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 儿 队 长

我在这个队叫朝阳队，队长叫陈路明，他是1965年从长沙市一中高中毕业下到这里的，这是个极富正义感，极有事业心的青年。他个子不高，却显得虎气生生，经常是一顶草帽，一双草鞋，风里来雨里去，一身皮肤黝黑，看去就像一个栉风沐雨辛劳耕作的农民。

他常常会为农场今后的命运而担忧，老想着要如何把农场建设好，尽管当时大家都忙着抓革命，狠揭狠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每天仍有一二十名知青跟着他上地里劳动。

劳动强度大也较难的活要数烧石灰。先要砍好灰草，要打管备石料，他都是自己带头去干。烧窑自然要请当地的师傅，这不能蛮干，是一项技术活，尤其是如何掌握火候，必须得由师傅手把手地教。女孩子是不能上灰窑的，这是犯禁忌的事。这符不符合科学，没人去探究，反正这是人类的祖先一辈一辈传下来的规矩。

火点燃后就要保持火不熄灭，而且要烧得旺旺的，就得不断地把柴草把子往窑内塞，不能有半点懈怠，因此必须轮值。

到夜深了，轮值烧窑的知青就躺在柴草铺垫的窑顶空隙处，让明亮的窑火烤着，天南地北的闲聊。也许是我喜爱文学的缘故，我居然觉得这样的时刻极富诗意。

秋天的夜晚是寂静的，虽然这里那里有几只秋虫在“唧唧”地叫，但那也只能更衬托出夜的寂静。天空像是刷洗过一般，没有一丝云雾，蓝晶晶的，又高又远。繁密的星，如同海水里漾起的小水花，闪闪烁烁的，跳动着细小的光点。四围的山，隐隐约约，像云，又像海上的岛屿,能让人生出许许多多美丽的幻想。

陈路明和我躺在一处，他仰天躺着，双手枕在头下，似在想着什么。

我们都从不叫他名字，而是亲昵地称他“路儿”。我说：“路儿，就我们这几个人能够建设好农场吗？我总有些担心。”

他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现在‘革命’这两个字，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神圣得不可侵犯。”

“我不明白，难道我们现在做的这一切，都不叫做革命了吗？”我问。

“当然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他说，“粮食从哪儿来？天上不落，石头上不生，还得靠人春播夏耘，秋收冬藏。不搞好生产，农场肯定是不会有前途的。”

我叹口气说：“唉！现在这么一个混乱的局面，不知什么时候才会有个头啊！”

他说：“我想，大家还是会要搞生产的，农场创办几年了，老是亏本，当然不能再这样亏下去，至少我们自己还得生存。我想待烧完这窑石灰后，便去对土质、水源等进行一番考察，设想出一个较好的建设方案。”

他总是这么乐观，又充满自信。他的这些话，后来写在1968年2月27日他和刘胡子、何清华、韩少和、易宇欣等二三十名知青联名写的一篇《桃川农场向何处去？》的文章里：

桃川农场创办五年多了，农场仍连续亏本，尤其近一年来大量知青返城，使茅草地又恢复到它五年前的荒凉。……革命的知识青年朋友们，桃川农场向何处去？现在是我们决定它命运的时候了！……让我们一起重建农场，重新向茅草地进军吧！

我的回忆之河，常常会闪回那个夜晚，躺在辽阔湛蓝的天空下，感受青春的生命如何在静谧的黑夜中生长、悸动。

中国的“巴顿”

我是来到茅草地后才结识何清华的，那时，大家都说曙光队有个“何霸蛮”。

曙光队是由长沙市一中长沙市十五中的初、高中毕业生组建成的，这个队大多是初中生，用石谊、士林的话说是“还都是些不晓世事的纯真少年，稚嫩得就像晨曦中露珠颤动着初绽的花瓣”。何清华是一中的高中毕业生，身高力大，那结实模样就像是用生铁铸成的一般，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让人一眼便能看出这是个不同凡响的人物。他自然就成了这些弟弟妹妹中的一位大哥。

他当队长，什么事都是干在前面，再苦的事、再难的事，他都必定要带头去冲锋陷阵。他总是一把锄头，穿条短裤打个赤膊，斗笠都不戴，烈日当头也好，大雨倾盆也好，他一概顶着干。

在那个空头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尽管在那种物质和精神都极度匮乏的特定条件下，他仍然是一腔热血，脚踏实地的向着理想目标艰难的挺进。他反对打砸抢，反对那种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状况。他带领大家坚持生产，承担了数十亩地的耕作以及牲畜饲养。

