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母亲

    母亲辞世已经13年了。

    13年，母亲的音容笑貌时时在我梦中再现。

    我的妈妈出身于军人世家。在家中排行第三。外公李国良，是国民党陆军上将，抗日战争中在西安为国捐躯。官方史料是这样记载外公的：

   李国良生于1896年农历八月初七，字兆彬。青年时代慨于国家多难，东渡日本，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笃志潜修。1923年秋，学成归国，投奔孙中山先生，任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中校参谋，并兼任陆军讲武学校教官，颇得上司倚重。1924年9月，孙中山在韶关督师北伐，调任建国攻鄂军程潜部上校参谋，参与戎机。1925年起，先后任第二军官学校主任教官、国民革命军第六军讲武学校教育长、中央入伍生部部副、第六军学生总队总队长。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任第六军教导团少将团长，率部参战，卓有战功。1927年夏，调升第十七师副师长。不久，又调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附设军官团少将教官。1928年冬，调升训练总监部辎重兵监。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训练总监部改组为军训部，出任军训部中将辎重兵监兼后方勤务部运输处处长，负责抗战时期的辎重兵教育训练和军需物资的运输事宜。
　　1939年春，奉命兼任天水行营军训处中将处长，进驻西安。3月7日，日军空袭西安，所避之防空洞中弹塌陷，不幸遇难。被国民政府追授上将军衔。

    外公曾经说过，他的几个女儿都要嫁给军人。我的大姨和二姨都是嫁给了国民党将军。

    妈妈年轻时很漂亮。曾就读于湖南长沙一中，后随外公在南京读书。学习成绩很好。身边的追求者甚多，而且大部分是年轻的军官。

    外公遇难时，妈妈还在上学。两个舅舅更小，外婆又不识字，妈妈就跟着大姨一起生活。

    抗日战争中，妈妈随大姨一家到了重庆，在那里，她遇见了北洋大学航空工业系毕业的、投笔从戎的爸爸，也许是前世有缘吧，两人很快堕入爱河，不顾阻拦的结为夫妇。

    其实我爸爸并不是正式的军人，也没有军衔。只是因为战争的需要，在部队修理战车和培训战车驾驶员。就因为如此，这场婚姻受到了两个姨爹的反对。然而爸爸妈妈忠贞的爱情终于感动了他们。

    新婚不久，爸爸调往老君庙（今玉门油矿），负责那里的石油运输工作。由于战争吃紧，爸爸回重庆的时间很少，妈妈毅然丢掉在重庆优裕的生活，随爸爸一起在老君庙安家。在那里生下了姐姐。

    两年后，妈妈在重庆生下了我。那是一个除夕的晚上，爸爸由于公务繁忙，不在妈妈身边，两个姨爹和姨妈都不在重庆。妈妈这个千斤小姐，第一次独自面对严峻的考验。她挺过来了。

    我出生不久，抗日战争就胜利了，爸爸被国民政府派到华北和东北去接收日本人归还的工业企业，早就走了，妈妈在重庆带着我和姐姐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决定上北京去找爸爸。那时交通远没有现在发达，况且国民党忙着把首都迁回南京，不管是车、船，还是飞机，都挤满了国民政府的公务人员以及高官的家眷，一般老百姓根本无法找到交通工具。妈妈于是带着我和姐姐，还有妈妈的两个小妹妹，从重庆经天水，越汉中，穿行栈道。绕道西安，搭军车、坐马车，步行等，历尽千辛万苦，才到达北京。这一路的辛苦，可想而知。这一切，充分体现出妈妈的坚强个性。

    到北京小住了一阵，妈妈又随爸爸到东北生活。此后，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发展，国民党节节败退，技术人员全部撤往江南，准备和共产党“划江而治”。爸爸也被调往江西某煤矿工作。妈妈带着我们两姐弟，也到了江西。

    从东北到江西，经过北京时，本来妈妈的亲朋已经帮妈妈搞到了飞台湾的飞机票，可以让妈妈带着我们姐弟和高官们的家眷一道去台湾。可是妈妈不肯丢下爸爸，宁肯随着爸爸四处奔波。可见妈妈对爸爸的爱情是如何的执着。

