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不该发生的事

那个年代，是个多事之秋。没几天，这里就出了事，一个年仅十三岁的小女孩在一个水碓房里被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强奸了。汉子是本村人，一个穷得揭不开锅盖的单身汉子。汉子自然是被抓到公社去了。小街上便沸沸扬扬，人们都在谈论着这件事。小女孩被送到卫生院检验去了，工作队也必须派人去参加检验，薇姐和文了老师便都赶去了卫生院。我没有去，我一个大小伙子，自是不方便去参与检验一个小女孩。

文了老师回来后，面色凝重，很为忿怒地说：“这男子太不像话，太卑鄙了，那小女孩都还未成年，怎么能那样呢？”

薇姐板着脸，一脸严肃的表情像块大青石似的：“太恶劣了，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一定要狠狠地打击。”

工作队里就我年纪最轻，又不了解情况，我不好说什么。

有村民告诉我，那个肇事汉子叫毛苟，是个单身汉子。

我问：“他怎么就不讨亲呢？”

“穷呗！你没去他那个屋里看，破烂得像个狗窝，有哪个女仔愿跟他？”

“他平日表现怎样？”

“还老实，不爱说话，做事也勤快，舍得下力气，啧啧！看不出这么老实的人还会干出这号事。”

“就一个人，又没负担，照讲是不会穷的。”

“怎么不会呢？现在哪家的日子都不好过。”

我也就只得跟着啧啧两声。

我遂想到马克思说的话：“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我的理解是，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他们的性格世界都应不是纯粹的单一性格因素构成的。毛苟做出这种事，显然这是一种犯罪，有他的主观因素，但不能说其中没有社会的因素。每个人都是有着七情六欲的，在情感的领域里，都有着人性深处两种力量的搏斗，即形而上的欲求与形而下的欲求的拼搏，总是集中地表现在最富有情感性的“爱”与“不得所爱”的拼搏之中。

我又想，毛苟不就是因为穷才“不得所爱”么？长时间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压抑，也就激起了他的最卑劣的动机和情欲。而我们的道德水准是要求一种理想化的道德，不是日常生活的准则，不是着眼于建构一种切实可行的用以规范普通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的社会性道德，而是把目标指向一种高标准的、超越的、准宗教化的道德，它是以对日常生活的超越与否定为起点的。连人类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都感到匮乏，能要求建立起一种理想化的道德吗？历史已经证明，贫穷与罪恶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努力去探求如何改善人们的生存状态呢？

想到此，心里便不禁生出些许悲凉。

第二天，毛苟被押送去县公安局，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羞耻，一双眼睛灰色而没有光泽。“但愿不要再出现第二个毛苟。”我在心里说。

挖出一个敌特分子

随着运动的深入，我们工作队终于挖出了一个敌特分子，是一个国民党军队里的团长，他妻子是北京一个毛纺厂的工人，是个共产党员。他妻子已被厂里清洗出来遣送回老家。

这天，他妻子被叫到工作队来，这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人，干瘪瘦削，眼角已过早地堆上好些鱼尾纹，脸色苍黄，一副很憔悴的样子。她显得很拘谨，有些惶恐不安，站在那里头低着不敢看人。

薇姐一脸的严肃，皱着眉头，上上下下把她看了一遍，在屋子里走了个来回，然后停在她跟前眼睛盯住她：“你坐下吧。”

那女人就怯怯地坐下，屁股只敢坐到木凳的前半截，两只胳膊没地方放，只好撑在自己的大腿上，指头还不自然地动弹着。

薇姐说：“你是工人，又是党员，怎么能与国民党的军官为伴呢？这可是与老虎为伴啊！你可千万要与他划清界线，要站出来揭发你丈夫的罪行。”

她仍是勾着头，沉默不语。

薇姐提高了声音说：“你还年轻，今后路还很长，要替自己的前途着想啊！两条路摆在你面前，是与人民为敌，还是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你自个儿好好想想吧！”

