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语]

老崔长我十岁，是我的兄长。早在六十年代中期我就认识他，只不过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八十年代起，老崔与我同事二十余年，平日交往不多，见面点头而已。前年，老崔光荣告老还乡，但他退而不休，笔耕不缀，当起了“坐家”，著有《我与名人没有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非常荣幸得到他的赠书。从那以后，我与老崔成了朋友。

老崔于1968年从湖南戏剧学校毕业后，下放靖县一年。时间虽短，以他的文笔，我估计他一定能写出那段人生经历。今年劳动节过后我开始游说老崔，先是请他上《湖南知青网·靖县知青》看看，他回答说：我从不上网。我没放弃，向他转述网上有关靖县的文章，提及郑凯南等戏校学生，老崔眼睛一亮。我知道，有戏了。老崔被我说动了，三天时间，他写出了这篇长达1.4万字的回忆文章。老崔不谙电脑，委托我代将他写的《田园牧歌式碎屑——靖县一年》发表在《湖南知青网·靖县知青》。全文我仅做了文字校对，所有改动之处都经过老崔的同意。现发表出来，供各位网友共享。

“田园牧歌”式碎屑

——靖县一年

准知青/撰

一、端锅分碗

往事越千年。

60年代末，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下达时，“老三届”的大中专毕业生也相应地去了国营农场。湖南省戏剧学校的学生，大的是在“文革”中搞得太“逞”的缘故，就和省文艺界一样，进了省革命委员会第9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戏校也得以彻底“砸烂”。两个月后，全体下放黔阳地区农村“插队落户”，过革命化的春节去了，至於具体去哪里？暂时保密，要等到了黔阳地委所在地安江镇才宣布。

汽车从学习班所在地，原省委党校开出时，车厢里响起了郑凯南和老猫的女声二重唱“再见吧，可爱的城市，再见吧……”是一首耳熟却不大详的苏联歌曲，反正一锅端下了农村了，她们也不怕被扣帽子，说成唱“苏修”的歌曲了。而且歌词大致符合大家的心情，同学们也就跟着打起“和(读祸)声”来，唱得鼻子酸酸的。直到刘民说了声：“别唱得太揪心了。”才静下来。

过了汽车轮渡，却朝东边开去，原来还要去东风广场集合，再一起誓师后往湘西南去。真有点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不过，来送行，看热闹的不少。有的“水佬倌”边看边说：“让二哥挖(读“瓦”)一瓢酽的去了。”指的是年轻漂亮的“妹砣”。开车后又听说花鼓科的华强被水佬倌取了“(军)帽子。”男同学都幸灾乐祸。运动初期，华强不让“狗崽子”上台演解放军，武斗时又耀舞扬威的，活该！

到了双峰，顿感城乡差别之大，尽管还只是县城里的汽车站，但茅室烂得两边的人都看得见，令人望而却步，如何方便？然匆忙中，大多数人都买了土壇子装的“双峰辣酱”日后可咽饭。

雪峰山下的小村塘湾，是爬山前的歇脚点，我们未下车前，就听到了久违的笑声，但却有女同学“缩”回车上下不去了。原来是木电线杆下，倒剪双手跪着个泥塑，上插根红萝卜，下插支玉米，还将青皮褪了，露出缨子来。我的脑子“嗡”了一声，目光马上游移开了。但也听得祁剧科有个不知死活的伢子在说：“蛮像咧！”刹时间，血都快凝固了。也顿悟到何谓“历史的耻辱柱”。但万不可让人看到你有兔死狐悲的情绪。可怜！

雪峰山山路之盘旋，险恶，让大家相顾无言，惟听得刘民低声自语：“咯以后哦是回去啰？”

次日起床后，在黔阳县一家旅馆的大通间，才由军代表宣布了去向。我们话剧科学生都去靖县，分配在两个公社。当汽车快到靖县时，“快看，你的jü jü又来接你了。”老烟喊着我的名字说。离开长沙那天早晨，我的女朋友一直随车送我到东风广场后才离去。原来是湖南省话剧团的子女，跑着迎上来接车，甚中最耀眼的是小禾，天哪！她可真象我的jü jü（文革中，长沙人如是称“妞”）奥斯卡。我第一次，也是上次看见她，还是在1965年夏天，我们话剧科男同学在“省话”参加《赤道战鼓》演出时，有天晚上我和演员张少华一起在葡萄架下值班(当时“省话”在基建)。小禾从外面进院子，少华叫了她一声，她目不斜视地走过去了。她母亲大禾是《赤》剧的导演。这个家境优裕，集父母之爱於一身的高中生，在我眼中，骄傲得象个公主。

但两个月前，我看见她父亲在学习班戴着“国民党别动队”的白布符号在扫地，听说他还是已查清与其他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人物没有“横向联系”后，才解除关押，可以参加劳动了的。

真象大字报上写的，“凤凰脱毛不如鸡”。

到了靖县也没进县城，就在车站的大棚子下就分道扬镶了。我们还得往回倒过去40华里，那是与会同县相邻的太阳坪公社。话剧科的军代表先送另一批同学到江东公社，他们就在离城3里处。当晚，落宿在太阳坪公社的军代表才道出实情：“别看他们公社离城近，但他们去的大队和生产队在20多里外的山沟里。不象你们，靠公路，有班车，而且富裕。”大家自然高兴，有人还感谢军代表的“偏心”，因为我们这里大多是“高司”派——除个别人“自由组合”的异性朋友以外，组织上“照顾关系”才搭配得并非清一色。