    在江西生下我大弟弟两年多后，全国解放了，国民党撤离了大陆，逃到台湾。爸爸作为留用技术人员，调到武汉担任工程师。全家随之前往，路上，我最小的弟弟出生了。

    这时，由于战争之后物资匮乏，加之国民党带走了大量的资金和财产，年轻的共和国面临十分困难的局面。而且我们又多了一个小弟弟，生活日趋拮据。妈妈虽然只读完高中就一直在家相夫教子，这时她毅然捡起丢了多年的书本，重新学习，很快她就成为了一个教师。这个职业陪伴了她一生。这个职业的收入以后就成了我们家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经济来源。

    这期间，我奶奶、外婆、小姨都先后住到我们家。妈妈从来没有因为她们的到来增加了我家的经济负担而计较，而是很努力地工作，热情的奉养她们。

    和爸爸结婚后的这几年，一直在战争中度过，妈妈在战乱中生了我们四个孩子，还要照顾她幼小的妹妹们，随着爸爸四处奔波，整天提心吊胆，没过过一天安心日子。

    现在好了。战争结束了，生活稳定了。经常可以看见妈妈脸上的笑容了。她的工作干的很不错，每年都得奖。

    可是，妈妈万万没有想到，更大的磨难在等着她，恶梦即将开始。

    新中国建立不久，一系列的运动开始了。我记得的好像有什么“肃反”、“三反五反”等运动。爸爸就自然成了“老运动员”。每次都有写不完的检查。妈妈不知道为什么倒是没什么事，只是偶然被喊去问问。我那时还小，不懂事，对这些完全不知情。只是感觉到，那段时间，爸爸经常有些日子不在家，但肯定不是出差，因为以前出差回家，老是有好吃的带给我们；而现在每次回来都很疲惫，也很少和我们说笑。在家时也是经常很晚还在写东西，但不是画设计图，而是写很多很多字。而妈妈每天给我们的依然是美丽、慈祥、开朗的笑容。但我们觉得她明显的瘦了。当时只是觉得有些奇怪，也不可能去细想。后来有几次半夜上厕所时，发现爸爸妈妈以一种我从来每见过的严肃的神情小声地在说着话。又感觉家里好像出了什么事。

    很快，那些运动都过去了，一切都恢复了正常。爸爸依然是受人尊敬的工程师，晚上又常看见他在灯下画设计图。而妈妈依然是一名教师，笑容更加美丽。

    小学毕业那年，噩梦降临了。那时我们已经在长沙生活了几年了。

    那几年运动不断，首先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大鸣大放”，接着又是反右派的运动。爸爸当然不能幸免的被打成右派，过去多次运动已做了结论的历史，也被推翻，从而身陷冤狱。全家的生活重担，就落在妈妈身上。那时，她正在她亲手创建的电力子弟学校任教。

    不久，新的打击又来临了。因为爸爸的问题，妈妈被认为暂时不适合再教书，需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一段时间的教育，再回来教书。于是被下放到长沙北山去喂猪。家里只留下我们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就这样，妈妈心情沉重地、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家。

    北山是妈妈的家乡。妈妈以前在那里是大户人家的三小姐。很多人都知道她。对她来喂猪，大部分人都觉得是个笑话，不相信她能干好。可是事实却大大出人意料。妈妈很快学会了喂猪，并且干的相当不错。她善良、开朗的性格，使她和房东大娘相处得很好。每次回家时，还时常带给我们一些鸡蛋之类的农产品。

    屋漏偏逢雨。小学毕业的那天，我不幸摔断了双手，六个关节只有一个幸免，其余的五个，不是骨折就是脱臼，闻讯后妈妈请假从乡下赶回，带我去了一个小中医诊所接骨。路上妈妈对我说：“实在是凑不到钱，不能上大医院，为了你今后不残废，只能到这个小诊所去看，那个医生技术倒是不错，就是设备差了点，可能会很痛，你是男孩，要坚强些，一定要忍住”。我点了点头。

    到了诊所，医生检查了一下我的双手，皱起眉头，起身把妈妈叫到门外，小声地和妈妈交谈了几句。妈妈进来对我说：“你的手有两处骨折，三处脱臼，处理起来很麻烦，也非常痛。为了防止你咬到舌头，要先咬住一个小枕头；然后要用绳子把你绑住，接骨时才能不动，不然骨头没法接”，我下意识的点了点头。双手很快被绑起来，嘴里塞进了一个小枕头，双肩被两个男护士用力按着。这时，我看到妈妈双眼含着泪水望着我，轻声安慰我：“别怕”。我的心一下子被刺痛了，头脑也清醒起来。我坚定的点了点头。

