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与焦渴

长沙城里知青有好些个革命造反组织，并且办了好几份报纸，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反迫害》与《红一线》，都是对开大报。下在浏阳的知青、著名作家张扬，在《反迫害》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上山下乡运动是对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的彻底背叛》的文章，有三、四万字，占据了一张对开报纸的绝大部分版面。文章论述严密，对“上山下乡”运动作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在政治上予以彻底否定，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时，知青们是争相传阅，互相奔走相告。我对张扬十分景仰，便很想去结识他。一日，在省军区门口，我遇见一位编《反迫害》报的知青，我以为张扬也是在编报纸，我便向这位知青打听他们编报纸是在哪里办公，是否可以带我去看看。也许是我与这位知青从未有过交往的原因，或许是他要去忙着一件什么事，我看出他明显的有些冷淡，所以一直未能去，这让我很感到遗憾。

后来，有知青朋友介绍我去《32111报》，《32111报》是“32111知青造反挺进纵队”办的。中苏友好馆的对面便是市政府大楼，其时该楼已进驻了不少造反组织，332111知青造反挺进纵队便也在这栋楼里。

他们让我编《32111报》，编报纸的还有一位回龙圩农场的女知青。我们工作是十分勤奋的，不仅每天要编稿件，还得自己动手写，还得查阅一些资料。

这里每天人来人往，闹哄哄的。我居然也习惯了这些吵闹，能够静下来看阅、编写，这对我也是个极好的锻练。

这天，知青组织大游行，“32111知青造反挺进纵队”全体战士当然都得参加。场面是十分壮观的，从五一广场开始，五一路那条大马路上，奔流着由知青们组成的怒潮。各个知青组织组成一个方阵，十几人一排，数千人居然队伍整齐，秩序井然，大家呼喊着口号：“造反有理！造反有理！”一遍一遍地高唱着语录歌：

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

去争取胜利！……

每经过十字路口或拐弯处，都有好些其他的造反组织擂鼓呐喊，为我们助阵助威，还有不少人从马路两边楼房往外散发传单，把一捆一捆的纸往下面人群里撂，这些纸便像彩蝶似的纷纷向四面八方飞散开去。知青们对自身命运的不满和反抗行动实实在在地使全社会包括各阶层人们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我受到了这种情绪的感染，只觉着浑身的每一个筋骨眼仿佛都在往外涨劲，痉挛似的呼喊着，心里充满了斗争的希望。

马路两边都挤满了人，有工人、有干部、有老人、有妇女、有青年、有小孩，他们全都朝我们望着，不少人朝我们挥着手，呼喊着什么，声音太嘈杂，听不清，但从他们的手势，他们脸上的表情，我能看出那是对我们未来前景的焦虑，是在为我们的命运担心。两滴又大又重的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了下来，透过泪光我仿佛看到了父亲、母亲，还有弟妹们，他们的眼光是那么亲切，而又是那么焦渴。

返 回江 永

1967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必须坚持在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紧急通知》，指出逗留城镇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都应当迅速返回农村去，就地闹革命，积极投入“三秋”战斗；要求在城镇建立的各种组织和所设的联络站，要立即撤销，城镇的群众组织不准吸收下乡人员参加。11月22日，湖南省革筹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服务站发出《关于动员下乡上山知识青年返回农村有关具体问题的规定》。12月3日，湖南省革筹，第47军又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贯彻执行中央十月八日紧急通知的几点意见》，要求下乡知青“立即返回农村去，就地闹革命”。

广播里每天都在播放着这些通知，这让我每天都紧张得心神不定，感到空旷和孤单，这座城市要赶我们走了，我们的一切抗争和努力都已没有了任何意义。

这天，李光迪来通知我，说是补助费不再发了，再三地说着道歉的话。

我自己也清楚，这终究只是一个群众造反组织，我不可能长久呆在这里，也不可能永远拿着这份补助。可是一旦真的要我离开，我仍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眼泪止不住地扑簌簌成串滚下，冰冷的泪水顺着两颊流进嘴里，又流进心里，把破碎的心也给冰透了。

