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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边刮起了阵阵冷风，夜幕笼罩着整个医院。三哥气呼呼地站在窗前一动也不动，三嫂忙着收拾检场。抄家的人刚走。屋里被翻得稀巴乱。三侄儿军军和四侄女丽丽坐在我身边，他们被刚才的一幕给吓坏了。那伙人冲进屋里好恶好凶。当他们翻出三哥和三嫂的照片后，大声喊着：“你们来看，他们还保存着穿国民党军装的照片。”
三哥再三跟他们解释：“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张照片是57年照的，那时候解放军是穿这种军装，是戴这种大盖帽，系这种武装带..........”
不管三哥怎么跟他们解释，可这伙人就是不相信，他们硬把这些“可疑”的东西抄走，临走时还说；“你们还隐藏了什么东西都要老老实实地交出来！”
三嫂边检场边劝三哥：“莫气了，这年头没有我们说话的权利，谁要我们出身不好呢”。四侄女突然问我：“我大姐和大哥什么时候才能放出来？”我望着他那张幼稚的小脸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前天上午医院厕所边有人捡到反动标语，下午四个侄儿都被医院革委会叫去，今天下午军军和丽丽才放回来，可他们的哥哥姐姐还没有放回来，还不知道要关多久。三哥为了此事急得要命，刚才这一抄家三哥更是又气又急。我望着这翻得稀巴乱的房间，心里象刀割一样难受，再看看身边的两个侄儿更觉得他们可怜。
“咚咚咚”又有人敲门。军军连忙跑去开门，嘴离念叨着：“可能是哥哥姐姐回来了。”门打开，进来的不是他们的哥哥姐姐，而是医院的两位护士，刚才就是他们领着那伙人进来抄家的。她们走到三哥面前：“陈医生，医院革委会要叫你弟弟去一趟。”说完望了望我。
“叫我弟弟去一趟，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证明，现在外来人员都要严格审查。”
三嫂子望了望我：“他是知识青年，没有证件。”
“快点，跟我们走！”两位护士没有理睬三嫂。
我连忙说：“三哥三嫂，我跟他们去一趟，不要紧。”说完便走。三哥走上前来：“你自己要小心些。”我听得出他的声音在颤抖。
我随着这两位护士穿过橘树园，路过医院大门，来到了公路上。天黑漆漆的，又刮着阵阵冷风，我身上有点打哆嗦。心里想：他们不是说到医院革委会吗？为什么走出医院大门呢？她们前一个后一个把我夹在中间，我真还有点不自在。我们在公路上走了大约20米左右，来到一辆汽车面前。只听其中一位护士说：“人领来了。”她的话刚一落音，从汽车后面就冲出几个人猛地抓住了我，我正想问干什么，一坨布就塞进了我的嘴巴里，眼睛立刻就被一块布给蒙住。几双有力的手抓住我，连逞带拖把我推上了汽车，车开了.......
十几分钟后，车停了下来，他们抽出塞在我嘴里那坨布，又取下蒙在我眼睛上的布带。我睁开眼睛一看，已经站在一间大厅中间，厅里面亮堂堂的站满了人。又是咒骂声，又是哭叫声。只见几个穿军装的人敞开衣服，手里拿着皮带在抽人，那些人被抽得满脸是血，光光的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有人在松绑，有人在搜身，还有人在指着人骂。整个厅里乱哄哄的。我被推到厅前面的一张办公桌前，桌边站着四个彪型大汉。中间坐着的那位手里拿着笔，他上下打量一下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回答：“陈晏生”。
“年龄？”
“十八岁”
“家庭出生？”
“地主”
“到这里来干什么？”
“到我哥哥家里来玩。”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知识青年。”
“你哥哥叫什么名字？住什么地方？”
“我哥哥叫陈何松，住县人民医院。“
“哦！你原来是沅江县人民医院陈何松的弟弟啊？”
“是的。”
他登记完后，把手一挥，站在旁边的两个大汉子立刻抓住了我，把我的头按下，直往楼上推。我被推到楼中央的毛主席像面前，一位胡子大汉手里拿着一把马刀，他大声吼着：“站过来，向毛主席请罪！”说完把手中的马刀抽出一半，又啪地一下套上。然后举起马刀，用刀背架在我的脖子上：“头低下点！！”我的脖子被刀背压得发麻，头越压越下。“跪下来，向毛主席请罪三分钟！”胡子大汉瞪着眼睛凶神扼杀地吼着，手中的马刀也越压越紧。
我向毛主席请罪三分钟后，关进了一间黑屋子。黑屋子里已经关进了六个人，每个人面前放着一张白纸。胡子大汉用马刀指着那张白纸：“你老实坐在纸上不准移动，不准回头，听见没有？”
我点了点头。他大声喉到：“听见没有？大声回答我........”