命运是对人生的一种挑战。你要么不甘沉沦，逆水行舟；要么自暴自弃，怨天尤人。

他和他的战友们苦苦的思索着，并在自己办的小报上发表了《用毛泽东思想重建桃川农场》的长文，详细阐述了农场存在的问题，构想了重建农场的方案。他认为抓好生产有关国计民生，是硬道理，空洞的精神不能替代人的物质存在。他有许多故事在知青中流传。

一次，他带领大家翻山越岭到广西那边挑枯饼，由于下雨，有一段路很滑，有人不小心摔了跤，后面的人就笑，跟着第二个又摔了一跤，大家笑得更厉害。有人想打退堂鼓，提议不要去了。他却斩钉截铁毫无商量余地：“笑什么笑，前进路上无障碍，要打硬仗就得有进无退！”

一天下午，队上安排去桃川镇看《红色娘子军》的电影，有些女生在镇电影院大门前一直等到深夜，他才带着一班男知青匆匆赶到。原来他是领着他们打着火把一头钻到农场附近一个溶洞里去了，想去堪察新的水源。……

他和刘胡子他们关系特好，经常在一块讨论马列主义如何在中国的实践、农场应该往何处去的一些带有哲理性的问题。他们谈得很激奋，我在一旁听着，往往能感到自己全身的热血一股一股的往上涌。

那天，他们一块讨论着一个“以果木为主，粮林间作，大抓柚子苗，大养牲猪”的农场建设方案。

他说：“要建设一个新农场，就得这么干！”

刘胡子也说：“干吧，我们不能再等、靠、望，我们只能自己解救自己！”

他们的思想是一致的，是真诚的，出于自己的良心，也出于共和国一代年轻人的责任感。

这个方案最终没有实现，相反，这场旷日持久，甚至达到疯狂的运动，使农场更加呈现出种种令人不安的危险迹象来。

他们开始了新的梦寻。

后来，他们十几名知青毅然去了大远公社，在三峰山下潘家坪村后的半和坪办起一个小农场。半和坪面东朝阳，他们满怀着希望称之为“太阳坡”。这洒满理想之光的太阳坡，就是他和他的战友们新的寻梦的起点。

他就像一位将军，如果是战争年代，他一定能成为中国的巴顿。许多知青都这么说。

同室操戈

知青中的确有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也一时无法解决，不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运动的决策者是出于什么目的，但严酷的现实好像一记重锤，很快地粉碎了许多城市学生对理想、对世界乃至对自身的全部看法，他们积极的投身到“串联”、“造反”中去，希望能早日结束这场不公平的运动而回到城市里去，希望能和其他的没有下乡的青年一样，享受到同等的生存权利。

拆场派的人自然就要比办场派的人多，抓革命的人自然要比抓生产的人多。农场不拆，大家就回不了城，也许这想法太简单，也太幼稚，却很现实。于是好些人就把一肚子怨恨、忿怒，要发泄到办场派的人身上。

我那会仍然一直是无党无派，什么组织也不参加，但这并不等于我不能和刘胡子他们结成很好的朋友。我和刘胡子几个人住在原来场部的一间小屋里，其时场部早已不成为场部。

这天，刘胡子他们到地里劳动去了，屋子里就剩下我和易志球，他在看一本什么书，我在给几个越南朋友写信。因为我读中学时在上海的《少年文艺》发过几篇习作，越南一所华文学校的几名学生在他们老师的指导下与我交上朋友，彼此之间已经通了好几年的信。在信内，我没有告诉他们我们国内正在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说实话，对这场革命我的确有许多地方无法理解，对于不理解的事还是不说为好，信里也就只好说一说问好、关心之类的极为普通的话，我是每一封来信都必须回复的。

四围很静，屋前屋后的景物，都躺在一种沉默的、固定的、连一片风都没有的静境中。

突然，从进农场口那边传来人的呼喊声和蹬蹬蹬的奔跑声，打破了这死一般的静寂。我不知出了什么事，探头从窗口往外望去时，发现有二三十个人气势汹汹的朝这边奔来，很快就到了屋门口，“咣啷！”一声，木门被使力撞开，来人奔了进来，一径奔到易志球跟前，上去几个男知青二话没说就把他拖了出去。

接着，他们便满屋子搜寻，我坐在桌旁也被推开，他们在桌子四周、底下翻了个遍，没有发现什么，正要出去时，一名男知青忽然掀翻了我睡的床板，发现床底下有好几把锄头，他们便又返身回来把我拖出屋外。

“好哇，你不老实，居然藏着这么多锄头都不说。”其中一人朝我凶狠的瞪着眼。

我说：“我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会放在你铺底下呢？”

