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将我的一篇回忆文章发表在”江永知青版块”。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我的哥哥冯世续于1963年下放到江永回龙墟农场，文革中被从长沙抓回江永又坐了两年牢，1974年病逝，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亲属至今不清楚，希望能找到认识我哥哥的朋友，了解一点当时的情况。

二、我在文革期间，曾经跟随一些江永知青哥哥姐姐们在省委招待所住过（文章中有记叙），受到他们的深刻影响，一直影响到我的一生。我始终不能忘记那些日日夜夜。

三、我在当“黑市堂客”吃议价米、打机械流的时候，曾经与许多同时打机械流的江永知青为伍。后来我也经常到天心阁的知青酒楼与知青朋友聚会，我对江永知青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四、我与也是江永知青的老艾不久前又成为了儿女亲家，而且我先生的表哥也是江永知青，我与江永的渊源真是太深了，我们在交谈时常常会不知不觉地谈起江永——那一片湖南知青的出发地。

1965年的秋天是一个阴云密布、山雨欲来的秋天，我的人生从这个秋天开始，走上了一条凄风苦雨、布满荆棘的崎岖小路。

那年，我从长沙市五中（现名雅礼中学）初中毕业，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在家等待高中的录取通知书。虽然自负成绩在班上和年级总是名列前茅，但因为贯彻阶级路线，能否被录取就难说了。当时，我们班的班主任是教政治课的李老师，阶级立场特别坚定，爱憎特别分明，不但撤了我的班干部职务，还经常教育我不要走“白专道路”，要与反动家庭划清界线，在我的“毕业评语”中她写道“该同学受家庭出身影响，前进的方向不够正确，读书是为了成名成家“惟有读书高”，发言不能与行动结合，缺乏工农淳朴感情”，学校最后的结论是“不予录取”。很多年后我才得知她本人出身地主，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俗话说“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她应该会对我这样家庭出身不好的女学生有更多的同情才合情理，怎么会比别人对我更加严酷呢？现在想来，大约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之下，她只有如此表现积极进步才能保护自己吧。不过虽然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保护她没有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但命运却还是没有宠爱她，八十年代她就患癌症去世了。而与此同时，我所尊敬的语文老师钟楷老师却因我之故在文革中添了一条罪状。钟老师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地下党员，后又被送到香港深造，获得中文和法律双学历，之后担任过中央高级领导人的秘书，后调任《江西日报》主编，因划为右派受到处分，辗转调到五中教初中语文。因为赏识我的作文，有一次竟然破例给足了100分，在全班讲评示范，结果在文革中被列为罪状之一：“重视和吹捧出身剥削阶级的学生，歧视和打击工农子弟”，为此被打得死去活来，牙齿被打落好几颗。

    （工作组整理的钟楷老师的“罪状”，由钟楷老师提供）

    初中毕业的女生，正是豆蔻年华的花季，谁没有对未来的憧憬？谁不是想象着自己将成为居里夫人那样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可是，学校的大门、科学的圣殿永远地向我关闭了，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下乡一条路。其实，我当时对农村的真实情况比较起其他同学来要了解得多。因为我的哥哥冯世续（随母姓）1963年就下放到了江永县回龙墟农场。当学校在宣传“社会主义新农村山美水美人更美”、“红薯摁脚板，柚子碰脑壳”的美好景象的时候，哥哥就写信提醒我：“你才16岁，个头不高力气小，到农村肯定吃不消”。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为了不给我的父母带来更大的压力，我还是只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

