的遍数最少，只有两三遍，原因是它没有《三国志》引人入胜。《史记》读了多少遍，他没说，只说这是他最爱读的书，是下过一点苦功的。
一个人肚子里有多少书，就跟一个人腰里有多少钱一样，那属个人隐私。因而，更多人的读书功夫我们就不得而知。例如，不是郑振铎亲自检验，我们怎么也不会知道茅盾能够背诵《红楼梦》；不是周建人的回忆文章，我们也不会知道鲁迅小时候是背过《纲鉴》的。从根本上说，是读书功夫成就了那一代文化巨人。
    遗憾的是，当我们惊叹那一代人的读书功夫时，我们无论如何也做不到。我们既感到没有时间，更感到没有必要，由此，导致我们缺乏那一代人的扎实功底，更不会有那一代人的杰出创作。

鲁迅与读书

    1881年，鲁迅生于浙江绍兴。他5岁开始读书，启蒙老师是他的远房叔祖父周玉田，他读的第一本书是《鉴略》。这是一本简要的中国历史读本，内容丰富，但文字深奥，刚上学的孩子是很难读懂的。但鲁迅却读得认真，字字句句都能熟背下来。
    少年时期的鲁迅最喜欢读的是两类书，一类是文学书，一类是自然科学书。
    《诗经》是鲁迅从小就喜欢读的一部文学作品，他不仅读得熟，而且有许多诗句能够背诵和默写。除《诗经》之外，鲁迅还读了《韩五泉诗》《娱园诗存》《唐诗叩弹集》等诗和韵文。《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中国古典名著，也是鲁迅常读的书。

鲁迅与读书

    鲁迅小时候还喜欢植花种树、研究各种动植物，所以他特意花200文钱买了一本专讲花木栽培的书——《花镜》，边读边学着栽花、养花。对这本书，他不仅爱读，而且还找出其中他认为不妥的地方，一一进行批注。可见鲁迅从小读书就不迷信，不盲从。《徐霞客游记》是鲁迅非常爱读的另一本书。鲁迅从这里掌握了许多植物学知识，这对他后来研究达尔文的进化论，学习赖尔的《地学浅说》，研究我国的地质构造，探索我国的地下宝藏，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鲁迅与读书

    １７岁时，鲁迅离开故乡去南京矿务学堂念书。这时，他的生活非常清苦，可读书却异常刻苦。每次考试，他总是第一个交卷，成绩也总是名列前茅。学校规定，考第一名的学生可以得到一个银牌，获得１６个银牌就可以换取一个金牌，而同学中，唯有鲁迅一人获得过金牌。课余，鲁迅还阅读了大量的课外书籍。为了省钱买书，他常以烧饼充饥，以夹衣、辣椒御寒，甚至还卖掉了考试所得的金牌。当时正值维新运动的高潮，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新的书刊，他特别喜欢赫胥黎的《天演论》，对书中的许多段落都读得滚瓜烂熟，直到许多年后还能背诵。

鲁迅与读书

    ４年后，鲁迅东渡日本留学，开始是学医，后来弃医从文，决心以文学作武器，用它来唤起民众，拯救国家。他觉得自己原有的文学功底还远远不够，便以惊人的毅力刻苦攻读各种文学作品。他走遍东京的各家书店，寻找他所需要的各种书籍，特别是对一些反映被压迫民族斗争生活的文艺作品，他尤其注重学习研究。跟鲁迅一起在东京求学的好友许寿裳后来回忆说，鲁迅“生平极少游览，留东七年，我记得只有两次和他一同观赏上野的樱花，还是为了南江堂买书之便。其余便是同他访神田一带的旧书铺，同登银座丸善书店的书楼。他读书的趣味很浓厚，决不像多数人的专看教科书；购买的方面也很广，每从书店归来，钱袋空空，相对苦笑，说一声‘又落穷了’！”由此可见他那时的读书之苦和购书之多，在所读的书中，俄国大作家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的作品是他的主要食粮。经过几年的刻苦攻读，鲁迅的文学修养果然有了很大的提高。

鲁迅与读书

    回国以后，跨入社会的青年鲁迅更是博览群书，且边读书，边战斗，渐渐使所读的书活起来。后来，就是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鲁迅仍不辍读书。他当时曾以一名日商职员的名义租了一间房子，作为秘密藏书室，以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搜寻。再后来，严酷的斗争严重地损害了鲁迅的健康，但他仍一面吃药，一面坚持读书。直到逝世的前两个月，他还豪迈地宣告：“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可以这么说，鲁迅的一生，就是读书学习的一生，只要生命不息，他就读书不止。

空空的书架

〇余秋雨

    从洪堡大学的主楼出来，发现马路斜对面是图书馆，便觉得应该去看看。
    图书馆靠马路的一边，有一个石铺的小广场，我正待越过，却看见有几个行人停步低头在看地下，也就走了过去。地下石块上刻了几行字，是德文，便冒昧地请边上的一位观看者翻译成英文。原来石块上刻的是：
    1933年5月10日，一群受纳粹思想驱使的学生，在这里烧毁了大量作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著作。
    石块的另一半刻的是：
    烧书，可能是人们自我毁灭的前兆。——海涅
    就在这块刻石的前面，地面上嵌了一块厚玻璃，低头探望，底下是书库一角，四壁全是劫烧过后的空书架。
    我不知道这是当年真实的地下书库，还是后人为纪念那个事件所设计的一个形象作品，但不管是哪一种，看了都让人震撼。
    一所世界级的学府在自己门前留下如此一景，是一种铭记，一种警示，也是一种坦陈：烧书的是我们自己的学生，一切文化的毁损行为，都有文化的名义和身份，因此匆匆路人啊，不要对这里过于信任！
    这便是大学的良心。
    由烧书不能不想到中国的“文革”。那样的空书架在中国的哪个地方都出现过，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能像他们这样铭记、警示和坦陈。这一次出发前曾与国内一些朋友一起叹息“文革”才过去２０年，它的真相却已被有些人用“文革”的方式胡乱搓捏和改写。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起因就在于人们迟迟不敢用坚实而透明的方法把灾难的史迹保存下来。
    对于重要的历史，任何掩饰的后果只能是歪曲。灾难是一部历史，对灾难的阐释过程也是一部历史，而后一部历史又很容易制造新的灾难。要想避免这种新的灾难，唯一的办法是不作掩饰，就像这儿，哪怕发生在地下书库，也要开一个天窗，让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裸呈于后代子孙眼前。
    可以想象，一切刚刚考入洪堡大学的各国学生都会来看看学校的图书馆，还没进门就发现了这块铭石，他们中的部分人也许会由此去研读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国史，即使不去研读，绝大多数人也会对今天社会上一切讨伐文化的行为产生警惕。因此，这块铭石这个窗口，可看作是洪堡大学的第一师训，首项校规，不容轻视，无可辩驳，凿石埋地，铭誓对天。
    就这样，这个学府用一页污浊，换来了万般庄严。
（鲁瑞摘自《杂文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