李绿森对我非常同情，他是一位十分憨厚的农民作家，他进屋里来安慰我说：“别难过嘛，要回农村就回农村去，我不一辈子也在农村吗，我也得走啊！”

我说：“我也知道自己不可能长久逗留在城市，可就是心里难受。”

“人经过一些磨难和挫折，并不一定都是坏事，”他说，“鲁迅先生就说过：‘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的面前才有路。’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这当然说的没错，”我说，“我只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把我们赶出城市呢？”

他说：“你要换一个角度来想，我们农民世世代代都在农村，不少人还非常贫困，这你在农村想你也已经看到，想想他们，你心里也许会觉得平衡了些。”

我没再吱声，我在想他说的话。

他又说：“你喜欢搞文学，只要自己努力，也许能够走出一条路来，多一些磨难对一个人来说，说不定还是一笔财富。”

我心情自然好了许多。李绿森他总是像一位大哥哥似的，处处呵护我，给我关心和安慰。

政府给的每月9元的生活费和27斤粮票也早已停发，长沙这座城市我自然是不能再呆，几天后，我便又登上了返回江永的列车。坐在车上我一直在想，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是什么呢？应该是思维，是情感，恩格斯曾说这是地球上最灿烂的花朵，也许我的思维我的情感是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吧！

“9·13”事件

文化馆里似乎找不出一丝活气，住久了，连我也感到沉闷和压抑，心里便强烈地想念与自己朝夕相处的知青战友。我提出要回农场，馆长也没有过多地挽留，于是，我便又回到了霸王岭。

知青们大多已返回，屋子里却显得出奇的静寂，除了屋顶上一声两声的鼠斗之声外，更无别的音响振动着空气。门前的几株杨树，在秋日的阳光下，毫无生气地站立着。屋后的茅草，横斜杂乱，虽有活意，却毫无姿态了，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原始的荒凉气氛。

我问队长李胜利这是怎么回事，李胜利摇着头说：“怎么，你还不知道这里发生的‘9·13’事件？”

“什么‘9·13’事件？这些日子，我的确是孤陋寡闻。”我说。

李胜利说：“ 9月13日上午，只听见‘砰’的一声炸响，连门窗都震动了。一会，听有人喊，说是当地的民兵把俞沛苍的墓用炸药炸掉了。”

俞沛苍是我们农场的知青，也是我很好的朋友，他是在广西一次武斗中被人枪击而死的。他的尸体从广西运回来，全场的人都感到震惊和愤怒。现代迷信是恐怖、懦弱、无知和愚昧的产物，人们竟然能够丧失理智，像仇敌一样互相残杀，俞沛苍居然成了这场愚昧斗争中的牺牲品。知青们抬着他，掩埋在离桃川镇不远的一个荒坡上，并给他树了一块写着“下乡知青俞沛苍烈士之墓”的墓碑，以表示大家对他的哀悼。

“这些民兵认为他不是烈士，是湘江风雷分子，是反革命，因此他们就要把墓炸掉，”李胜利说，“我们赶紧跑了去，墓已炸得不成样子，尸骨都炸翻出来了，的确惨不忍睹。我凑了8元钱，倪俊士凑了10元钱，买了一口棺木把尸骨盛上。大家已是忿怒到了极点，便抬上棺木浩浩荡荡地往桃川镇上走去，一齐慷慨激昂地高唱着《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团结起来到明天’……”

“后来呢？”我急切地问。

“晚上就出事了，县公安局调集了我们农场四周几个村的基干民兵进茅草地抓人。我们霸王岭还好，我们平日与六十弓村的村民关系很好，六十弓的民兵营长交待我们今晚千万不要出去，故而，我们未被抓，茅草地的知青就惨了，有刘内安、陶世普、刘俊世等十几个知青被抓，用索子五花大绑地捆着押去了县城。”

绝望好像刀子一样致命的伤害着我们这些曾经一度满怀着希望的心灵。不用讳言，当年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极大的消解了人类历史的进步和正义。在强大的社会存在面前，我们一群卑微的学生青年不是都显得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么？