“听见啦！”我回答。
我坐在那张白纸上，心里想这就是坐牢吗？我为什么突然坐在牢来，我究竟犯了什么罪，我不是到三哥家里来玩的吗？
我回头望望那几个陌生的面孔，他们坐着一动都不动；我再望着这黑漆漆的屋子，一身起鸡皮疙瘩，毛骨悚然。心想：我要在这黑屋子里关多久？我难道犯了错误自己还不知道？听说这年头好多人犯了死罪自己还蒙在鼓里。我难道也是这样吗？我得好好地回忆回忆。这一夜好长好长。我的思绪开始飘向过去：我从下农村后回忆起........
一九六五年我到农村后，一直安心在农村锻炼，两年来，我学会各种农活，和社员关系都很好，文化革命一来，大部分知青都回城。我一个人在那陈家坪的老木屋里度过了半年。武斗结束后，我还在农村呆了几个月，直到六八年春才回到长沙，在农村这段日子里我没有做过任何坏事。
回到长沙几个月里我也没有做任何坏事。每天最多到到大街口看‘大字报’；到知青家里扯扯谈。一次偶尔寻出三哥写给妈妈的信，信中问到我的情况，三哥三嫂还是很关心我的的。三哥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一九五一年参军，夫妻两原来在北京总政当军医，他的大女儿我母亲曾经带过几年。一九六三年部队“精简”。他夫妻两被分配到沅江县人民医院。他们有四个儿女，由于他们夫妻复员后工资比较高，生活还是比较富裕。我在长沙呆着几月非常无聊。于是，便来到沅江看看三哥一家人。
记得那天我见到三哥三嫂时，他们脸色都不太好看，几个侄儿侄女叫了我一声叔叔后便坐到一边不再理睬我。我当时心理很不舒服，难道他们嫌弃我这‘乡巴佬’么？不欢迎我这被人歧视的无户口的‘非洲人’么？三嫂好象察觉到了，她连忙把我拉到三哥面前，解开三哥的衣服。我一看！啊也！三哥身上全部都是血肉模糊的伤痕。
“是谁把你打成个样子？”我气愤地说。三嫂流着眼泪回答：“昨天让人抓去挂牌子游县城，回来就成了这样子。
我问三哥：”你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抓你去游街挂牌子？”三哥叹了口气说：“八弟，你坐下。我慢慢跟你说”。三哥讲起了往事：.....
六三年他调到沅江县人民医院工作，几年来，他们夫妻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处处地方还是以一个军人来衡量自己。见到医院一些不对的地方总是直言相劝；并对医院一些领导提出了一些意见。没想到就位这些事得罪了医院领导，他们不知道以什么文件精神减了三哥三嫂的工资，而在工作上也故意刁难他们。文化革命一来，曾经得罪的那些人成了革命派，他们写出大字报说三哥三嫂是“伪军官”。昨天从县城来了一伙人把三哥捆走；他们在三哥脖子上挂上一块大木牌子，上面写着“伪军官”，要三哥一边敲锣一边喊：打倒伪军官陈何松。三哥不服气，一边敲锣一边喊：“我不是伪军官，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那些人一边用皮带抽，一边逼着三哥喊打倒伪军官，三哥还是照样喊：“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县政府几个同三哥一起复员的解放军见到此事，把三哥脖子上的牌子摘了。那伙人又跟三哥换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孝子贤孙”。
这样三哥被人押着游了一天县城，一身被打得到处是伤。听三哥讲完，我新里好难受，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三哥劝我不要难过，没什么大不了的事，顶多就是挂牌子游街，挨场打，这年头挂牌子是常事，哪个要我们出身不好呢？
三嫂也说：这年头没有我们说话的权利，不过我们没有做坏事，没做亏心事，我们不怕！三哥又说：“八弟，你这次来得真不是时候，三哥对不住你。”他说完摸了摸身上的伤痕：“不要紧，一点皮外伤，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我多么希望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可就在前些天，医院发现了反动标语。记得那天上午我到厕所解手，正好碰见大侄女华华从厕所出来，我从厕所出来时，又碰见一位医生（后来知道他姓陶）手里拿着一张纸好紧张的样子，他走到我面前：“你看，这是谁丢的反动标语，打倒林彪，刘少奇万岁！”我没太注意纸上的字，他拿着反动标语往医院走去。
我从厕所回来，四个侄子都在，我把刚才有人捡到反动标语的事一说，他们没多大的反应。二侄子康康说了这么一句；“我们学校那年有个学生捡了张反动标语，后来左调查又调查结果查出是他自己写的。”三侄子和四侄女听哥哥说完哈哈大笑。大侄女没多大的反应，她照样看她手上的那本小说。
三哥三嫂下班回来，我将此事一说。三哥啊地一声，脸色都变了，我真不知道三哥为什么会这么紧张。三哥连忙把四个孩子都叫到跟前，问他们今天到过什么地方。三个侄子都在家没出门，只有大侄女到厕所解了下手，当时我也到厕所去了一趟。
三哥一听：“坏了坏了，反动标语在厕所边捡到，刚好华华到过厕所。”三哥骂华华：“我这些天嘱咐过你们，要你们别乱出门，任何人的家里都不要去，上厕所就在家里上。”华华有些不服气：“我解大手未必也屙在痰盂里哦，哪里各怕咯？”