    我的父亲出身于临澧县一个耕读农家，1924年，怀着精忠报国的一腔热血投笔从戎，到广州报考了黄埔军校，成为第一期学员，参加东征北伐，浴血沙场，九死一生，二十四岁时以战功升为团长。在攻打军阀孙传芳的战斗中身负重伤，伤愈后保送日本军校深造。抗日战争打响后，父亲克服重重阻力，回国报效，担任过黄埔军校第十三期总队长，南京失陷前夕，带队徒步数千里入川。后在陕甘训练民众，组建新一师，亲任师长，开赴抗日前线。抗战胜利后，因父亲打内战不积极，加上国民党内部蒋介石、李宗仁等派系斗争，父亲被解除兵权、逮捕问罪，身陷囹圄。出狱后，投奔同班好友陈明仁，任东北保安司令部中将高参。解放前夕回到长沙，为避免百姓遭殃、生灵涂炭，发起组织在湘军官自救会，与程潜、陈明仁等一道，组织了湖南长沙和平起义。解放后继续在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任高参，在中南军政干校学习结业后，被发表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然而好景不长，由于父亲性情梗直，口无遮拦，在反右斗争中打成右派，主要罪状有二：其一，批评农村大跃进平整土地不应该把老百姓的祖坟都平掉；其二，说在东北时亲眼见到苏军大肆抢掠物资回国。反对“三面红旗”加上“反苏”这两条大罪，让右派这顶帽子沉沉的压在父亲头上，到死再也没有摘下来。降级降薪，时时反省，接受批判斗争。前年为配合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统战部邀我写篇回忆父亲、纪念抗战的文章，我持介绍信去省参事室查阅父亲的档案，被拒。后来黄埔同学会派人去调阅，电话告诉我，已经没有什么有用的史料了，只剩下厚厚的几袋，全部是我父亲的检讨认罪书和思想汇报。1978年接到给我父亲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通知》以后，我独自一人跑到父亲长满荒草的坟头上，放声痛哭了一场，为了父亲，也为了我自己。

       (父亲的右派分子摘帽通知---1978年)

    父亲当时已经很衰弱了，戎马一生，他膝下只有我一个女儿，从小珍爱，但在单位反复动员和指令之下，他告诉我，已经在参事室替我报名下乡了。横竖是下乡，还不如主动到学校报名与熟悉的同学一起下吧，何必再给深受打击的父亲增添麻烦呢。就这样，我们五中82名高初中毕业学生在锣鼓声中被送出了校门，远离了家乡和亲人。离家那天，父亲撑着拐杖，努力挺直不再挺拔的腰身，把我送出院门，遥遥挥手告别。走出好远，我忍不住回头，还看见父亲苍老瘦削的身躯倚靠在门边。尚不懂事的我也万万没有想到，父女这一分手，竟就是生离死别的永诀！我下乡后不久，1966年文革开始，父亲拖着重病的身体接受批斗，秋天，他就郁郁而终了，其时我在靖县接受再教育，又没有路费，不能回来奔丧。我尊敬的父亲，我坚强的父亲，他没有倒在炮火硝烟、枪林弹雨的战场，也没有倒在重庆暗无天日的沉沉黑牢，却在六十四岁时倒在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倒在了群众专政的震天口号声中！

    时间一长，我发现王大姐是一人独居，这在当地农村是极为少见的，又不敢问。还是别的女社员悄悄告诉我：王大姐本是从小送到本村陆家的童养媳，因为没有生育，不能为夫家传宗接代。农民虽然都没有多少文化，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道理却是都懂的，王大姐理所当然地被休了妻，赶出来独居生活，也再没有人动过娶她的念头，到我们下乡的时候已经过去十多个年头了。我们看着她白天生龙活虎、有说有笑，夜里却独对孤灯、自言自语，心里不禁为她悲叹，联想到自己的人生，心也在为之颤抖。我们要是响应号召，扎根农村一辈子，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究竟是嫁为农妇，生儿育女，含辛茹苦一生，还是像王大姐这样独身生活，永远埋葬自己的青春和幸福呢？那个时候，我眼前只有一片茫然，找不到答案，因为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中。