太阳坪公社三面环水，一面靠公路的河套上，一马平川的，据说抗战时差点被选作飞机场。日本鬼子当年未能越过雪峰山天险，这里有的老人甚至只知道从前有皇上，现在是共产党。

太阳坪公社为欢迎我们到来，特地杀了一头猪会餐，还给我们每人分了五斤肉。我们十几个同学被分配在太阳坪大队的几个生产队，就在这块“河套平原”上。我和另外4个同学所在的第一生产队，离公社不到半里路。最远的七队，也才二、三里远。

各生产队的人，都敲锣打鼓地来迎接我们。一队也杀了猪，给我们每人分了十斤肉，还有“下水”。我和两个男同学一起，住在原公社林业站的一间木屋内，厨房里有现成的锅、灶、碗、筷，缸里挑满了水，地下还堆着萝卜、白菜。两个女同学则住在生产队保管员家的楼上，一间原做谷仓用的小房里。这里甚至还有电灯，虽说电压不足，灯光昏黄，每晚10点以后水轮泵的蓄水流放空了，就会停电。一切都比想象的好，军代表甚至还在公社停留了两三天，待一切都安排好后才离去。

一队当天晚上召集全队老小欢迎我们。有位长小胡子，不象乡里人的人自发地喊起了口号：“热烈欢迎/长沙青年/到我队/安家落户！”老米坏笑着对我说：“我们成了‘夏水老倌’的人了。”不久前，“长沙青年”刚被宣布取缔，其坏头头夏菊初也被镇压。

一队的陈队长，是位很豪爽，热情的中年汉子，皮肤黝黑，形象蛮好。我们五个人都对他印象不错，但队里一名矮小的青年告诉我们，队长参加过“九路军”，全队大多数男人也都参加过。只有贫农组长是土改后搬来的外来户，再加上副队长一人，也没当过土匪。我们看了看那位不到30岁的副队长。当年，他大概还达不到当土匪的年龄线。后来才知道，所谓“九路军”，意即比“八路”还高一筹，多为招之即来的鸟合之众。成年农民中的男性，皆随之整村整村地外出打劫，没有人不参加的。有时一次行动，能分得抢来的一两斤油，就不错了。太阳坪的“九路军”，曾参加万人围攻会同县连山，却被“八路”一个排打得落花流水。

阶级斗争情况虽如此复杂，但我们对唯一清白的贫农组长的印象也难以好起来，因为他的形象实在难以恭维：其眉毛和眼睛间距太宽，超过常人一倍，而且眼皮呈鱼泡状，眼缝既窄又眯，大多时间还朝下，令人无法看清其眼神，不象电影里好人的形象。

直到除夕之夜，舞美科的赵竟成来我们队看“老米”，惊讶地说：“你们咯里咯样好啊？我们到的那天连饭都冒得呷，直到现在也冒安顿下来。更莫讲过年了！”我们都很惭愧，只是叫他“多呷点肉”——他从县城里买了一水壶杨梅酒菜，才3角钱一斤，味道比葡萄酒还甜。

  谢谢老崔来到我们的知青家园！

  当时我在戏校玩时就认识的蒋立本夫妇就下到了通道！

  何冬保老师就下放在藕团公社，他老人家大约在1968年底还是1969年初（我记不太清了）曾经帮藕团公社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排练了花鼓戏节目参加县里的文艺汇演，靖县人从来就没有看过，个个看得目瞪口呆！一时还成为笑料呢。。。

  戏校学生如果没有领取工资的话，就是知青啊！但那时并没有把他们当成知青。

他们下放有工资啵?

二、下车伊始

有天早晨，我正在门前的水渠边嗽口时，忽听到一阵熟悉的歌声：“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在那清清的小河旁……”，经判断是河对岸传来的。我问队里的青年，他们说，对岸是甘棠公社，也有很多长沙知青。刚来时，这些人每晚都喝酒，唱歌，白天睡觉。有天，这10男10女都一齐出屋，走上对岸河堤，脱掉外衣裤，男的只穿一点点短裤，女的也遮得鼓鼓囊囊的，做了操后，就下河洗冷水澡。两岸社员围观者竟达数百人。那种情景，让我们联想到长沙人围观‘外国朋友’。知青刚到靖县，也相当于外宾——靖县有的老人竟不知“民国”。

我们太阳坪，最早去“甘棠坳”赶场的，要数下放在二队的“木脑壳”。那天，她早早就去了，果然见到了满街的长沙知青，买东西说一不二。她爱吃笋，开口问价。农民说“五分一斤”。她也很干脆地喊道：“三分，我要十斤！”等她回到二队，户主问价后，告诉她，别人买的都是一分钱一斤，她才知道吃了大亏。

刘民从“场”上回来，告诉我们，二队的瞎子也在场上，我们听了觉得奇怪，瞎子赶场凑什么热闹？他说：“你们咯就不懂啵？瞎子告诉我，他赶场专往人多，有笑声的地方去，伸手乱摸，那个只穿一条裤，那个里面冒穿裤，他都摸得出。”

后来，在夏天，我们下河游泳时，也看见瞎子来凑热闹。他听见哪里有女的在洗衣洗菜，就脱掉衣裤在哪里下水。惹得妇女们笑骂“死瞎子！”瞎子光溜溜下水时，犹如一艘“炮艇”。