三嫂过来骂华华：“你是老大，你太不懂事了，现在别人要害我们你知道啵？”三哥长长叹了一口气：“我最担心的事发生了，我最怕发生的事偏偏发生了。”他说完，又把四个孩子叫过来：“你们几个老实跟爸爸说，这发动标语是不是你们干的？你们是不是见爸爸挂牌子游街了心里不舒服？“
华华气得瞪着眼睛对着爸爸说：”你精神过敏摆？我们从来冒想过做这种事。“
康康说：“我才听八叔叔讲反动标语的事，我还讲我们一个同学自己写的标语自己丢标语......”军军微微一笑：“我和妹妹一直在听八叔讲乡里打野猪的故事，他们乡里好多野猪，我只想到八叔叔那里克玩哒。”
三哥拍了拍自己的头：“哎呀，只要你们都听话，冒干这种事我就放心的。”
当天下午，医院的小朋友都集中在篮球场旁边，他们每个人手上拿着笔和纸写今天上午看见过什么人到过厕所旁边。我听到小朋友在念自己手上写的东西，大多数都是念到：“今天上午看见了陈华华到过厕所旁边.........
我心里好紧张，事实也是这样，华华上午的却到过厕所，难道华华会做这种事么？她今年十六岁，应该懂事啊。
第二天上午，四个侄子都被医院革委会叫去，三哥急得在家里团团转，他嘴里不停地反着，这四个小家伙哪里经得起那一吓，那一诈咯，军军和丽丽还这么小，尿都会吓出来呢。
我只好安慰三哥，要他不要急，事情总会调查清楚的。三哥对着我：”八弟，你年轻，还单纯，不知道这政治运动的厉害性，这政治陷害的事经常发生，象我们出身不好的人最怕就是别人“栽赃陷害”，这现行反革命的罪谁能担当得起哟.....“三哥说完躺在竹床上。他一身都软了。
四个侄子分别关在医院的四间房里，三嫂每餐给他们送饭，一关就是两天。昨天晚上军军和丽丽刚放回来，我们还没有来得及问，抄家的人就来了。紧接着我就被抓了起来，关进了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房子里。
天亮了，我同其他犯人一样排着队走到食堂吃饭。这时可以上厕所，可以洗脸。我走到水池边，用双手洗了洗脸，我回过身准备到厕所去，突然，我见大侄女也在队伍中，她原来关到这里来了。我决定找机会靠近她，问问她到底写了反动标语没有？她也看见我了，往水池这边走来，我连忙走过去洗手，她走到我旁边，没正眼望我说了一句：“你什么时候来地？”
“昨天晚上。”
“我爸爸妈妈现在怎么样了？”
“我来时他们还在家里，军军和丽丽回来了，康康还没有回来。”
有人走过来了，她连忙洗洗手离开了，我大胆地跟上前去，轻轻地对她说：“华华，你没有做的事绝对不能承认。”她点了点头，我们分开走了。
吃完晚饭后，我被换了一间房间。这间房间大约20平方米左右，里面都密麻麻坐满了人。房角边放着一只粪桶。人多挤得紧，又热又臭；粪桶里的尿臭，汗臭，胃气臭，狐臭....我只感觉心里上下翻滚，想吐也吐不出。我在这里要关多久哟；我又想起了可怜的三哥三嫂，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又想起大侄子华华，小时候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五年，她那时最喜欢讲长大了到北京去见爸爸妈妈，要象爸爸妈妈一样当军医；我那时也有很多理想，我长大要象三哥一样当解放军，我要象五哥那样当空军。没想到现在长大，我和华华却在牢里相见，今后还会发生什么事都很难预料。
下午我被喊到审讯室。一位中年汉子问我；“你对我们这次采取的行动有什么意见？”我心里明白，这时候只讲好的就免得吃亏。我轻轻地回答：“当然是革命行动，你们维护社会治安，我能够理解。”
“恩，你思想还不错，我现在再问你，你侄儿陈康康写反动标语你知道么？”
“我不知道，如果调查出来真的是他写了反动标语，我绝对不会包庇他，一定和他划清界线。我希望你们认真调查清楚，不要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要冤枉一个好人。”
“我老实告诉你，陈康康写反动标语，陈华华扔反动标语，我们正在调查他们的后台是谁。”
“陈康康今年才十四岁，他不应该会做。”
“够了，我警告你，这次抓你来是触激一下你的灵魂，你要再为他们辩解的话，想触激一下你的皮肉吗？”
我晓得，现在和他们讲道理是没有用的，弄不好还要吃大亏。他把桌子一拍：“现在放你出去，你明天一定要离开沅江，不然的话我们又会要采取‘革命行动’。
我被放出来了，这一天一夜的黑屋子显得好漫长，我迅速赶回医院，三哥三嫂见我回来，首先问我是否挨打？我摸摸脖子说：“我没有挨打，只是脖子被他们的刀压疼了。我将见到华华的事告诉他们，又将康康写反动标语的事同他们讲了。三哥听了长长叹了一口气：”我早就预料到了，最后落到我头上，我有心理准备。“
当他们听说我要走，三哥说实在话他也不敢留我，他也没有能力来保护我。军军和丽丽听说我要走，发脾气了：”叔叔走了就不好耍了。”
“叔叔，你现在莫回克，等哥哥姐姐回来。”两个小侄子不让我走，我实在不想离开他们，但我能留下来么？不能！”
三哥劝他们不要胡闹，要听大人的话，难道想让叔叔再次被他们抓走去受苦吗？我也哄他们，过一段时间再来玩，我口里这么说，心里却在想：可怜的侄儿侄女，你们家也许就要大祸临头了.......