    突然，一阵剧痛从右肩传来，接骨开始了。我痛的往上一挣，双肩上的压力随之加强，使我根本无法动弹。浑身一下子出了很多汗，眼泪也涌了上来。我极力控制这眼泪，不让它流出眼眶。因为妈妈的眼泪已经流出来了。

    一下接一下的剧痛接连而来，我好像已经麻木，眼泪早已消失，汗还在不断增多，而妈妈的眼泪一直没有停止，她也在不断地出着汗。一切搞好后，我双手都上了夹板，一点都不能动。男护士扶着我站起来，妈妈带着我向家中走去，望着妈妈那被汗水湿透的头发，我觉得我开始长大了。

    回到家里，吃完晚饭，妈妈把我们都叫到一起，交代了几句，就乘最后一班车返回北山乡下。因为她只有半天假。

    双手不能动的滋味真的很难受。一只手打着石膏，另一只手吊着夹板，一动也不能动，更要命的是，双手根本不听自己的指挥，好像是树棍挂在双肩上。连吃饭都要别人帮忙。这样的日子过了八、九天。妈妈经常是晚上收工了赶回来，带我去换药。时间如果来得及，就当晚赶回北山，实在太晚就第二天清早赶回去出工。

    我的手在妈妈的精心照料下好的很快。十多天后，石膏和夹板都拆去了，我的手能动了。虽然不能用力和作剧烈运动。但总算能指挥自己的手了。妈妈再也不用那么辛苦的跑来跑去了。望着妈妈那高兴的笑容，我们发现，几丝细纹，已经悄悄地爬上了妈妈的眼角。

    日子在艰难中一天天过去，我的手完全好了，妈妈也完成了一年时间的锻炼，回到学校继续教书。生活似乎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然而，生活对我们总是那么不公平。上高中的姐姐得了严重的心脏病，不得不休学。给妈妈又添了一个压力，我们不知道当年妈妈是怎样挺过来的。

    1965年那年，发生了几桩事，对妈妈是至关重要的。一件大好事就是爸爸出狱了，尽管还没有恢复公民权，但妈妈终于又有了和她一起共担生活重担的伴侣。还有一件好事就是我高中毕业进了共大，虽然是所特殊的大学，但总算是我们家里我们这一代第一个大学生，况且上学期间完全不需要家里负担一分钱。这不能不让妈妈感到欣慰。

    然而，一件不幸的事使妈妈的妈妈的心又沉了下去。那就是初中毕业的弟弟尽管品学皆优，但由于家庭问题不能进入高中学习，而成了下放到江永的知青。那年，弟弟才15岁。

    文革运动开始了。我那时一直在学校,回家的时间很少。爸爸因为还没有公民权，一般也住在单位，况且已经是一只“死老虎”，穷追猛打也没有意思。妈妈自然就处在风口浪尖上。

    首先是调出学校这个“无产阶级的阵地”。妈妈先后当过仓库保管员、电费抄表员等。好在还没有挨批斗。在这些岗位上，妈妈都干得不错，和工人师傅的关系也很好。大家还是很亲切的叫她李老师。

    其次就是被抄家。被抄的次数已经搞不清了。只是所有的抄家行动都一无所获。道理很简单，“有问题”的东西早就被公安部门抄走；值钱的物品本来就没有，好一点的衣物这些年变卖了艰难度日。只是妈妈那几年没有少担心受怕。

    我知道家被抄已经很迟了。一天，小弟到我们学校来告诉我，我们一车同学到我家抄家去了。那是一次让我很刻骨铭心的抄家。带队者、指路者、行动中坚分子，都是我平时玩的较好的同学，我真没有想到他们会去抄我的家，而且还是组织者和中坚分子。我和他们的友谊自然是完了。更重要的是，让我看到这次运动所带来的人性的毁灭。