“几把锄头又不是枪支弹药，又没有犯法。” 我说。

“你还不老实！”那人说着便狠狠地朝我挥了一拳，“快说，刘胡子在哪里？”

“我怎么会知道呢？我一直坐在屋里门都没有出。”我小声嘟囔着，在这个世界上，我最痛恨的就是出卖朋友，我从不会出卖自己，也不会出卖别人。

招来的是更加重的拳击。他们是很懂得如何打人的，专朝人的两个腋下打，挺疼。我只觉得钻心钻肺的疼，便止不住哼出声来。易志球比我坚强，被揍得在地上翻滚，居然没有哼出一声。

于是，我变得更加缄默、拘谨，甚至惶恐起来。

无序的政治生活，使人变成歇斯底里的疯狂。也许是因找不到出路，因苦闷和彷惶，人都容易变得暴燥和不安，不管是哪一派别、哪一个组织，年轻的一代都咀嚼和体验了荒谬酿造的痛苦。

没有让我沉沦

我感到十分疲乏，什么事也不想做，不管是革命,还是生产，都提不起我的兴趣。也许我是天生的贱命，什么也不做就又觉得心里空落落的，觉得心里闲得发慌。

可是，做什么好呢？

我忽然想到小时候常拿着一只用纱布做成的鱼沉子去塘坝里沉鱼，常能沉到好些小鱼仔，便想着也去沉鱼。茅草地没河没坝，一条渠道还是一条不能作用的干渠，但有好些处泉眼，虽不大，却水清且深。居然就有了儿时的兴致。我去食堂里找到一只箩筐，这作沉子是再好不过的了。又去附近农田里捡来一些田螺，用石头砸烂，放进箩筐里作鱼饵，然后用一根长绳子把箩筐吊下水去。

好一眼清澈洁净的山泉，蓝天、白云，还有附近的山，清晰地倒映水中，有风吹过来，涟漪飘动，天与云遂也跟着一齐摇晃，就显得别有情趣的了。水里没有鱼，但有虾，又大又肥，每次我把箩筐从水里扯上来，里面总有几只大虾。它们日复一日地在这里生活，从没有人来打扰，也就不知道什么叫危险，故而才这么放心大胆地进入箩筐里的吧。一个上午，我居然能沉到一大碗虾。

但沉了两天，却又腻了，于是便去捡菌子。有人告诉我，茅草地里长有一种鸡爪菌，味道特别鲜美，我便一个人往茅草地的深处走去。

刚好天下过雨，雨过天晴是茅草地最明媚的时光，空气像刚滤过似的，茅草变得分外苍翠、茁壮，绿得可爱，很有韵律似的滚着水珠。在一丛茅草下，我果然找到一窝菌子，呈灰白色，很大一朵，这便是当地村民叫作的鸡爪菌。我欣喜异常，忙脱下身上的罩衣，小心翼翼地把菌子一朵一朵的采下来放进衣里，然后打成一个包提着，足有一小簸箕那么多。

我一径去了郭光锴那里，还未进门就大声的喊：“郭光锴，你猜，我今天又收获了什么？”

“虾子呗！”郭光锴说。

“不是，再猜。”

“鱼仔！”

“不是，”我一下跳进屋去，把手里的提着的包递到他面前笑着说，“你看，全是鸡爪菌咧！”

这天中餐自然是吃菌子了，尤其那汤真鲜！

不知为什么，以后就再也没有捡过，连一朵也没有见到过。我就去爬山。场部后面有一座不高的石山，我沿一条小路攀爬上去，顶上居然有一岩洞，很宽敞，以前一定有人住过，地上还铺了一层厚厚的干茅草。

我枕着自己的手掌，仰躺在厚厚的茅草上，阳光透过洞口缝隙洒进来，我会想起春天、花和白云……

这是一个很适宜读书的地方，可惜除了四卷《毛泽东选集》以外，再也找不出一本文学书籍，我便回想着在学校里曾经读过的那些俄罗斯文学。我特别崇拜普希金，他不仅在悲剧《波里斯·戈都诺夫》和短篇小说《驿站长》中表现了对专制制度，对社会生活的批判倾向，同时在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塑造了进步贵族青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形象，提出了贵族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