到长沙的船票很难买到，三哥建议我走到益阳，再从益阳坐车回长沙，从沅江到益阳六十里路，我在靖县时来回八十里路走习惯了，六十里路不成问题。第二天早晨五点钟我离开了他们，三哥让军军送我一程，军军曾经和他哥哥到农校一菜市场买菜总是很早就去排队，估计到农校天就会亮。
我和军军在公路上走着，我望着他那瘦小的身躯，他今年才十二岁啊，已经就没有去上学了，近段时间家里发生这么多事，他也被吓得要命。现在我走了，哥哥和姐姐又还没有回来，爸爸妈妈还不知道哪天就要遭殃。我把手搭在他肩上，很希望能给他一点力量，让他能更加坚强一点。我两个默默地慢慢地走着，我心理象翻了五味瓶似的，好难受。那种感觉就象被刀割似的。
天已经蒙蒙亮了，走到了农校的岔路口我就得分手了。我真的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他走上岔路回头望了望我，笑了笑，很舍不得的样子。显得那么可爱，又那么幼稚。我向他摆摆手，他走了，慢慢地消失在小路上，我终于忍不住了，捂起嘴巴哭了起来，真希望三哥他们一家人能平安无事。
长途跋涉，第二天中午我终于回到了长沙，把三哥家里发生的事同母亲和七哥一讲。母亲只会叹气。她以前就和三哥算过“八字”，说三哥三十几岁会有一场大难，没想到真的预言了。七哥指责母亲说一些唯心的东西。他听我讲叙在三哥家里发生的事后，非常气愤地说：“这是一桩明显的政治运陷害，我相信三哥绝对不会做那种蠢事。”
当天晚上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的人又来催我立刻回农村，不要逗留在城市。我早就不愿意在这‘鬼’地方呆了，大清早我就赶到汽车站买了车票，第二天就踏上了回山村的路。
我到生产队后，第一件事就是写信给三哥，但是我一个月内连发了六封信却象石沉大海渺无音讯。我又写信问母亲，但是他们也联系不上。我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心里空空的，很为三哥一家担心。几个月后，知青徐德舜从长沙回来（他就住我家附近），捎来七哥的一封信。信中说三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已经被关在县看守所；三嫂也被抓了，关在医院；大侄女华华下放到沅江草尾插队落户。三个侄子在医院洗绑带，干些杂活。我读完七哥的信，想起三哥全家的遭遇，想起可怜的侄子侄女，他们还那么小，就要经受这么多身心折磨，我再也忍不住了，顿时嚎啕痛哭出来。
斗转星移，到七零年下半年，我突然收到一封从沅江朱家咀某生产队发来的一封信。信封上的笔迹我一下就认识出来了；是三哥寄来的信，我好激动。信中写到他在县看守所关了一年半，现在全家人遣送到沅江朱家咀。最不幸的是三嫂，因为经受不起精神和心理上的折磨已经被吓成了精神病。整天吵吵闹闹，好在几个孩子都懂事听话，现在在队上出工，他幸亏当地的人照顾他，安排大队卫生所做事，他同我谈了好多感想：和农民接触，比和医院那些人打交道要容易也好得多；他说到农村就只盼望有个好收成，他们家喂了猪，丽丽每天负责一家人的饭菜，帮忙一起做家事，他自己也学会了种菜......政治上的事他一慨不提。
我为贤惠善良的三嫂可惜，也他们一家人的遭遇伤心，我马上回信安慰三哥，要他保重身体，重新开始面对新的生活。
七三年底我又收到三哥的来信，信是由沅江人民医院寄来的，我拆开信一看：“八弟，我平反了！我不是现行反革命了，我感谢北京部队派人来调查为我澄清了事实；为我平反昭雪。我和你三嫂都恢复了工作，补发了工资，三嫂回来后精神状况有所好转，她已经能上班工作了。三个儿女也都重新回到学校读书，华华也沅江招工进厂了...........”