    三十年后的1995年，我们五中四个同时下放到靖县飞山塘湖湾里生产队的知青重返靖县，得知王大姐终于再嫁到了艮山口，但是命运仍然没有眷顾这位好心人。她本来以为晚年有靠，且第二个丈夫有个儿子，自己将他视同己出，贴心照顾，总可以人心换人心，继子会为她养老送终。不料想她的第二位丈夫又不幸病逝，已成年成家的继子却不再认她，不仅不承担赡养义务，且形同陌路，不相往来。无奈又加上她依然是一副热心热肠，她又收养了一个被遗弃的女孩，相依为命一起生活。我们特意赶到艮山口去看望了她，看到她狭小的木板房里，家徒四壁，一无所有，王大姐已然衰老，而怀中的女孩尚嗷嗷待哺，我们都落泪了。俞氏、程树人、曹志华和我都不知道如何安慰她，语言是这样的苍白无力，只能尽力给了她一些经济帮助。

    前年（2005年）夏末秋初，我们又再次前往看望，白发苍苍的王大姐正顶着烈日在田野里拣拾稻穗，她除了拣点别人洒落不要的稻穗和山坡树丛中遗落的茶籽，来解决口粮和食油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经济来源,她穿的仍然是十年前我们送给她的衣服。我们找到当年队上的青年、如今已担任镇领导的熟人，提出希望为她解决困难，镇领导也很同情重视，但后来电话告知我们，当地反复研究后认为她有法律意义上的儿子，不符合政策规定的五保户的条件，儿子不赡养她，只能慢慢帮助教育或提起民事诉讼，但教育一时难以奏效,王大姐又不愿意与儿子对簿公堂，镇里也无可奈何。女孩已经长大，在艮山口中学念书，这更增加了她的负担。我们再次默然，在她的住房前留下了这张合影。大约是心情的缘故，大好的晴天、返乡重逢的喜悦，没有给每一个人增添一丝笑意，我们的心都是沉甸甸的。

    其后，我又多次送去钱物及汇款给她，但是再没有过回音，也不知近来可好。我只能遥望西南，默默祝愿王大姐，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虽然我也知道，我们的资助只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虽然我也懂得，我的良好祝愿在冷酷的现实面前是那般的软弱无力。

    只有这时候我们才感觉到，我们这些离巢的孤雁与家乡、与亲人还保持着某些联系，从收到的包裹和汇款上仿佛还可以感觉到亲人的手抚摩过的体温。但是这种喜悦对于我这个离家不久的女孩子来说，很快就变成了一种奢望。父亲去世后，家里失去了经济来源，再没有可能给我寄钱寄物。母亲失业在家，被街道指派去挖防空洞，说是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深挖洞”，“备战备荒为人民”，不仅没有工资，连工具都要自备。两个弟弟因为家里困难又出身不好，初中都没有读完就辍学了，不给安排工作，只能去当“土夫子”，天晴去担土，下雨只能望天，饱一顿，饥一顿，自顾不暇。为维持生计，母亲只好变卖旧家具，最后连床铺都卖掉了，搭块门板睡觉，实在没有能力再支援我，我从此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自食其力的农民。

    我们生产队在附近来说还算富裕，每十分工分折算到三毛钱。队上最强的女社员如妇女队长王大姐是评为每天七分工，也就是男劳力的打七折，而我被照顾评为六分，也就是每天可以挣到一毛八分钱。到年底七算八算，扣除一年的口粮钱等等，不倒欠生产队的就算不错了。倒是本地农民因为家庭人口多，分的口粮多，吃饱肚子问题不大，虽然没有钱分配，养猪喂鸡种菜搞副业，办法比我们总是多些。由此我体会到我们是没有办法与那些带头上山下乡的董模范、邢标兵相比的，他们是回乡知青，生活习惯、劳动习惯都是从小练就的，人熟地熟，非亲即故，虽然也会遇到困难，但总算是龙归大海、鸟入森林。加上模范标兵比我们出身好，到处现身说法作报告，政治待遇那更是没法比了，所以他们可以至今无悔，而我却是只能哀叹“没有岁月可回头”了。