还有次，我们收工时途经太阳坪小学，见瞎子在呆呆地笑着。我们问他笑什么？他说他在听燕老师唱歌，燕老师的声音好甜，一定长得漂亮。此时的瞎子，脸上竟有种圣洁的光辉。

公社武装部的明部长，在长沙的独立师当过兵，他是当地干部中唯一喝茶的人。我们是在河边的菜地里碰见他的，他正在慢悠悠地採茶。他告诉我们，何时在何地可以採到茶叶，还告诉我们，他自己烘烤茶叶，再加上金银花，或茉莉花，味道不错。明部长说：“你们比其他长沙知青纯得多，我们公社××大队有几个知青，我们给他们每人盖了房，做了新桌子、床铺和柜子。下去看他们时，他们在门口张贴的语录竟是：“严重的问题在於教育农民。”大队、生产队干部拿他们没办法。我走上前就说：“你们首先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教育农民是党的事。”这些捣蛋鬼才晓得老子是不好惹的。

田园生活十分短暂。从春耕开始，我们这些“准知青”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下乡没两个月，就有消息传来，我们每月30.50元的月薪先减去“地区差”，降至29.50元，半年后，工资、口粮将取消。要按劳得酬，自己挣工分。更有甚者的是，要重新划分每个人的成份。

我们每个人都积极投入了农业劳动，想在将来划分好成份，定个强劳力的工分。

富裕生活也在过年之后就迅速结束了。队上将一个新近去世的五保户的小小自留地分给我们，自己种菜才有菜吃。但菜也不是就种就有吃的，五个人开伙，餐餐要吃菜，每次赶场就得去买。后来听说，连二队的木脑壳都大大方方去偷菜了，我们一队也仿效之。但我们不吃窝边草，不偷社员的，而是偷县农场种的菜。

太阳坪是靖县的西瓜产地之一，有种瓜的传统，西瓜长到一、二斤大小，就得派人守瓜地了。生产队也懂“以夷治夷”，每逢赶场日，就让我们守瓜地，以对付长沙知青。

有天，我和老米一起在瓜地边时，远远看见四个知青走来，及近，象老熟人一样问道：“哪个熟了？搞几个试味好啵。”老米赶紧笑着迎上去说：“我们这队的瓜，种得迟了些，你们不如到县农场那边看看。”一知青说：“那边太远了，就咯里的算了。”老米又说：“真的还冒熟，也不象农场种的是早熟良种瓜。再说，队长要是数数少了瓜，还会扣我们工分的，都是几个长沙人，请高抬贵手。”

他们看了看，也的确不太熟，就呼啸一声，转战县农场了。

县农场就在七队附近，不仅有瓜田，还有90多亩梨园，种的日本良种梨，自从老米将这股祸水引向农场，他们发现了新大陆，尝到了甜头，以后每次赶场都人人背着大书包去农场“扫荡”，口里还唱着《平原游击队》中“鬼子进村”的调子，先吃个饱，再带上一袋；中午去甘棠或邻近的知青家换饭吃。据说那年，县农场的梨，从枣子大，刚有甜味起，就开始被尝鲜，减产三万多斤。

青黄不接时，我们在生产队吃过地菜，南瓜藤，也和社员一样，吃过沾上农药的花生种籽。只不过此社员吃得“文明”、“环保”些罢了——将花生的“大红袍”去掉。还吃过花生芽。其味道比豆芽差远了，带着一股浓重的土腥气。但只是没有菜而已，饭还是有吃的，我们还是吃的计划粮。太阳坪的农民，饭也还是有吃的，所以，刚开始下放那段时间，我们并不算苦，只是劳动累一点。除了插秧，犁田这些常规活，我们还进山去砍过树。整个太阳坪大队都在河洲上，砍树得到几里路以外，公路那边的山里，季节以春天为宜，因为春天的树皮容易剥掉，犹如脱下冬衣般，但春天的树因为含水份多，也是最沉的。砍树的技术含量高些，由社员做。我们只管扛回队上。前者决定树的倒向，怎样顺势放下坡，避免打着人，且又省力，我们只在一旁看看“瞟学”，用树棍剥树皮则可以参加，也较容易，但扛树回家却是个既要力气，又要“巧”的活。别看那些农民个子比我们瘦小，但个个“肩功”都比我们硬，而且个子矮的人比高的占便宜——肩上“乘”力小些。社员好心地教我们用“师傅”省力。“师傅”是一根半人多高的杂木杈棍。树扛在肩上时，用它在另一个肩上斜托着可以分力；若想休息歇肩时，就将树斜靠在山坡土坎上，将“师傅”支撑着，只需一两人轮流照看看，也不会倒。

我们第一次去县城时，走路经过艮山口公社，中午在那里打了一餐“秋风”。舞美科的几个同学下放在那里，很客气地用长沙带去的腊肉炒蒜苗招待我们。当我们得知桌上的小菜竟是他们自己种的时，大为佩服，恭维道：“你们不划富农，至少也可划富裕中农了。”天道酬勤，抑或命中该发。后来他们中的杨安果然成了亿万富翁。我们进城的目的既纯又不纯，是冲着杨梅酒去的。老县城街上就有打。每人先来半斤，用土碗盛着，喝起来真痛快，完了每人再灌一水壶带回太阳坪。