我一口气看完三哥写来的信后，内心波涛汹涌，在仓库边的晒谷坪上大声喊到：“我三哥平反了，他不是反革命！！！！！”
年过古稀的三哥三嫂现在已经是儿孙满堂了，他们一生最感激的就是邓小平主席第二次上台后实行的政策：提前为他们昭雪平反。
一九六八年的九月，是我终身难忘的年月，那时我十八岁，刚刚步入人生‘青春年华’的第一步。我却亲身经受了，耳闻目睹了那场残酷无情，卑鄙无耻的政治陷害，每当我回想起段日子，心理久久不能平静..........
我恨那年头那些口里喊着革命口号，却干着打砸抢抄，做着陷人害人勾当的所谓坚定的“革命派”。
我大侄子陈康康，每次和我见面，总要回忆那段艰难的日子：他那时才十四岁，被关在黑屋子里十几天，每天轮流对他进行‘吓逼诈’，硬要逼他承认反动标语是他写的。我离开沅江的第二天，他被几个人抓手，强行在审讯本上按上手印。他和姐姐放回来时，爸爸妈妈都被抓走，军军和丽丽吓得哇哇大哭，几姊妹哭成一团。不久，华华便下放农村，他带着弟弟妹妹一起生活，三个人相依为命。医院不让他们出门 ，每天在医院洗绑带干杂活。最可怜的是小丽丽，每天睡到半夜便哭醒，她想爸爸想妈妈。
后来妈妈被放了出来，但她已经不象以前的妈妈了，她整天不说话，没有表情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她被逼疯了！妈妈的逼疯迫使医院提前放出了爸爸，一家人又被遣送到了农村。
陈康康他现在是沅江人民医院的主治医生，弟弟也在益阳人民医院担任主任医生。他们跟我一样，永远也忘不了那块割肉的伤痕，恨死了那场史无前列的“文化大革命”！
三哥再三跟他们解释：“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张照片是57年照的，那时候解放军是穿这种军装，是戴这种大盖帽，系这种武装带..........”
不管三哥怎么跟他们解释，可这伙人就是不相信，他们硬把这些“可疑”的东西抄走，临走时还说；“你们还隐藏了什么东西都要老老实实地交出来！”
三嫂边检场边劝三哥：“莫气了，这年头没有我们说话的权利，谁要我们出身不好呢”。四侄女突然问我：“我大姐和大哥什么时候才能放出来？”我望着他那张幼稚的小脸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前天上午医院厕所边有人捡到反动标语，下午四个侄儿都被医院革委会叫去，今天下午军军和丽丽才放回来，可他们的哥哥姐姐还没有放回来，还不知道要关多久。三哥为了此事急得要命，刚才这一抄家三哥更是又气又急。我望着这翻得稀巴乱的房间，心里象刀割一样难受，再看看身边的两个侄儿更觉得他们可怜。
“咚咚咚”又有人敲门。军军连忙跑去开门，嘴离念叨着：“可能是哥哥姐姐回来了。”门打开，进来的不是他们的哥哥姐姐，而是医院的两位护士，刚才就是他们领着那伙人进来抄家的。她们走到三哥面前：“陈医生，医院革委会要叫你弟弟去一趟。”说完望了望我。
“叫我弟弟去一趟，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证明，现在外来人员都要严格审查。”
三嫂子望了望我：“他是知识青年，没有证件。”
“快点，跟我们走！”两位护士没有理睬三嫂。
我连忙说：“三哥三嫂，我跟他们去一趟，不要紧。”说完便走。三哥走上前来：“你自己要小心些。”我听得出他的声音在颤抖。
我随着这两位护士穿过橘树园，路过医院大门，来到了公路上。天黑漆漆的，又刮着阵阵冷风，我身上有点打哆嗦。心里想：他们不是说到医院革委会吗？为什么走出医院大门呢？她们前一个后一个把我夹在中间，我真还有点不自在。我们在公路上走了大约20米左右，来到一辆汽车面前。只听其中一位护士说：“人领来了。”她的话刚一落音，从汽车后面就冲出几个人猛地抓住了我，我正想问干什么，一坨布就塞进了我的嘴巴里，眼睛立刻就被一块布给蒙住。几双有力的手抓住我，连逞带拖把我推上了汽车，车开了.......