    断绝了家里的支援，最窘迫的日子开始了。没有钱买牙膏、肥皂、草纸，更谈不上买书、添置衣服了。下乡一年，我的身体在苦难的磨练中开始发育，原来的衣服越穿越紧，经常会绷裂了线缝，露出了皮肉。十七八的大姑娘懂得害羞，又没钱买新衣，只能趁着晚上脱下来，自己就着油灯下拆开了放吊边，顺便把磨破的肩头、挂烂的衣襟给密密补好。学着邻居用草木灰泡水洗衣服，在小溪边、井台上用洗衣棒槌用力捶打，指望省点肥皂钱。不成想，下乡带来的旧衣服太不争气，经了一年的日晒雨淋、烟熏火燎、水泡汗渍，早以糟朽不堪，再经草木灰碱水浸泡、棒槌捶打，展开来已是千创百孔，叫我后悔不迭，赶快改了办法用手轻轻搓洗，指望它能多陪伴我几度寒暑，穿在身上还得时时注意，别哪里又出了破绽招人笑话。

    女孩子总是爱美的，在靖县那么艰苦的环境下，我和曹志华还到县里的照相馆去照了一张像，虽然县照相馆的技术不好，后面的布景也差劲，而且前面的栏杆扶手看起来就象是我们被关在栅栏里面，两个人伤痕累累的手不能细看，看仔细了会惨不忍睹，但我至今仍然珍藏着这张相片。我和曹志华几十年来无论甘苦、顺境逆境都亲如姐妹、情同手足，每当我们在一起，常常会翻开这张照片，回忆起我们一道经历过的苦涩的青春年华。

    工作组长见我虽然个子小，但出工不怕苦，收工后还帮着妇女队长记工分，可能认为我有培养前途，便专门找我谈话，动员我写入党申请书，但是在调查了我的家庭出身以后就再也不提起了。事后，妇女队长也是老共产党员的王大姐悄悄地提醒我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因为工作组说了，你不是个头脑简单的女孩子，像这样出身不好的人反而表现这样好，不正常，只能说明你思想复杂，队上要特别注意。我听到后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上面说对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是“重在表现”，事实上，表现好是思想复杂，要是表现不好那肯定又会说是思想反动，那叫我们如何表现呢？看来这辈子我注定是永无出头之日了。

    不过，因为工作组的到来，总算让我走了一回好运。为了应付工作组的要求，塘湖大队指派我跟随农业局的带队干部去沅陵学习养蜜蜂，回来后，大队买了20箱蜜蜂交给我喂养，仍由生产队记工分，大队给生产队以补贴。这样我就告别了艰苦的田间劳动，成为了少见的女知青养蜂人，这种风里雨里漂泊不定的生活又过了一个春秋。

    我踌躇满志地接过这批蜂箱，打开一看，顿时就傻了眼：“怎么全是不适合箱养的中蜂？别人买的不都是意大利蜂吗？”大队书记挠挠头说：“管它东风西风，便宜就好。都是工作组搞花样，不搞还不行，你先养着吧，有什么不懂去问农业局带队干部。不过话先说清楚了，买蜂的钱是大队贷的款，不是儿戏，你可千万小心了”。

    我只好硬着头皮把蜂箱搬回来，按在沅陵学的办法喂养。养蜂哪里有常人想象的追花逐蜜、蓝天白云、明月清风的浪漫，个中的艰苦只有养过蜂的人才能体会，更何况我一个初出茅庐的女孩子。那一年我数不清被蜜蜂蛰过多少次了，反正到后来是麻木了，蜜蜂的毒刺刺进皮肤里，既不红又不肿，只叹息又牺牲了一条小生命。尤其我养的中蜂一般都是野生蜂，蜂群小，极易分群，产蜜量不高，箱养容易生病虫害，养中蜂是典型的费力不讨好。一不小心，蜂王就带着成千上万的蜜蜂出逃了。我每天都疲于奔命，去追赶出逃的蜂群。赶上蜂群，拨开蜂团，找到蜂王，蜂王的翅膀早已被我剪掉了一半，所以飞不远。庆幸之余，小心翼翼地重新放回蜂箱，带回所有的“逃犯”。每天两次打扫蜂箱，格外留意有无新的王台——就是新的蜂王胚胎出现，如有，必须毫不留情地马上掐掉，否则，不出几天，就会再次上演“胜利大逃亡”了。