    时间转眼到了1968年。又一次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小弟和姐姐不可避免地成了下乡的对象。小弟性烈，但很孝顺，不想因自己下乡的事牵扯妈妈受累，“光荣”地下乡去了。我不知道小弟什么时候走的，也没能送他。但对妈妈来说，最小的儿子下乡，无异于往她饱受摧残的心上又扎上一刀，自然会有一番生离死别。体弱的姐姐则选择了嫁人，逃过了一劫。

    我是1969年下乡的。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样去告诉妈妈这个消息。我已经是她身边唯一的一个孩子了。所以，关于下乡的事，我一点都没有向家人提起，一直到我下到靖县甘棠一个月后才写信告知。

    现在妈妈真的是一个人面对生活了，当然还有间常回家的爸爸和她一起承担。这些年她之所以能面对生活中的种种磨难，把我们抚养成人是支撑她的动力。没想到我们还没有完全长大成人就各奔东西，离她而去。妈妈当时是一种什么想法，我们当然不清楚。很多年后我和妈妈聊天时问起过这个问题。妈妈说：“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和你们团聚。”这就是支撑妈妈继续面对生活的动力。

其实，这些年我回家的时间很少，下乡后也只回过两次家。很多事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就在文革期间妈妈当工人、不断被抄家时，就在我们姐弟四散分离，天各一方时，妈妈还带大了三个孙子孙女（我大哥的孩子）。两个外孙子孙女（姐姐的孩子）。着需要多么大的毅力，需要承担多么大的压力。这也正是我最敬重妈妈的地方。

    爸爸妈妈带着孙子孙女在家苦度光阴。我们姐弟天各一方的在社会的底层挣扎。骨肉之情只能通过信件传递。

    小弟下到沅江，离家算是最近的，自然回家的日子就多一点，家里很多事都靠他打点，真难为他了。要知道，那时他才16岁。就是这样，每次他一回家，竟然马上就有居委会、派出所的人上门“清理倒流城市的人口”，要赶他回乡下。真不知道这些人良心何在。每次小弟被迫回乡下时，妈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心中的那种痛苦谁能知晓。
    日子终于好了起来，首先是我落实政策分配了到华容工作，而且成了国家干部。然后是弟弟们招工、顶职都回到了妈妈身边，爸爸也彻底平反了。远在异乡的姐姐也成了中学教师。
    然而，妈妈并没有舒心。新的问题又让她操心。弟弟们下乡时都还是15、6岁的孩子，十多年后，都已经是26、7岁的男子汉了，我也年近不惑之年。都还没有成家。甚至连女朋友都没有。
    好在我们兄弟还比较争气。几年间我们都成了家。并且给妈妈生了一个孙女、两个孙子。已经退休的妈妈，又把这三个后辈都分别带大，直到进入小学。

伟大的母亲, 你们一家真不容易.

你怎么都记得呢？我怎么不记得了呢？我想写母亲，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悲哀哦．

写得真好．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我们从乡下回城已经是20多年了。这20多年中，姐姐因工作出色，学校送她到师范大学学习毕业，仍回原来的学校教书，并且成了该校的骨干教师；大弟在恢复高考时考上大学，毕业后成了一名颇有成就的工程师；小弟虽然没有上大学，但凭着自己的努力自学，由一名工人成长成为预算和设计工程师；我在自己的工作领域里也还有建树，从机械工程师到计算机工程师，从优秀教师到校长，还算是干得有声有色吧。

    在这20多年间，妈妈带大了最小的三个孙辈。生活也逐步改善。然而，不在身边的儿女，始终使她割舍不下，她决定要到我那儿生活一段时间。

    得到这个消息我们全家都很高兴。这其实是我多年的心愿。终于可以好好尽一点孝心了。

    在约定好妈妈动身前来的那一天的前一天上午，我接到妈妈的电话。她在电话里很高兴地告诉我：“家里装了电话，她已经告诉亲友们电话号码，这几天恐怕有很多电话来，决定推迟一个星期来我这儿”。想不到这次电话竟成了我和妈妈的最后一次谈话。

    第二天上午，刚下第一节课，接到小弟的电话：“妈妈昨晚突然中风，脑溢血，抢救无效，于今天清晨去世”。象被雷击了一般，我在办公桌边坐了下来，脑中一片空白。妈妈就这样走了？就这样带着她的遗憾和我的遗憾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