十几分钟后，车停了下来，他们抽出塞在我嘴里那坨布，又取下蒙在我眼睛上的布带。我睁开眼睛一看，已经站在一间大厅中间，厅里面亮堂堂的站满了人。又是咒骂声，又是哭叫声。只见几个穿军装的人敞开衣服，手里拿着皮带在抽人，那些人被抽得满脸是血，光光的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有人在松绑，有人在搜身，还有人在指着人骂。整个厅里乱哄哄的。我被推到厅前面的一张办公桌前，桌边站着四个彪型大汉。中间坐着的那位手里拿着笔，他上下打量一下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回答：“陈晏生”。
“年龄？”
“十八岁”
“家庭出生？”
“地主”
“到这里来干什么？”
“到我哥哥家里来玩。”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知识青年。”
“你哥哥叫什么名字？住什么地方？”
“我哥哥叫陈何松，住县人民医院。“
“哦！你原来是沅江县人民医院陈何松的弟弟啊？”
“是的。”
他登记完后，把手一挥，站在旁边的两个大汉子立刻抓住了我，把我的头按下，直往楼上推。我被推到楼中央的毛主席像面前，一位胡子大汉手里拿着一把马刀，他大声吼着：“站过来，向毛主席请罪！”说完把手中的马刀抽出一半，又啪地一下套上。然后举起马刀，用刀背架在我的脖子上：“头低下点！！”我的脖子被刀背压得发麻，头越压越下。“跪下来，向毛主席请罪三分钟！”胡子大汉瞪着眼睛凶神扼杀地吼着，手中的马刀也越压越紧。
我向毛主席请罪三分钟后，关进了一间黑屋子。黑屋子里已经关进了六个人，每个人面前放着一张白纸。胡子大汉用马刀指着那张白纸：“你老实坐在纸上不准移动，不准回头，听见没有？”
我点了点头。他大声喉到：“听见没有？大声回答我........”
“听见啦！”我回答。
我坐在那张白纸上，心里想这就是坐牢吗？我为什么突然坐在牢来，我究竟犯了什么罪，我不是到三哥家里来玩的吗？
我回头望望那几个陌生的面孔，他们坐着一动都不动；我再望着这黑漆漆的屋子，一身起鸡皮疙瘩，毛骨悚然。心想：我要在这黑屋子里关多久？我难道犯了错误自己还不知道？听说这年头好多人犯了死罪自己还蒙在鼓里。我难道也是这样吗？我得好好地回忆回忆。这一夜好长好长。我的思绪开始飘向过去：我从下农村后回忆起........
一九六五年我到农村后，一直安心在农村锻炼，两年来，我学会各种农活，和社员关系都很好，文化革命一来，大部分知青都回城。我一个人在那陈家坪的老木屋里度过了半年。武斗结束后，我还在农村呆了几个月，直到六八年春才回到长沙，在农村这段日子里我没有做过任何坏事。
回到长沙几个月里我也没有做任何坏事。每天最多到到大街口看‘大字报’；到知青家里扯扯谈。一次偶尔寻出三哥写给妈妈的信，信中问到我的情况，三哥三嫂还是很关心我的的。三哥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一九五一年参军，夫妻两原来在北京总政当军医，他的大女儿我母亲曾经带过几年。一九六三年部队“精简”。他夫妻两被分配到沅江县人民医院。他们有四个儿女，由于他们夫妻复员后工资比较高，生活还是比较富裕。我在长沙呆着几月非常无聊。于是，便来到沅江看看三哥一家人。
记得那天我见到三哥三嫂时，他们脸色都不太好看，几个侄儿侄女叫了我一声叔叔后便坐到一边不再理睬我。我当时心理很不舒服，难道他们嫌弃我这‘乡巴佬’么？不欢迎我这被人歧视的无户口的‘非洲人’么？三嫂好象察觉到了，她连忙把我拉到三哥面前，解开三哥的衣服。我一看！啊也！三哥身上全部都是血肉模糊的伤痕。
“是谁把你打成个样子？”我气愤地说。三嫂流着眼泪回答：“昨天让人抓去挂牌子游县城，回来就成了这样子。
我问三哥：”你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抓你去游街挂牌子？”三哥叹了口气说：“八弟，你坐下。我慢慢跟你说”。三哥讲起了往事：.....