江东公社的老烟也在街上四处转，他告诉我们这里的疯子很多，但都是文疯子，不打人，有次他碰见一个疯子朝他唱：“你是那个牛鬼”，他马上接茬唱道“我是蛇神，我们两个蹦地蹦。”疯子咧嘴呲牙朝他笑，俩人扶肩搭臂在老街上扭，他还带我们去看一间木屋里住的男疯子，简直就是一间牛栏屋，满地稻草，一双筷子插在一堆干屎上，自己接自己屙的尿喝。真令人呕心。

我们到靖县时，是春节前。为感谢公社和社员等待我们，曾编排了一些以前在校和串联时演过的小节目，在公社礼堂演给干部和社员看。他们那里看过这种“省级水平”的人戏？当然赞不绝口。但我们自己心中有数，知道是临时拼凑出来的，因为话剧科的另一半同学去了江东。原先由小秋演的“红小兵”改由木脑壳演。演罢下来，刘民对我说：“咯哪是红小兵啰？明明是红妇女。”但农民不嫌粗糙，公社也非常支持，指示我们到全社14个大队巡迴演出，宣传“九大”。这总比出农业工好，而且基本上都有好饭菜招待，何乐不为？但农村演戏，就象开会一样，通知晚上8点，9、10点钟人才来得差不多。但太阳坪公社，或者请县农村，有个特点，每演完一个节目，当地干部都要走到台口，喊道：“大家鼓掌”，农民也有令必行，马上鼓掌起来，而且演完一台戏，往往欲罢不能，因为半夜还有闻讯赶来的，为了满足社员的要求和表示感谢，我们只好“从头越”，炒剩饭，农民也照样从头看到尾，不烦。

我们还奉命去寨牙312国防公路工地演出，途经县城时，在县礼堂演了一场。又受驻军邀请，去其一个团部演出。当时，靖县有一个野战军军部，当我们看到战士们穿着蓝军裤时，很吃惊。但鲍团长不把我们当外人，告诉我们，他们是导弹部队，海陆空三军的军装都可穿。

寨牙是靖县最偏远的山区之一，交通很不便。我们住在一个老太婆家中，聊起一些不想让老百姓听明白的事时，讲的是“拆白话”，比如“我们”，就拆成“啰我——能们”，岂料户主老妪竟也这样与我们对答起来。原来，土匪就是这样讲黑话的，令我们啼笑皆非，也有点后怕。

在公路工地上，我们除了挑土石方，砸岩石，还要演小节目作宣传，花鼓科“挂靠”来我们一队的袁华教社员挑“忠”字舞时，见一个哑巴青年动作笨拙，就去扳他的手，纠正其动作。不料哑巴一把抱住她，吓得她大叫失色，远远听见她的叫声，得知情况后，我们都笑了。唯有她男朋友“老头乐”黑着脸骂她：“你是只猪吧？他也是人嘛！莫以为哑巴就不晓得，你去撩啰，撩死！！”

三、广阔天地

插秧之后，相对闲了些。戏校的同学开始相互串门了。湘剧科的强伢子们从通道县来太阳坪时，我们分的肉，早就吃光了，青黄不接的，只好杀了自己喂的狗给他们接风。那狗叫“花妹子”，从点点大，喂了几个月，就开始“发草”了，常常日不落寨，夜不归营，沾骚惹草的，颇令我们伤神。但真要动手杀它，又予心不忍，“老头乐”曾下了狠心，将花妹子骗回来，真操起锄头把时，却下不了手。最后还是请了雇佣兵、专业杀手——甘棠的知青小石来，他只用一锄头，就将花妹子打倒在门前水圳里了，接着，死死地按住垂死挣扎的它，直到溺毙。破膛、烧狗毛这些事，也是请外面的人做的。炖狗肉则是用的我们自“家”瓮坛。但后来吃狗肉时，嘴里说不忍心的老米，吃得并不比我们少，乃至于他女朋友小玲都说他“假慈悲”。

还有江东的老烟也在这里住了几天，光一顿狗肉也到不了岸。他问仁博“枪带来了没有？”凭着这支枪，老烟打了几只乌鸦，我们加上蚕豆炒了，也算是肉食。聊以自慰，但没有油，还剐油。

端午节后，我和刘民、老米两公婆一起去通道自治县青芜洲玩，湘剧科强伢子等人下放在那里。我们几个人好不容易在靖县找到一辆便车去通道，但既不是客车（客车不可能是“便车”）也不是货车，而是一辆放空的油罐车，除了小玲是女的，受优待，和司机及其徒弟一起挤在驾驶室以外，我们三个男的就趴在油罐两旁，刚开始还觉得象铁道游击队，或象乘坦克进城的解放军一样豪迈。但时间一长可遭罪了。宽不足一尺的钢罐边，抓而不紧等於不抓，路既不平，空车更颠得人灵魂出窍。搭这种车真比走路还累，但累的是手而非脚。刘民更惨了，那几天一直在拉肚子，趴在车上感觉轻飘飘的，每一秒钟都可能随会飞扬，随风逝去，就象在鬼门关上打了好几个来回。这是他事后才说出来的，还自嘲地说了句，“玩死一条命，又不算烈士。”

强伢子他们那个山寨，果然和他们所描述的一样，进村就是两排半人多高的木桶“夹道欢迎”。这些用逢中劈开的树桩做成的木桶呈圆柱体，上小下大，既稳重，又结实，每只桶都是一户人家的厕所，将全村（队）的厕所集中在村口，我们从未在别的地方见过，这种粪桶上面只开一个方形的小口，为的是防止狗吃屎。强伢子一句言，“新来的人解手都要练瞄准”。