一位下放在江永井边公社叫潘明臣的知青，后来在一篇《铁窗纪实》的文章里（发表在2003年10月长沙市政协编的《长沙文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专辑》）较详实地记载了刘内安等人被关押在江永监狱里的情形：桃川农场有位浑名“眼镜鬼”的知青，此人一介书生，瘦小的个子，苍白的面孔，浮肿的眼眶，鼻梁上架一副厚厚的眼镜；只因参与烧毁整知青的黑材料而被扣上“现反”罪名。此君酷爱学习，书生气十足。他已被确定要判刑。宣判前公检法军管会来人给他照相归档，可他倔劲发作，非要手持“红宝书”才让照相，任你拳脚交加乃至用枪托捅打，就是无法拿下他死死护定的“红宝书”。来人“投鼠忌器”，生怕弄坏“红宝书”脱不了干系，只好愤愤作罢。押回“号子”时，只见他一步一跛，连声高呼：“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你殴打吗？”事后他被一副手铐反拷双手，以示惩罚，不久，即宣判服刑五年被押走了。

世界上有这样紧紧护住红宝书的反革命吗？

我们这一代人无法抗拒当年每个中国人都无法抗拒的事，但那确是我们人生进程中不能抹去的记忆，让我们在今后的生活中，更加珍爱自己的生命和别人的尊严。

批斗韩少和

在茅草地一间小礼堂里，几十个知青席地而坐，屋子里充满着庄严肃穆的气氛。

两名工宣队员脸色严峻得就像青石板一样，显出威严得令人畏惧的神态。他们首先带领我们知青一同三呼“万岁”（万寿无疆）后，接着又一同学习最高指示：“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老人家还教导我们：‘社会主义就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然后，一位身材伟岸的工宣队员，目光炯炯地扫视了全场一眼，疾言厉声地说：“同志们，阶级斗争是十分严峻、十分激烈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总是对无产阶级、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充满着仇恨。”

我们都不由自主地惶惶不安起来，心下在嘀咕：这说的是谁呢？可眼睛不敢四下张望。

突然，另一名工宣队员大吼一声：“把现行反革命分子韩少和带过来！”立时，韩少和被几名基干民兵推推搡搡地带到屋子中央。

大家一脸的惊愕，一切声音似乎全从耳边消失，只有强劲的风低低地掠过草尖从窗口灌了进来，又从另一边窗口挤过，匆匆忙忙地奔向远方。

我瞧着心里立时像有千百个铁锤敲打似的，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半个字也说不出来，没想到现行反革命分子竟然会是她这么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

那位身材伟岸的工宣队员仍是一脸严肃地说：“韩少和顽固地坚持她出身的反动阶级的立场，丧心病狂地攻击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主席，竟然在毛主席著作上恶毒地攻击，这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那也违背列宁主义。这就告诉了我们，不仅要和拿枪的敌人作斗争，还要同不拿枪的敌人作斗争。这是一场没有枪声的搏斗，而这样的斗争，比那些鸣枪响炮的斗争要复杂得多、激烈得多……”

原来是她在四卷《毛泽东选集》上写了一些评点的话，这也算是反革命吗？学习毛主席著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得和体会，就不能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吗？如果伟人一言一行全是正确的话，那么共和国的主席和许多将帅们的纷纷落马，他们全是错了吗？对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已有不少人开始质疑，只是谁都不敢说出来而已。而韩少和却只是说出了自己的一些疑惑，应该比把话藏在心里不说的人要光明磊落多了。当然，这些话我没敢说，是我的怯懦让我不敢说。

“同志们，”工宣队员提高了声音说道，“作为一个革命青年，为了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一定要冲锋陷阵，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另一名队员喝令韩少和跪下，她居然倔强的昂着头，那队员狠劲一脚，便把她踹得跪倒在地。