    我们生产队附近没有多少花源，为了寻找花源，我跑遍了公社的山山水水，发现被洪水冲毁的飞山水库周围的山里开放着许多荆条花。于是找到农业局请来的沅陵师傅和县镇上的一位男学员帮忙，一道将蜂箱搬运到飞山水库的后山。山中多蛇，有一次，一条碗口粗的大蟒从我身边的草丛中飞快地滑过，吓得我背上好一阵凉飕飕。胆小力薄，只好邀上沅陵师傅和男学员同去。他们见我孤身一人，都有些想占便宜的意思。我又提心吊胆又不敢得罪他们，好在我借住的那家农户为人正直，总是关照和维护我，还特意安排他的小女儿和我一起睡，这才避免了许多骚扰。就是我在山中辛苦追赶蜜蜂的同时，其他的知青和社员们也正在挥汗如雨地修复飞山水库，规定每天要抬足多少石头才有饭吃，真是知青同命运，各有各的苦呀！

    外高祖死后，社会巨变，家道中落，但外公还是京津地区四大名医之一，所以母亲小时候的生活还是衣食无忧的，她成为了燕京大学的毕业生，从事优裕的翻译工作。由于战乱加上婚姻的不幸，母亲辗转来到东北，并跟随我父亲来到了她素昧平生的湖南。父亲解甲归田以后，母亲洗尽铅华，操持家务，相夫教子。父亲去中南军政干校学习，家里生活困难，母亲与街坊一起成立织布社，日日夜夜纺纱织布，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她积极参加解放初期的群众扫盲工作，被录用到学校任教，但由于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也就被清洗回家。过苦日子时期，母亲保存下来为数不多的几件首饰都换成了沾着泥巴的罗卜和红薯，填进了我们姐弟们的肚子，几件压在箱底的衣裳也早改成了我们的童装。母亲经历了太多的离别，五十年代初将我同母异父的姐姐送去荒凉的新疆参军，成了“八千湘女”的一员，六十年代又先后把哥哥冯世续和我送到江永和靖县农村劳动。父亲被打成右派以后以及在文革中遭到无情批斗打击之时，母亲用她柔弱的肩膀艰难地支撑着父亲和岌岌可危的家，她与父亲相濡以沫，相守到老。父亲去世之后，我家的老院子被没收，母亲和两个年幼的弟弟被赶到两间狭小的公房居住，并经受着她曾经的扫盲学生、后来的街道干部们的抄家、管制、批斗。

    望着天边飞驰的白云，我仿佛听到母亲在向我呼唤：“燕子，你在那里还好吗？”我仿佛看见母亲在那八平方米的小屋里，坐在杂乱的床边，呆望着窗外天边北去的雁阵，口里喃喃地念诵着“又是一年春草绿哦……”。哦，母亲，你是想起了京城故宅门前碧波荡漾的什刹海边微风吹拂的柳枝，还是依稀听见了秋日长空里那天际传来的余音袅袅的鸽哨？女儿在靖县的山中为你遥遥祈福啊，这两地相思母女愁情何时能了？

    近两年的知青生活使我有了切身体会，我要写信告诉还在五中升读高中的他，告诉他在乡下的真实情况，要他千万不要重蹈覆辙，朦胧中也希望得到他的安慰和主意。于是我在信中写道：中学生下乡当农民根本不可能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相反，我们今后只会被落后习惯同化。这是文明向落后的倒退，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学生的流放，是当年苏联将不同政见者流放西北利亚的翻版，等等。信，发出去了，我天天盼望着回信。我相信自己的眼力，我相信自己不会看错，我们有相似的家庭背景和对事物的看法，有过纯朴的感情，我们的心不会因为两年的离别而疏远的。我多么期待着他的安慰成为我打发日子的精神寄托。