侗族人个子较矮小，我们这几位一米七几的一进寨子，就挺惹眼的了。大队书记的弟弟在那里算是大块头，绰号“狮子”，也得仰视我们，但这个青年非常热情，几乎天天，餐餐都要来强伢子他们屋里来几趟，送这送那的，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好奇。队里为欢迎我们这些远自邻县去的‘贵客’，将田里的水放干，分鱼到户，招待我们。“狮子”还送来了差不多有砖头大的，一两斤重的镶着红豆的粽子，是用草木灰煮的。原来，侗族人员是过五月十五的大端午。因此，1969年，我们因地区差，而过了两个端午节。

农村没什么吃的，还是过年杀的猪，一般人家早就没有肉了，但“狮子”家有。他给我们送了一堆碗来。而且要看着我们吃了才放心。当我们看到那碗浸泡在浑浊的酸水中的，白森森的“案肉”时，全都不知所措。强伢子用最土的长沙话飞快地说道：“那冒得办法，大家随哦是都要呷点，人家一番敬意。”说着，他拿起菜刀，在案板上将碗肉切成了片片。天哪！里面还有血丝。

强伢子带头拈了一片，送进口中，嚼了嚼：“好吃！”，还向“狮子”翘起了大姆指。我们每人也都节奏不一地，或夹或拈了一片，以不同的方式和速度“进口”。一股又腥又咸的味道让我不想咀嚼，“骨咚”一声，囫囵吞下肚，强伢子却又夹了一片递过来，我不能不“(苦)笑纳”了。

狮子见状，高兴得象是他自己吃了肉似的一边拍手，一边回家报信去了。

强伢子说：“真的要表扬你，过了关。”

话未落音，小玲“哇”地一声，连肉带早饭全吐了出来。

强伢子忙叫道：“哦，我忘记了，去回下锅。老米，赶快把你婆婆呕的扫掉！”一阵风地端碗进了灶屋，只听见锅叫碗响，几下子就一碗热腾腾的酸回锅肉上桌了。还招呼道：“来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小玲就莫呷了。你要晓得，咯是好东西咧！侗族妇女，一碗蛤蟆嫩子就做得一餐（菜）。我们刚来时，队里晚上开会“响（烤）火”，一条肉虫从此棍子这头爬出来。队长拈了就要他崽呷。何猪看见了，大惊小怪地喊：“虫也呷得？”把我瞌睡都吓醒了。那细伢子不好意思，丢到地下，他爹捡了，拍拍灰，在柴火上烤了烤，就纳进口里了。”

“快莫讲了！这碗案肉越发不得完。”

后来，强伢子几个，陪我们翻山插近路去县城，在半路上碰到队里的妇女出工。看见我们累得急喘吁吁的样子，她们都笑了。有的妇女还背着孩子，每天出工都这么在大山中来回五、六十里远，她们却还显得很轻松。

强伢子说：“刘民，你模仿力强，唱几句侗歌，保你有好呷的。

“你怎么不唱呢？”              

“我黄腔（跑调）。”强伢子是学乐器的。

“那，我就献丑了。”他开腔唱道：“想酱杨梅哟（侗族情歌，原意不详）……”

果然，那群妇女都笑开了怀，纷纷从背篓里、布袋中拿出黄瓜、菜瓜和不知道什么耙，塞给刘民，分手之时，还有女人大着胆子喊道“欢迎你再来！”，刘民夸张地横甩着双手说：“赶摆去！”后面的笑声，一直送我们到看不见的地方。一直到县城，我们都吃饱了，笑哈了，还真搭帮刘民这“歪把子”，现买现卖冒走样。

少数民族地区因政策倾斜，有些长沙看不到的上海紧俏货，我们在通道扯了些很漂亮的绒布和花的确凉，回到太阳坪，让那些女的羡慕得要死。

李华就特地取道通道，去桂林乘火车回武汉。后来她告诉女同学们：“我穿了那件通道扯的花的确凉做的裙，武汉人都说我象日本女人。”

“呸！假洋鬼子。”小玲不耻地说。

四、凑合一家

二队的同学称我们一队的为“两对半”。我是单身，女朋友在长沙。每到吃饭时。那两对相敬如宾，唧唧我我的，真让我难受。“老米”是活跃份子，经常和陈队长一起，在外面跑，开饭时也不见人。小玲说：“老米是为大家，办公事，多留些菜给他。”哗地一拔，菜碗里的胡葱炒蛋就拨去了一半，老头乐早就眼红了。但小玲仍不识趣地在菜碗里选蛋吃。“啪！”的一声，老头乐怒吼道：“留了三分之二，你还选？”那女的也不示弱，便吵了起来。亏得老头乐的女朋友还息事，忙去拖他，劝架。我也趁机将盘中炒蛋席卷一空，端着碗去二队了。

二队离一队，仅几户人家。二队的几个男女同学全都是单身，团结得多，尤以其中的靳三砣能干，会当家，还很关照那几个男同学的。笔者任何时候去，他们都欢迎。还劝我：“干脆转到我们二队来算了，要不，就和我们一起开伙。”我被称之为“感情联络员”，因为那两对，一般难得去他们那里。在二队同学道义及食物的支持下，我也灵感突发，不端冒昧地以文科学生的功底，避长扬短，“发明”了一道数理公式：

“当某些人原来就自私的话，两人谈爱，就双倍自私；而当他俩生活在一个小集体中，就显得四倍自私。”