应该感谢这些美好的苏俄文学，让我感动真爱、亲近自然，感受到人类优秀文化的滋养，才没有让我沉沦，没有去毁灭自己。

集体出逃一

大屠杀的风声愈来愈紧，我们在农场是没法儿呆了，只能返回长沙。可是走道县那边很不安全，“贫总”一路上已设下许多关卡。前些日子有走那边回去的知青说，那条路是千万走不得的，尤其是过双牌，河里都是死尸，一河水都染红了，让人听着毛骨悚然。看来，就只有求助于6951部队。6951部队是江永县支左部队，驻扎在广西麦岭，来我们农场的几个部队干部对我们知青都很好，团部张参谋还和我们几个文学青年一块讨论过文学，找他们，一定会有办法的。但茅草地到麦岭有四五十里路远，又是山高路险，路径不熟，怎么走？于是便先由陈路明、何清华前去探路，大家便在家里心急火燎的等着他俩。

第二天一早，我们便在他俩的带领下出发了，有钟德厚、陶世普、刘内安、郭光锴、肖鹏夫等三四十号人。地里的苞谷是没法收了，栏里的牲猪也没法喂养，我们什么也没法带，就仅拿了几件换洗衣服上路，很有些悲壮的感觉。

天色分外阴沉，浓密的黑云低压在头顶，一片山雨欲来的气息。走不多远就下起了小雨，地面就变得很滑，而且是一片连绵不断的大山，远山被雨雾遮掩，变得隐约朦胧，近山群峰攒簇，蜿蜒起伏。一只远来的鹰隼仿佛带着愤怒，对这沉重的天色的愤怒，平张的双翅不动地从天空斜插下来，几乎触到对面的山脊，而又鼓扑着双翅，作出猛烈的声响奋力向上腾跃而去。

三四十号人居然寂静无声，艰难而又奋力地在山道上攀越。

经过一个叫沟兰瑶的地方时，我们已是又累又饿。这里是瑶民生活的地方，房屋不多，约莫不过六七家，皆傍山而居，全是木板楼屋，发黑的楼板显出年代的久远。我们遂进去想讨点什么吃的。我和郭光锴几个人去的一家仅两个老人。老头又瘦又矮，很是惊异地瞧着我们。我们恭恭敬敬地朝老人鞠了个躬问：“大爷，能不能给我们一点什么吃的？”老人呆呆地看着我们，又一劲地摇了摇头，似乎不懂我们的话。

郭光锴便做着手势，说着普通话连说带比划地重复着：“有什么什么的吃的？”像说日本话。

老人像是听懂了，指指门前的木凳让我们坐下，然后便叫他的老伴生火，用一口鼎锅给我们煮了一鼎锅红薯。

大家用红薯填饱了肚子后便又继续赶路，走出很远，回头还看见那几间木楼门口都有几个人站在那里目送着我们远去，我忽然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我们互不相识，几颗红薯也许不值什么，可让我看到了中国老百姓的善良，看到了不管我们生活中发生过什么，世界上还是有着纯洁、有着美好、有着真诚无私的东西。

过了黄甲岭已是进入广西，路更窄更陡，仿佛是被大山挤压成一条仄仄的带子无止境地在山野伸延。

下午5时许，我们终于到达了麦岭6951部队的驻地，张参谋和魏主任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马上安排了食宿。在这里我们还遇上从江永各地来的知青，有桃川公社石枧大队的，有凤亭农场的。风亭农场刚发生过一场武斗，有几个知青还带了枪，因此，部队好些地方都戒了严，不许我们靠近。不过，一看到部队，我们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这才体会到一种可靠、安全的感觉。

集体出逃二

第二天，回龙圩农场的知青开来两台拖拉机，接我们去参加王百明的追悼会。那是8月17日，在江永县城，王百明和另一名知青一同在店里吃早点，居然被几个农民围住。道县已经杀了不少人，出身不好的，要杀；与干部有仇隙的，要杀。“杀地主狗崽子！”他们吼叫着，一只手指扣动了扳机，枪口红光一闪，铁砂霰弹全部打进了王百明的那颗年轻的头颅。他来不及叫喊，倒下去的时候手里还捏着一截寸多长的油条。

王百明是个很有才华的知青，是江永农艺队里很优秀的一员，农艺队就驻扎在县城边上。他很会写诗，在生活中他感受着事物，同时也思考着事物，作为一个诗歌创作者，总要表现出这个时代最先进的思想，最强烈的时代精神。他写过一首《新农民之歌》：