虽看不到她脸上的表情，但看到她身子轻微地抖动了一下。

薇姐又说了许多，她仍是未出一声，她的静默里含有一种忧郁和悲苦。

工作队开了一个小会，认真研究、分析了敌情。

薇姐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中 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他老人家还教导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这家伙是很狡猾、阴险的，很不老实，据说他还在与敌特联系，在静夜里我们可以听到一种电波的声音，肯定是这家伙在给敌特发电报。”她又是一脸的严肃，那两条乌绒绒的谈眉一下子挑得又弯又高，把窄窄的额头挤出了几条细细的皱纹。

第二天，开了一个批斗会。会是在一处地坪里开的，用门板搭了一个台子，坪里黑压压地挤满了人。

那个反动的国民党团长被几个民兵押上台来，这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瘦削的小老头，嘴唇上下蓄着杂乱的胡须，突出的前额和眼角刻满深密的皱纹，那双低垂的眼睛看上去有许多倦困和呆滞的成份。

贫下中农一个接一个地上台发言，狠揭他的反动行为。

一个高个子农民说：“这狗军官过去欺压我们贫下中农，现在还妄想欺压我们，我们贫下中农答不答应？”

台下立刻一片高喊：“不答应！”

“要不要坚决打倒？”

“要打倒！”……

两天后，这个反动团长死了，他是进山里砍柴，挑一担柴禾回来，经过一座水库的时候，跳到水里淹死了。有说他是失足落水的，有说他是故意跳下去的，以自杀来对抗运动，是死不悔改。

他没有什么葬礼，就是几个村民用锄头在山上挖了一个坑草草地掩埋了。也许这里不久就将长出一丛乱草。

白水街仍像往日一样，人们为了各自的生活和生存忙碌、劳动和奔波。

从白水撤离

公元一九六六年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年，这年春夏之交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暴风骤雨之势席卷着共和国的神州大地，真可谓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工作队接到通知：停止社教，撤出工作队，回原单位参加革命。我们自然是要从白水撤离。

我在这里虽然只生活了短短的几个月，待要离开这里，居然就有了一种恋恋不舍的情感。尤其是深夜白水河里河水流动的声音如此清晰地传来，时而像有人在窃窃私语，时而像老人一声深长的叹息，时而像小街上的喧闹在逼近，我忽然就觉得自己的感情是如此脆弱，一丝莫名的惆怅便袭上心来。

我发觉自己竟然是有些喜欢上这里了，连同它的瑕疵，就像我爱自己的生活，包括过去的痛苦一样。

我们和这住户的相处是十分融洽的，家里两位老人虽然言语不多，但有什么好吃的，总要留着给我们尝尝。那个小孙子虽只一岁，虽然还不能说话，但只要一见着我就会两只小手舞动着咧开小嘴笑，我常一有空就去抱他，尽管孩子身上有股尿骚味，我仍然跑着去小街上走，一边走，一边呵呵着逗他。这里的人对我都挺尊敬，挺友好，常会被他们拉进屋里去，喝上一碗香香的、酽酽的擂茶。

我听村民告诉我，说是他们这里有一对青年男女十分要好，但是家里父母反对，两人便偷着跑了出去。后来，在河对岸远处一座荒废的宝塔顶层，有人听见铁链子的响动声，还瞧见了两个人影在月光下幽幽地唱着哀怨的歌。有那胆大的汉子寻上塔去，却什么也没有看见。乡人信以为鬼神，于是设立香案，焚香朝拜。

可信，又不可信。我曾远远地看过那塔，却没有听到过那幽怨的歌声，也许是这里的百姓们对自由、美好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便衍生出这么一个美丽而凄惋的故事吧。

在这里，肯定还有许许多多美丽的故事，可惜时间太短暂了，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一定要去一家家农舍，去他们的木楼屋里听他们讲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情感，他们各种各样的故事。

我们要走了，离开住户时，我发现两位老人倚在门口，眼里居然就有了莹莹的泪珠。那一刻，我居然就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坐上汽车，我还把脸贴着车窗玻璃长久地向着后面张望。文了老师坐在车里，也一直不言语。空气显得有些沉闷，但各人的内心活动，我想一定都是很复杂的。

我后来写过一篇小说《美丽的山寨，美丽的星星》，小说的结尾有这么一段话：我走了，心里带走了一个美丽的山寨，还有两颗美丽的星星，不，有好多颗美丽的星星！在我心里，照着我怎样去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古老的土地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这应是我当时心里的一种真实写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