“……”一片沉默。

没有人敢站出来申辩，也没有人敢去搀扶她一把，也许是因为我们虚弱，因为我们卑琐，因为我们的丑陋，因为我们越来越没有人的尊严与公德。

一幅油画像

1967年，我写了一篇题为《妹妹的日记》的文章在知青《32111报》上发表，文章记叙的是我们农场知青的生活状况，写得较伤感，好些知青看到后还哭了。不知怎么搞的，这文章竟然传去了香港，一家报纸居然给刊载了。这事很快反映到军管会。军管会很重视，立刻指示农场的驻场工作队对我进行了监控，工作队还把我所写的东西全抄走了，包括我写的一个关于知青的中篇小说的手稿也给抄走。我遂很是惶恐不安。

也许冥冥之中真有什么在主宰着自己的命运，人生之事，福祸相倚，这又谁能料定？

偏偏这时工作队要在场里举办一个“毛泽东思想教育展览”，要在入口处画一幅大型的毛泽东画像，并指定要画那幅“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由谁来画呢？在场里，大家都知道我平日喜爱画点画，于是工作队便定下由我来完成这幅画了。

我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我当时已属黑七类狗崽子之列，又出了《妹妹的日记》这么严重的事，如果这伟人的画没有画好，那还不定一个死罪吗？

画架已由木匠做好，有两丈来高，我要搭上高凳才能作画。

我已不能拒绝。那一个晚上我都没有睡好，我的灵魂好像已经离我的躯体飞走了，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我要什么，希望什么……所有的这一切都像混沌的一团雾。我意识到自己太渺小了，灵魂只能缩在某一角落里颤栗，我悲怆地望着房顶一动不动，任泪水流了满头满脸。

第二天我便去镇上买了一个九宫格，用九宫格套在画上，再按照比例在画布上打好格子，然后便爬上高凳一丝不苟地照着描，不敢有半点懈怠。

我在高凳上整整爬了两天，整个人就像一只壁虎贴在那宽大的画布上。我已记不清那两天我是怎么度过的，当我从高凳上爬下来时浑身上下已让汗水浸得没一根干纱。我不敢去看那幅画，我不知道自己画得到底会怎么样。

是一阵叫好声把我惊醒过来的，我这才发现画周围已围了好些人，有场领导、有知青、有工作队，从几个工作队干部的脸上我居然看到了一种久违的微笑。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以为是作梦，使劲揉了揉双眼，这才去认真看自己作的画。哦哦，这真是自己画的吗？我以前从未画过这么好的画呀！年轻的毛泽东手挟一把雨伞神采奕奕地走在霞光里，不，他伟岸的身躯正迎面朝我们走来，他微笑着，他一定是已宽恕了我的一切罪过，我知道自己总算是又逃过一劫了，从死亡边上又捡回了一条卑微的生命。一种情感，我说不出是悲哀还是快乐，突然浸入了我的全身，一下子达到了每个毛孔。

工作队说我对毛主席有感情，才画出这么好的画，也自然解除了对我的监控。

那已是1968年的秋天，是我刻骨铭心的一个秋天。这也许对我后来能够去平静地面对生活中的种种艰辛和挫折有着深远的影响吧。

后来，我回忆过去的种种，遂明白，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其实都是无法改变的。每个人带着希望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注定要甩不掉一些烙在生命线里的故事。

冬日的早晨

江永的冬天很难见到下雪，昨天晚上却下了一点雪籽儿，今天早上天空就带着愁苦的样子，忧郁的、暗灰色的云块沉沉地压在头顶，寒风在屋外用嘶哑、放肆、粗野的喉咙在吼叫着，使劲地敲打着门窗。

天色虽已大亮，可我们男生宿舍里谁都没有起床，仍各自躺在自己用体温捂热的被子里。要是以往，知青们早就起床忙开了，各自去干着自己要干的活计，很自觉。用农村人的话说，一个早工能当半个日工，庄稼人过日子靠的就是勤奋。

大家已没有了那种热情，在经历了理想的破灭和原始劳动改造的巨大痛苦，在遭受到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同样贫乏，知青们已不再把“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当作了理想。

不是我们不懂得劳动的重要，在我们读中学时，政治课与历史课的老师就给我们讲解了有关人类劳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令人信服地论征了劳动在人类从猿到人进化过程中的伟大作用。他认为劳动促进人脑思维，促使手脚分工、直立行走，等等。最终促使人类脱离猿并区别于兽类。