    在焦急漫长的等待后，回信终于飞来了！我避开最亲密的女伴曹志华，躲进油菜花盛开的田野，用微微颤抖的手撕开了信封，回信却让我大失所望。他在回信中狠狠地批判了我的落后思想，并告诉我，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他和全体同学很快也要奔赴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线了。在信的末尾他写到：惟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人类还有三分之二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没有解放，我们要把整个人生都献给革命都还嫌不够，哪里还有时间来谈什么个人感情呢！

    我愤怒地将回信连同信封撕成了碎片，用力地洒到油菜地里，纸片如同一只只白蝴蝶在黄澄澄的油菜花间飞舞，然后不见了。我破碎的心冰冷似铁，如果这算是我的初恋，那它就永远结束了，我已经在心里将它埋葬。我独自强咽下自己酿的苦酒，装出笑脸走回住房，连对最要好的朋友都不再提起。但是我在心里狠狠地说：有朝一日，我要是能再见到他，我一定第一句话就要对他说，恭喜你，革命成功了吧？

    一语成真。历尽离乱，三十年后我们果真在长沙一家咖啡厅里重逢了。他回答我问题的答案却真叫我大出意外、匪夷所思。原来他家的遭遇更惨，父亲、舅舅、哥哥先后去世，母亲也被打成“牛鬼蛇神”接受批斗，无家可归的他处处受人监视。在学校传达室拿到我的信，阅后大惊，第一个举动是看值守传达室的校工钟大伯的眼神，揣测他是否拆看过信，再打听是否有人见过这封信，然后就分析我写信的真正动机。因为当时长沙的文化革命正是如火如荼，领袖号召“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路人相遇，互问观点，一言不合，随处就可以成为大批判的舞台、群众专政的阵地。也的确有不少人大义灭亲，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妻子情人、朋友同事之间相互检举揭发，比比皆是。茶余酒后的闲谈、甚至枕边的私房话都抖落出来，成了整人的铁证。也有人戴罪立功，拿话试探，一有响应附和，马上交上去作为替自己减轻罪孽的本钱。我们分开两年，社会复杂，人心隔肚皮，突然来信，安知我不是故意倾吐些反动言论“引蛇出洞”？思想斗争一宿，终于念往日交情，将原信烧毁，连灰都丢进厕所，冲得干干净净，自觉对得起朋友。再义正辞严地回了一信，自信就是拿到中央文革、公安部去，也分析不出个毛病来。不成想假戏真唱，伤透了我的心，也影响了我后来的人生之路。每忆起这段往事，我心中就涌起对那场摧残人性的政治运动刻骨铭心的愤怒。

    1966年的冬天，文化革命的狂风也吹到了乡下，直吹得天下大乱。大批知青喊着“回城闹革命”的口号，纷纷返回了长沙。曹志华也悄悄和我商量，我心里想的是：我要是一走，这二十箱蜜蜂怎么办？长沙的家里又有地方能够容我栖身吗？正在犹豫不决，又一件倒霉的事落到我的头上。在我们生产队后面的山上，建起了一座军事用途的通讯站，驻扎了不少人。其中有个年轻人莫名其妙地就盯上了我，隔三差五地往我们寝室的窗户里塞情书。我对此总是一笑了之，却惹得通讯站的领导郑重其事地找到我兴师问罪：“清楚自己是什么出身吗？我们是军事保密机关，不要来影响我们的干部！”我也气极了，大声对着他吼道：“管好你的下级，不要跑到我们队上来骚扰女知青！”摔门而出，晾得他一愣一愣的，半天没转过气来。