刘民等人颇以为然。

白天吃饭时犹自可，收工后到了晚上，我只影单形地就更觉凄凉了。男“寝室”、女“寝室”分别成了那两对的“二人世界”。小玲差不多天天缠着老米陪她下半边象棋，打“10点半”，小儿科假天真，撒娇发嗲令我起鸡皮疙瘩。我只好一个人去二队，见电灯丝发黄了才归营，这两人还在玩，唯一的火盆边上还煨着一罐当归蛋。我不得不下逐客令：“我要睡觉了。”那女的还不动身。男的说：“你出去一下啰！”她才满脸不快地出了门。我的衣还没脱完，外面就在喊门了“老米，好了没有？”“快哒，快哒！”我只好丢盔卸甲钻进冷被窝。

“好哒”未落，女的又进门了。两人继续下棋，谈笑，呷蛋。电灯灭了，点上蜡烛继续干。

长夜难明啊，靖县天。

五、人气旺时

戏校的老师，本不和学生下放在一起。但太阳坪不久来了一位话剧科的青年教师李华，是来投靠她的阶级姐妹的。有天，这位女同学去公社邮电所，该所的人告知“有你的信，李老师帮你拿了。”她追到供销社，只见李华正拆了信在看。她当即质问：“你怎么拆我的信？”李华尴尬地说：“我想看看长沙有什么消息没有？”

太阳坪的同学，某夜相聚在七队，欢迎李华男友的到来，听他带来外界“斗批改”的消息。大家都是文艺小兵，性情中人，各有节目自娱。文革前曾听李华吹她男友多才多艺，唱外国歌比专业的还棒。大家便欢迎客人“来一个”。毕竟是大城市的人，高干子弟，儒雅书生，落落大方，开口便是“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情景交融，让大家顿时被陶醉了。《卡秋莎》毕，《红莓花开》又起，掌声一浪高过一浪。为人师表者急了，偷偷拽着男人的衣袖“颂涛，注意影响。”

“没关系，老颂，这儿有市场。”刘民做了个列宁式手势。

西瓜熟了，各队纷纷肩挑车推，去甘棠坳赶场。那年头没有市场调查和预测，西瓜正遭“当年”（丰收），农民尚未分红，又能卖出多少？眼见得其他几个队的瓜都销得不畅。七队的“猴哥”挑担瓜去，还剩了半担回来。贫农组长亲自出马来找老米，请他这位能人去甘棠卖瓜。

老米叫上我，拖了一车瓜，组长帮着推车，三人一起去赶场。一到场上，组长就亲自去端来两碗肉丝面，犒劳我俩，“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令人感动，亦令我惶恐，怕力不从心。

好个老米，操起镰刀，将一个大瓜剖开，“红瓤，包开，不甜不要钱！”他的喊声顿时吸引了一些人的眼球。

“哎！长沙人，戏校的吧？瓜不错，好多钱一斤？”

“6分，不甜不要钱，试味啵？”说着，他灵巧地，象做手术般，从一瓣最薄的西瓜上，切下几条红瓤，分递给众人。

“不错，买一个。”“再来一个！”人皆一瓜。

“口么喝呀！刘力，照我一样喊，莫怕丑。”

一队的西瓜成了“抢手货”，即便是“包开”，开了不太红，或不太甜的，甚至倒了些瓤的，他也能当机立断，随行就市，或降价到5分，4分，甚至削去一半仍能卖掉。

太阳还没落山，我们就唱着“打靶归来”归队了。贫农组长笑开了眼，逢人便夸老米行，并授权“今后每次赶场，都请老米来卖瓜，我就不来了。”他比对队长还放心，实在令我惭愧。因为他上茅房之时，老米飞快地塞给我五角钱“买两包好烟来，快点！”我也配合默契，不负重托，做得天衣无缝。哎，人啊，人。

几十年后，我在偶尔赴宴后品尝“果盘”时，仍忆起老米无师自通的手艺。想当年，尚无人知道西瓜可以切成如此之小，却味道俱全，其味无穷。

1970年，在演《夜海战歌》时，他嘲笑“渔民的儿子爱军舰，麦贤德参军学机电”“这也算诗？！”我表示赞同，并大言不惭地说：“我写得比这还好些，渔……，资本家的儿子会算账。”以讽刺他卖西瓜的投机，挪用公款的“天赋”，或本能。

这样的能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吃得开的。

双抢过后，同学们纷纷各显神通，或取道通道、桂林，乘火车回长沙；或如我等般，不畏雪峰天险，搭乘外省便车（货车）走一程，算一程，“接力”回长沙了。

在邵阳，冯伟在一家商店看见了久违的精致的主席像章，忙问营业员：“咯像章，好多钱？”

“仅供瞻仰，恕不敬请。”对方的话怪怪的。

“么子？买不买？！”对方又重复一遍。

这小子仍没听懂，还要买。我连忙告之，他愣了愣，说：“故弄玄虚，可能是位资方人员，公私合营的老板。”

“扁壳子”在塘湾，见场上有西瓜买，先讨价还价，后声称：“不红不要。”刀起瓜开，却是粉红，他掉头就走，却被大喝强卖。也在广阔天地中锻炼了半年多的阿扁，置若罔闻，岂吃这套？不料那人操刀就追，并呼朋引类。见势不妙，“扁壳子”落荒而逃。而场上几十个农民，拿着扁担，柴刀，撵兔子般，激起了股股尘烟。最终，“准知青”失足，被卖瓜人从后面抓小鸡般拎起时，他那湿透了的弹力背心齐肩脱落，分为两片，搭拉在脏兮兮，粼绚绚的前胸后背，就象在“痞子运动”中被抓的土豪——好在有惊无险，给了钱，就没有挨打。