劳动创造了人。政治课与历史课老师都是这么说的。

但是今天，我们这些当年的莘莘学子，居然忽视了劳动，居然唤不起劳动的欲望。

然而，人不能不吃喝拉撒。

蒋鼎大概是想上厕所了，他把头从被子里探出来张望了一下，便随口吟出一句：“天上白鹅鹅。”

睡一旁的是王江华，与蒋鼎特玩得来，又加上脑子特活，遂马上接口道：“地下白砣砣。”

一侧的李胜利也把头探了出来，眯眼笑了笑，模样很俏皮，便也大声地接上一句：“风吹屁股冷。”

龙春生是我们的大哥，居然从床上坐起来，耸耸肩，做出一副无奈的样子念道：“留待明天屙。”

大家就都呵呵地笑。用乡下的一句俗话说，这也许就叫作“叫化子唱戏——穷快活”吧！不这样又能怎样呢？难道大家都整天哭丧着脸吗？日月还得运行，日子还得要过，但怎么过？谁心里也没有底，谁也说不上，心头一片茫然。

尽管广播喇叭里天天喊叫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但是光靠动员一群涉世未深的学生青年（不少还只是少年）仅仅从政治抱负和使命感的角度出发去进行这项艰苦卓绝，而且遥远漫长的经济建设事业，这就注定了上山下乡运动从本质上是一场违背人类历史进程的庄严的悲剧运动。

不知谁还有这回天之术能再次唤起大家改天换地的劳动热情？

窗外，搞饭的女生王自华在喊：“懒鬼，你们还起不起来吃饭啊？”

大家这才起床，穿衣，一阵嘻嘻哈哈。这笑声，在我听来总觉得有些失真，失去了年轻人的单纯和热情，让人感到喉咙堵得难受，想哭，可眼睛只是涩。

打 猪 草

人自然是不能不吃不喝，可是喂养的牲猪呢，能不吃不喝吗？

队里还喂养了十几头猪，十几张嘴每天要吃要喝，这可愁坏了刘兆新，她负责喂养这些牲猪。现在已没有人去地里劳动，田土全都包给了六十弓的村民耕作，几块菜地里的菜，就像一些长不大的伢，藏在荒草丛里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供人吃都困难，刘兆新只得每天提着个竹筐去野地里寻猪草。刘兆新是个身子极为瘦弱的女孩，身体平日就不怎么好，每日要提一个竹筐奔走在野地里，的确是很不容易。

也许是大家把喂猪这事全给忘了，而刘兆新又是个只认埋头做事，不喜欢张扬的人。

一日，我见她提着一大筐猪草汗流浃背地从外面回来，我忽然感到羞愧，我说：“明天我和你一块去吧。”

“你不行，”她抹了把汗，笑了笑道，“你不认识猪草，要是打回有毒的草就糟了。”

“那这么一筐子猪草够了吗？”我又问。

“哪够呢？可有什么办法？”

“那我要怎样才能帮你？”

她看我一眼，有些迟疑地说：“桃川河里有丝草可以扯来喂猪，只是现在天气不行不能下水。”

我立时高兴地说：“天晴总可以去呗！”

我就选了天晴的日子，挑上一担高系撮箕，一径往河边去了。

冬日的太阳还是很暖和的，阳光明媚得像一杯被打翻的橘子汁，有种甜甜的味儿。我抬起头，天蓝得那么纯粹，凝结得那么严酷，连一丝褶皱也没有。

河水在冬日的阳光下轻轻地淌，河水很清，可以望见水底长着的各种水草。有一种草叶子很小，像小虾米，成团地绕着一根长长的藤蔓长着，我给它取个名字叫“虾米草”；有一种草像长长的海带叶，我叫它“海带草”；还有一种草像兰草叶，较厚，肥肥的，很有肉感，我便叫它“兰花草”……多了，好些我都说不上名字。