我不曾为祖国横枪跃马，

也不曾挥汗在炼钢炉前。

但，我依然要骄傲地宣称：

我是我们阶级队伍中坚定的一员。

一脸微笑，

一身汗水，

长满了老茧的手啊，

像一对铁钳。

一手握笔，

一手挥镰，

稻穗、棉桃加上这深情的诗篇，

就是对于祖国的贡献。

像鹰儿搏击长空，

我们经风雨、见世面，

毛主席亲切的笑容啊，

即使在梦里，也常在我脑中浮现。……

一位这么优秀的青年，就这样惨死在“贫总”枪下。

追悼会上，群情激愤，知青们悲痛地呼喊着口号，声讨杀人凶手。

走出会场，我们的心都变得异常沉重。

部队是军事重地，我们自然不能久呆。一个礼拜后，我们便坐着部队替我们找的两台拖拉机，由两位部队干部护送我们，绕道阳朔，到达桂林火车站。

我们抢着上了一列闷罐子车，尽管车厢一没车窗二没坐位，大家就这么挤着站着。火车吼叫一声开动了，可以回家了，但大家没有一点儿欣喜，一点儿也不显得轻松，有的把头微仰着，有的紧闭着嘴唇，额上显出深深的与我们实际年龄极不相称的皱纹，大家似乎都在思索，是在思考着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寻找我们生命本身的东西？还是在对我们所走过的历史过程进行一次深情的回眸呢？

在工农兵文艺造反联络站里

这是一个易受幻觉和激情支配的年代，人人似乎都变得疯狂，长沙城里冒出了许许多多革命造反组织，像湘江风雷、高司、青年近卫军、六号门、东方红、井冈山……等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几乎每天都有武斗，都有惨案发生，高音喇叭天天喊叫着，传单、小报满天飞。在街上还可以时时看到一些腰缠子弹袋，肩挎冲锋枪全副武装的造反战士威风凛凛地从街上匆匆穿过，不知又要去什么地方去进行伟大的战斗。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统帅不断地在天安门城楼亲切地接见红卫兵，对这一形势发出了“好得很”的称赞，那就好得很嘛！处处是群情激愤，处处是“造反有理”，处处是“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我这人特好奇，便天天去街上看传单、小报，每天都能抱回一大捆。

五一路有栋中苏友好馆的楼房，是省文联的办公地点，这时已被工农兵造反联络站占领。毛泽东早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为了服从于“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斗争，工农兵作者起来夺了省文联这些知识分子的权便已是理所当然的了，工农兵应该成为文艺的主人。

成了主人的工农兵在这里办了一份《造反文艺》杂志，取代了过去的《湖南文学》，还在中苏友好馆门前傍街办了一个“工农兵文艺诗画长廊”。

一日，我十分冒昧地走了进去，在这里我见到了我心仪已久的我省著名工人诗人左宗华、李光迪，农民作家李绿森、彭伦夫等人。可以看出，李光迪是这里的负责人，他是株洲市的一位工人，瘦高个，显得精力充沛，气度不凡，在我看来他是一位勇敢而充满智慧的作家，待人也极热情，我一下就喜欢上他了。

我试探地问：“我能不能来这里工作？”

没想，他竟一口应承下来：“好啊！来吧，今后在一起我们就是朋友了。”

他安排我在《造反文艺》编辑部搞文字编辑，并给我每月15元的生活费。对这一工作，我自然是十分喜爱，也创作了不少诗歌。

长沙有一位很有名气的叫张觉的工人诗人，据说是被厂里的走资派迫害致死，我们都为此忿忿不平。张觉是我心中最为崇拜的偶像，他写过不少热情洋溢，动人心弦的好诗，有些诗我还能背诵，像他写的《我和我的战马》：

等不及上班我忙向车间跑，

跑进车间忙把我的“战马”瞧：

伙计呀！我知道你日奔千里成习惯。

这几天假日你闲得愁不愁？

自从学徒结识了你，

十年汗水擦亮你一身“毛”！

凭你这钢筋铁骨飞毛腿！

怎肯在跃进途中停分秒！

马儿呀！你也真好笑。

难道我的脾气你还摸不到：

妈妈留我说破喉咙扯破手，

我还是从百里家乡冒雨赶回了。

马儿呀！你知道不知道？

支援春耕要好要多还要早。

我俩快来个“伙伴赛”，

抢制农械赶高潮！

哈！班长已把任务交，

快快撒开蹄儿跑。

我权把油壶当酒壶，

三杯祝你跃得高！

我们组织了好些工农兵作者去张觉家探望。他家在工厂宿舍区，房子很窄小，鸽子笼般的板房，显得拥挤不堪，屋里陈设也很简陋、破旧，没有一件像样的家俱。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下，他居然能写出一篇又一篇热情如火的诗篇。我们的眼眶都稍许有些潮湿，还有人不禁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

走出张觉的家，我遂想，其实我们广大的工农大众不少人仍是生活在贫困线上的，可是，他们艰苦奋斗的精神，悠然自如的心境，使他们超越自身的荣辱、得失和沉浮，像潇洒的生命圆舞，那旋转的圆心总是指向祖国，这就是伟大的工人阶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