六三年他调到沅江县人民医院工作，几年来，他们夫妻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处处地方还是以一个军人来衡量自己。见到医院一些不对的地方总是直言相劝；并对医院一些领导提出了一些意见。没想到就位这些事得罪了医院领导，他们不知道以什么文件精神减了三哥三嫂的工资，而在工作上也故意刁难他们。文化革命一来，曾经得罪的那些人成了革命派，他们写出大字报说三哥三嫂是“伪军官”。昨天从县城来了一伙人把三哥捆走；他们在三哥脖子上挂上一块大木牌子，上面写着“伪军官”，要三哥一边敲锣一边喊：打倒伪军官陈何松。三哥不服气，一边敲锣一边喊：“我不是伪军官，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那些人一边用皮带抽，一边逼着三哥喊打倒伪军官，三哥还是照样喊：“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县政府几个同三哥一起复员的解放军见到此事，把三哥脖子上的牌子摘了。那伙人又跟三哥换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孝子贤孙”。
这样三哥被人押着游了一天县城，一身被打得到处是伤。听三哥讲完，我新里好难受，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三哥劝我不要难过，没什么大不了的事，顶多就是挂牌子游街，挨场打，这年头挂牌子是常事，哪个要我们出身不好呢？
三嫂也说：这年头没有我们说话的权利，不过我们没有做坏事，没做亏心事，我们不怕！三哥又说：“八弟，你这次来得真不是时候，三哥对不住你。”他说完摸了摸身上的伤痕：“不要紧，一点皮外伤，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我多么希望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可就在前些天，医院发现了反动标语。记得那天上午我到厕所解手，正好碰见大侄女华华从厕所出来，我从厕所出来时，又碰见一位医生（后来知道他姓陶）手里拿着一张纸好紧张的样子，他走到我面前：“你看，这是谁丢的反动标语，打倒林彪，刘少奇万岁！”我没太注意纸上的字，他拿着反动标语往医院走去。
我从厕所回来，四个侄子都在，我把刚才有人捡到反动标语的事一说，他们没多大的反应。二侄子康康说了这么一句；“我们学校那年有个学生捡了张反动标语，后来左调查又调查结果查出是他自己写的。”三侄子和四侄女听哥哥说完哈哈大笑。大侄女没多大的反应，她照样看她手上的那本小说。
三哥三嫂下班回来，我将此事一说。三哥啊地一声，脸色都变了，我真不知道三哥为什么会这么紧张。三哥连忙把四个孩子都叫到跟前，问他们今天到过什么地方。三个侄子都在家没出门，只有大侄女到厕所解了下手，当时我也到厕所去了一趟。
三哥一听：“坏了坏了，反动标语在厕所边捡到，刚好华华到过厕所。”三哥骂华华：“我这些天嘱咐过你们，要你们别乱出门，任何人的家里都不要去，上厕所就在家里上。”华华有些不服气：“我解大手未必也屙在痰盂里哦，哪里各怕咯？”
三嫂过来骂华华：“你是老大，你太不懂事了，现在别人要害我们你知道啵？”三哥长长叹了一口气：“我最担心的事发生了，我最怕发生的事偏偏发生了。”他说完，又把四个孩子叫过来：“你们几个老实跟爸爸说，这发动标语是不是你们干的？你们是不是见爸爸挂牌子游街了心里不舒服？“
华华气得瞪着眼睛对着爸爸说：”你精神过敏摆？我们从来冒想过做这种事。“
康康说：“我才听八叔叔讲反动标语的事，我还讲我们一个同学自己写的标语自己丢标语......”军军微微一笑：“我和妹妹一直在听八叔讲乡里打野猪的故事，他们乡里好多野猪，我只想到八叔叔那里克玩哒。”
三哥拍了拍自己的头：“哎呀，只要你们都听话，冒干这种事我就放心的。”
当天下午，医院的小朋友都集中在篮球场旁边，他们每个人手上拿着笔和纸写今天上午看见过什么人到过厕所旁边。我听到小朋友在念自己手上写的东西，大多数都是念到：“今天上午看见了陈华华到过厕所旁边.........