河边静静的，就我一个人，我把裤腿挽高下到水里去。冬天的水的确很冷，我不禁打了个冷噤，可我还得咬牙坚持着，拼命的去扯那些丝草，一把一把地扯，扯了便使劲往岸上扔，尽力使劲去抵御腿上那针刺般的凉意。

扯了一会，我便又赶紧跳上岸来，坐到草滩上，双手用力去搓那两条冻得发红的腿。

冬日的阳光，有一点煽情，总是不经意地唤起人意识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可以洒落满腔郁闷，把思想放纵，让它恣意驰骋，溶入一种纯净思想的领域里。我这才深深地体会到女作家梅苑为什么会非常喜爱每天踯躅在那条僻静的小径，作家朱自清为什么会偏爱那条沿着荷塘的幽僻的曲折的小煤屑路了。正如朱自清先生说的：“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可不是么，我的思想可以跃过绿绿的田野，跃过人与人组合的世界，跃过蓝蓝的云空，我且受用这无边的山岚水色好了。

到中午时，我已装好了两撮箕猪草，我遂挑上一悠一晃地往回走，居然有几分悠然，有几分惬意。

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决不能蒙昧地无目的地头脑简单地生活着，我宁愿沉没海底，也不愿过一天庸碌的生活。叫人痛心的是，文化大革命确实是把文化革掉了，把人的良知和道德革掉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生活准则、生活理想和生活乐趣呢？正如海德格尔曾说过的，面对眼前物，人们是无法可说也不用说话的。

陈指导和他的老婆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江永县委大概是考虑到我们农场是个知青集结地，没有贫下中农，便从周围公社抽调了一些党员贫下中农到我们学生队担任指导员。到我们队的是一位姓陈的农民，大约三十来岁年纪，善良憨厚，每天和我们一起劳动，脸上总是一副笑嘻嘻的表情。

陈指导是带着他老婆一块来的。他老婆叫什么名字我记不起了，因为我们与她没有什么交往。她长得实在不怎么样，脸模子虽算周正，可一脸麻点，我们背地里给她取了个外号“爆米花”。

我们霸王岭工区，原是一家煤矿，现已倒闭，只留下两名干部住在场部看守。其中一个姓吕，大约四十来岁年纪，未带家眷，单身一人过日子。虽说守着场部没什么事干，却仍每月拿着几十元的国家工资。那时我们叫拿工资的为吃国家粮，尽管才几十元，这仍是很令人羡慕的事。

陈指导刚来没几天，我们便发觉爆米花常往吕干部那儿跑。一天清早，我们居然发现她一手端着便盆从吕干部房里出来，见了我们便忙低垂下头，略略有些羞涩的样子。

我们便议道：

“爆米花昨晚一定睡在这里了。”

“这还用说，当然是睡这里了。”

“陈指导不知道么？”

“怎么会不知道？一个大活人一晚上都不在自个身边还不知晓，那除非是个死人。”

“那——他就这么心甘情愿吗？”

“哎哎，不谈了，不谈了，人家是贫下中农。”

便都禁声。我们这些黑七类狗崽子是不能随便谈论领导阶级的。

陈指导照样和我们一块劳动、生活仍然是一脸笑嘻嘻的样子。

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笑的里面有着悲哀和痛苦。一个大男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人跟了人家，谁能会无动于衷呢？

我们又一块议论：

“陈指导也是没有法子，家里穷呗！”

“人来到世上，首先就得要求活下去，面子能吃能穿吗？”

想想这话，我觉得也有些道理。那会江永的确很穷，农民基本上没吃过一顿干饭，餐餐都是熬的稀粥，吃的菜大都是地里扯的野胡葱用坛子腌上，很难见到晕腥。我忽然明白，其实人与人都是一样的，要吃喝拉撒，有七情六欲，硬要把人划分为三六九等，这都是人为的。不管是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在那个年代只有能填饱肚子，才能知耻、言耻、痛耻，才能有自信、自尊，才能谈及理想、前途和世界革命。

我们谁都没有嘲笑过陈指导，反而我们去他家去得勤了，和他聊天、说笑，有的还偷偷地塞给他几斤粮票，人与人之间，除了阶级斗争，还应该有一份人性的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