先苦后甜，风云突变。

国庆节后，省革委下了通知，让下放知青等返回农村。笔者去约同学们返回靖县，才知道此间，很多人皆已八仙飘海，办理了调回长沙的手续。老米等人，进了新成立的省文工团话剧队；扁壳子等人则是歌舞队；而冯伟等人更不得了，进的是47军军民宣传队。

六、并未消沉

太阳坪一队，仅剩下我一人。

幸好，二队还有那么几个孤男寡女，否则我那脆弱的，不设防的心，会承受不起这打击。

空荡荡的房间里，人去床空，就连厨房里的木水桶，也干得散了箍。我只好去二队找三跎等人搭伙食了。亏得仁博还在，三砣的弟弟也来投靠其姐了。否则，偌大太阳坪，只留下我一个“做种”的，怕是要在此扎根了。幸亏听说，江东还有不少人。

不用别人说，我在公社干部面前，相形自惭，自视为残渣余孽，惟有更加埋头苦干，去赎罪了。

12月的山区，水寒刺骨。我和社员一起去公社水轮泵工地修筑堤坝。土石结构的坝常常在河水的冲刷下，出现洞或裂缝，就得靠人潜入水底去补。公社的小水利工地上哪来的潜水设备？还不是靠我们这些“民工”捱搞！？农民能下水，我也能。赤膊短裤地喝上半碗白酒，憋上一大口气，一头扎进水底去摸索，凭感觉觉得哪里吸引力大，就是有漏水的地方，胡乱用破麻袋或草袋装的塞上，不管堵上没有，忍不住了，就浮出水面。这种几个人或十几个人的车轮战术居然也能累积见效，只是人冻得铁青，说话都牙打架，只能听天由命。即使光荣了，也成不了金训华的。

花鼓科学生在下放时死了两人，男的名蔡遗杰，得钩端螺旋体病死的；女的叫陈如幸，故於红斑狼疮。除了其父母，大概很少有人记得他们了。

太阳坪的公社干部还算是有怜悯心的。见我如此卖力，竟让我给全公社的“土改根子”会议管过几天伙食。不到过年也能有猪肉吃，农民来开会，也不是交粮票，每人都自带米或谷来，要一一过秤，虽说麻烦，但也感到了他们之不易，之贫寒，之无怨和纯真的光荣感。颇受教育。

这期间，亏得江东公社几个同学来这里走动，心里才平衡些，面子上也才晾得过去些，要知道，一队走了80%，只剩下我一人，整个太阳坪，也只剩下我和仁博两个男同学。

“吴某”告诉我，他刚学会一首外国歌，很好听。说着，开口和（女）“夏水”唱起了二重唱“当那月亮升起在玛莱卡莱海上，小鱼儿也在水中追逐相爱。看那海中的波浪起伏翻腾，它随心所欲变化着颜色……。特别是那一长串的“啊”的和声！真象海浪一样冲击和條荡着我的心灵，真是优美极了，也使人不致於太悲观绝望。

我还带他们一起去赶场。甘棠坳在靖县算是个有名的场，不仅因为这里地势平坦，物产较丰盛，还因为这里有大量的长沙知青，提高了知名度。

戏校的原校长郭耕夫，“解放”以后，也后於我们半年多下放到了这里。他是39年到延安的老干部，级别颇高，被县里优待安排住在农机站的一排平砖房内。

我们进去后，都叫了声“郭校长”、少笛还掏出“勇士”牌，抽出一枝敬给他。郭校长忙说：“抽我的”。掏出的是“光荣”香烟。这烟要三角多一包，比我们抽的号称“大前门梗子做的”英雄贵一倍，我们欣然接受，事后少笛说：这叫抛砖引玉。但除了楷点这种小油以外，我们还是挺尊重郭校长的，也打心眼里同情他，他一度“亮相”支持戏校的“红旗公社”，却被对立一派的“山鹰”打断了鼻樑骨，里外不是人。郭校长见我们没有恶意，也真心地留我们吃饭。他告诉我们。县革委很优待他，每月供应他一斤计划猪肉。可以去附近副食站凭证买来，加上芽白煮上一大锅，“足够我们几个人美美吃上一餐了。”我们婉谢了他。

他又说：你们话剧的同学年纪大些，到底懂道理些，不象花鼓科那些孩子……说着又是摇头又是叹气的。

另一位戏校的女老师迫不及待地诉说起来，（还有另一位男教师，也都伴随郭耕夫一起，住在农机站，这里条件自然比农民家好，也自由得多。）

原来，下放在会同县的花鼓科“24位崭满哥”，听说老部到了甘棠，就一窝蜂跑来“吃大户”，因为郭的月薪高达90多元。不仅将他的计划肉‘填不了牙缝’，还不交粮票“害得郭校长一两个月都不能吃饱饭”。女教师控诉道，“特别是那个华强，酒醉饭饱后，还嘻皮笑脸地说：‘老郭，听说你女儿长得蛮漂亮，嫁给我怎样？！’吓得那姑娘都不敢落屋。”还补了一句：“他参加过湘江风雷！”我们当然都知道，花鼓科一些男同学，67年夏天，都参加过“湘江风雷警卫排”，那时，戏校是该组织的军训基地。但年轻人，一般都是随大流，并非人人都像华强一样。而且大家都下了乡，都不讲所谓派别了，象江东这几位，就是“造反观点”的，和我们也没什么‘你死我活’的，即使在文斗、武斗时，也都井水不犯河水。”