    在凛冽的寒风里度过了1967年的春节，知青组没有菜吃，没有柴烧，两个男知青都不在队上，只留下了我和曹志华。我再也顾不得考虑蜜蜂过冬了，横下一条心，和曹志华一起卖掉了口粮，筹够了路费，终于踏上返城之路，像两只孤雁扑打着翅膀，飞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长沙。

    回到故乡，长沙变了，再没有往日的祥和宁静，只有满城的喧嚣。街道上来来往往的是安着高音喇叭宣传“最新指示”的宣传车，街两边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红色黑色斗大的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虎视眈眈瞪着行人，看得你胆战心惊。走到哪里都是一堆一堆的人群，个个慷慨激昂，声嘶力竭地在大辩论，到处是捍卫毛主席伟大革命路线的战场。满城声浪，满城硝烟。我们的兴奋劲头很快消退，还是回家吧。

    离家两年，母亲明显衰老了，精神更差了许多。她和两个弟弟挤住在别人换给我家的两间又小又破的公房里，家里没有一件象样的家什，不久前抄家的时候，连父母的老像册都被抄走了。家里给我开铺的地方都没有，只能暂时跟母亲挤着睡。正说着话，哥哥冯世续风风火火地闯进门来，原来他早已从下放的江永县倒流回到长沙。哥哥兴奋地告诉我，他已经被吸收加入了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湘江风雷”，他兴高采烈地把印着“湘江风雷”字样的红袖章拿给我看，并鼓励我一起革命、一起造反。他拍着胸脯保证，只要我点下头，他就作我的介绍人，马上就是个造反派战士了。我对哥哥说：“家里这个样子，妈妈老了，两个弟弟都还小，你还不如找个临时工做，家里才有饭吃。”哥哥撇了撇嘴，一副懒得与我计较的样子，转身又风风火火冲出去了。

    母亲又告诉我，我姐姐来信了，要我到新疆建设兵团去。这个消息倒是立刻让我兴奋起来。我同母异父的姐姐王小筠1952年才14岁就报名参军来到了新疆建设兵团，也就是近几年被称誉的“八千湘女上天山”。因为她生性活泼，又长得眉清目秀，便被安排进了文工团。她曾寄回来一张穿着军装的照片，那飒爽英姿让我羡慕不已。后来她与一名军官结婚，就调到所在连队改行当卫生员，想来生活状况是不错的。到文革时期，姐姐她们扎根边疆已经十多年了，从来信中、报纸上、电影中，人们都知道新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荒无人烟的戈壁变成了塞上江南、美丽的绿洲、各民族团结的天堂。我的耳边响起了那首在那个年代人人喜爱的歌曲《边疆处处赛江南》，描写的就是新疆军垦的场景：“人人都说江南好，我说边疆赛江南。朝霞映湖水，雪山倒影映蓝天，啊呀勒，黄昏烟波里，战士归来鱼满舱。牛羊肥来瓜果鲜，红花如火遍草原。哎，来来来……”我和曹志华还有下放靖县五四园艺场、一起返城的五中知青宋曼玲一说，她们也高兴地要求与我同去。曹志华也充满着向往，憧憬着成为一名骑马挎枪、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兵团女战士。她们的态度更加坚定了我去新疆的决心。

    去新疆路途遥遥，乘火车要走好多天，火车票价钱不是一笔小数目，我们哪里掏得起。当时，红卫兵大串联已经停止了，各地的红卫兵接待站只对一些串联到外地的红卫兵还可以提供返回原籍的火车票，这就给我们提供了机会。因为我的五官和头发有点像新疆人，普通话讲得也还可以，她们俩就推选我假扮新疆红卫兵去要求返回新疆的火车票。没想到第一次“行骗”居然是马到成功，到手了三张宝贵的火车票。

    兴奋不已地回家各自收拾行装，突然又想到当时外出盘查很严，一路上都要检查证明，没有红卫兵组织的介绍信是行不通的，说不定刚刚出发就被押解回来。可是我们刚从靖县农村回到长沙，又到哪里去搞介绍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