离开以后，吴某说：“那婆娘算老几？自己想呷老郭的‘伴骗’，还不想让别个偶尔沾沾光，真是不知羞耻。”我说，那叫亮私不怕丑。少笛也笑了，连连夸我活学活用。他还记得，并多次引用过我的“运动反复看猴子”。

江东还有三位湖医附二院下放的女医护人员，倒是挺抱团的。她们因有医疗技术，在深山里生活得也挺不错的，木地板漆了桐油，拖得一尘不染的，进房要换拖鞋；屋檐下堆满柴火都是社员帮她们砍的，厨房里也挂满了香肠、腊肉等食物，甚至还带了成箱的书去。我在那里，就看完了一本《九三年》。她们对我们这两位太阳坪的客人很客气，也算大方，但不知怎的，和吴某、少笛等近邻，都合不大来。

我和仁博还去甘棠公社串过几次门。小石是341部队的子弟，刚从长沙探视回靖县，带的一条好烟没几天就挥霍一空了。此后只好从满地的烟屁股中去剥离出烟丝来，卷嗽叭筒抽。他是个浑小子，敢和父亲对着干。其父骂他，“你敢反解放军？”他就说：“你敢打红卫兵？！”。针锋对麦芒的。好心的褓姆在他的旅行包里，塞上一包计划豆豉，他回到甘棠一看，说了句“什么玩艺儿？都拿来糊弄小将了。”随手一挥，扔上了对面的屋顶。后来，在一个同学的队上，吃了豆豉炒辣椒，才知道那是金贵的。当时长沙每人每月才2两计划豆豉。于是，他又爬上对面屋顶，找回了那包豆鼓，还亏得豆豉是在茅层上软着陆，又天干无雨。否则，还不知道他会后悔到什么程度。

还有个姓胡的，不记得是几中的伢子，蛮亲热的，他告诉我们，靖县下放的学生中，有很多走资派子女，王延春的女儿就在甘棠；而沅江湖区，国民党子弟多。他四乡皆熟，走乡串户的，象个货郎，到那里都能蹭上饭，因为嘴甜。但也爱吹牛皮．他热心地陪我们去县革委“上访”。在后院水泥洗衣台上看见大半块肥皂，拿起给我扔过来。经过一排木屋，见靠窗的书桌上悬着一盏电灯，顺手就下了灯泡，递给我。还说：“我们没有票，哪里有咯些计划物资？用革委会的，没有关系。”我和仁博也都觉得受之无愧。

七、转机忽现

快到年底时，公社突然通知我，要我去县城参加招工体检，原来是省电影机械厂来招人，住进县招待所才知道，戏校不少同学都来了。舞美科有位男同学，晚上在走廊里学毛著，被招工的师傅看见了，师傅却不懂味，喊道：“在咯里看什么？房里亮还大些！“他一下子“穿梆”了。

少笛在县里帮忙参加征兵工作，而且也报了名，想参军，我心中有些疑惑。在班上他年龄比我大，我都过年龄线了。后来才知道，他突然变得比我小一岁了，这是可以理解的。

不知怎的？我被刷了下来，没能被电影机械厂招工。我只好灰溜溜地回了太阳坪，几天都不敢打照面，也更加心灰意冷了。

有天下午，我正在队里的大田中埋头苦干时，有人说：“公社干部下来干什么了？”我想躲藏，却无遁身之处。只听得一个女的喊道：“小刘，好消息。你要调回长沙了。”那是公社妇女主任老杨，我一时懵了，但随之喜笑颜开。

队上的人说：“还做甚么？赶快过去”。

两天后一清早，从陈队长开始，全队二十多户人家，纷纷来人登门，给我送上两包香烟，尤以陈队长送的最贵，是两包“大前门”。他还掏过一包“飞马”，撕开抽出两支，将头一支架在虎口上，象架炮一样递给我。我接过后，他又刮火柴给我点上，说了我一大堆溢美之辞。我心里暖洋洋的，感动极了。

全队几十个老小，敲锣打鼓地送我到公路边。

在薄薄的晨雾和炊烟中，长途客车开过来了。在一片“好走”、“平安”、“再见”声中，我上了汽车，老远老远，还看见社员们在向我招手。

车上有人问我：“是去当兵吗？”

“调回长沙”。

我在县城会合了吴某，一起从桂林乘火车回长沙，省文工团话剧队这次第二批，从靖县三个公社中，调我等两男两女四位同学回去。两个女的性急，昨天就走了。

在开往桂林的长途车上，遇到了电影机械厂招工的人，也回长沙去。

终于结束了这一年“准知青”的日子。

  好啊！真正不容易！

大家都有如此：“苦难的历程”！

   亦庄亦谐，把“碎屑”写得趣味无穷，一点都不碎屑。

   请问崔老兄，郑凯南是下在江东还是太阳坪，她是我小学得同学。

    我们下放途中，在洞口车站旁的养路工班的门口，也看到了两个倒剪双手跪着个裸体泥塑，上面分别写着刘少奇、王光美，真是庸俗下流。

    我们在太阳坪打隧道时，也常去西瓜田选瓜买，梨子是每次买一挎包，一毛几一斤，用不了一块钱，梨子的味道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