我心里好紧张，事实也是这样，华华上午的却到过厕所，难道华华会做这种事么？她今年十六岁，应该懂事啊。
第二天上午，四个侄子都被医院革委会叫去，三哥急得在家里团团转，他嘴里不停地反着，这四个小家伙哪里经得起那一吓，那一诈咯，军军和丽丽还这么小，尿都会吓出来呢。
我只好安慰三哥，要他不要急，事情总会调查清楚的。三哥对着我：”八弟，你年轻，还单纯，不知道这政治运动的厉害性，这政治陷害的事经常发生，象我们出身不好的人最怕就是别人“栽赃陷害”，这现行反革命的罪谁能担当得起哟.....“三哥说完躺在竹床上。他一身都软了。
四个侄子分别关在医院的四间房里，三嫂每餐给他们送饭，一关就是两天。昨天晚上军军和丽丽刚放回来，我们还没有来得及问，抄家的人就来了。紧接着我就被抓了起来，关进了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房子里。
天亮了，我同其他犯人一样排着队走到食堂吃饭。这时可以上厕所，可以洗脸。我走到水池边，用双手洗了洗脸，我回过身准备到厕所去，突然，我见大侄女也在队伍中，她原来关到这里来了。我决定找机会靠近她，问问她到底写了反动标语没有？她也看见我了，往水池这边走来，我连忙走过去洗手，她走到我旁边，没正眼望我说了一句：“你什么时候来地？”
“昨天晚上。”
“我爸爸妈妈现在怎么样了？”
“我来时他们还在家里，军军和丽丽回来了，康康还没有回来。”
有人走过来了，她连忙洗洗手离开了，我大胆地跟上前去，轻轻地对她说：“华华，你没有做的事绝对不能承认。”她点了点头，我们分开走了。
吃完晚饭后，我被换了一间房间。这间房间大约20平方米左右，里面都密麻麻坐满了人。房角边放着一只粪桶。人多挤得紧，又热又臭；粪桶里的尿臭，汗臭，胃气臭，狐臭....我只感觉心里上下翻滚，想吐也吐不出。我在这里要关多久哟；我又想起了可怜的三哥三嫂，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又想起大侄子华华，小时候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五年，她那时最喜欢讲长大了到北京去见爸爸妈妈，要象爸爸妈妈一样当军医；我那时也有很多理想，我长大要象三哥一样当解放军，我要象五哥那样当空军。没想到现在长大，我和华华却在牢里相见，今后还会发生什么事都很难预料。
下午我被喊到审讯室。一位中年汉子问我；“你对我们这次采取的行动有什么意见？”我心里明白，这时候只讲好的就免得吃亏。我轻轻地回答：“当然是革命行动，你们维护社会治安，我能够理解。”
“恩，你思想还不错，我现在再问你，你侄儿陈康康写反动标语你知道么？”
“我不知道，如果调查出来真的是他写了反动标语，我绝对不会包庇他，一定和他划清界线。我希望你们认真调查清楚，不要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要冤枉一个好人。”
“我老实告诉你，陈康康写反动标语，陈华华扔反动标语，我们正在调查他们的后台是谁。”
“陈康康今年才十四岁，他不应该会做。”
“够了，我警告你，这次抓你来是触激一下你的灵魂，你要再为他们辩解的话，想触激一下你的皮肉吗？”
我晓得，现在和他们讲道理是没有用的，弄不好还要吃大亏。他把桌子一拍：“现在放你出去，你明天一定要离开沅江，不然的话我们又会要采取‘革命行动’。
我被放出来了，这一天一夜的黑屋子显得好漫长，我迅速赶回医院，三哥三嫂见我回来，首先问我是否挨打？我摸摸脖子说：“我没有挨打，只是脖子被他们的刀压疼了。我将见到华华的事告诉他们，又将康康写反动标语的事同他们讲了。三哥听了长长叹了一口气：”我早就预料到了，最后落到我头上，我有心理准备。“
当他们听说我要走，三哥说实在话他也不敢留我，他也没有能力来保护我。军军和丽丽听说我要走，发脾气了：”叔叔走了就不好耍了。”
“叔叔，你现在莫回克，等哥哥姐姐回来。”两个小侄子不让我走，我实在不想离开他们，但我能留下来么？不能！”
三哥劝他们不要胡闹，要听大人的话，难道想让叔叔再次被他们抓走去受苦吗？我也哄他们，过一段时间再来玩，我口里这么说，心里却在想：可怜的侄儿侄女，你们家也许就要大祸临头了.......
到长沙的船票很难买到，三哥建议我走到益阳，再从益阳坐车回长沙，从沅江到益阳六十里路，我在靖县时来回八十里路走习惯了，六十里路不成问题。第二天早晨五点钟我离开了他们，三哥让军军送我一程，军军曾经和他哥哥到农校一菜市场买菜总是很早就去排队，估计到农校天就会亮。
我和军军在公路上走着，我望着他那瘦小的身躯，他今年才十二岁啊，已经就没有去上学了，近段时间家里发生这么多事，他也被吓得要命。现在我走了，哥哥和姐姐又还没有回来，爸爸妈妈还不知道哪天就要遭殃。我把手搭在他肩上，很希望能给他一点力量，让他能更加坚强一点。我两个默默地慢慢地走着，我心理象翻了五味瓶似的，好难受。那种感觉就象被刀割似的。
天已经蒙蒙亮了，走到了农校的岔路口我就得分手了。我真的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他走上岔路回头望了望我，笑了笑，很舍不得的样子。显得那么可爱，又那么幼稚。我向他摆摆手，他走了，慢慢地消失在小路上，我终于忍不住了，捂起嘴巴哭了起来，真希望三哥他们一家人能平安无事。
长途跋涉，第二天中午我终于回到了长沙，把三哥家里发生的事同母亲和七哥一讲。母亲只会叹气。她以前就和三哥算过“八字”，说三哥三十几岁会有一场大难，没想到真的预言了。七哥指责母亲说一些唯心的东西。他听我讲叙在三哥家里发生的事后，非常气愤地说：“这是一桩明显的政治运陷害，我相信三哥绝对不会做那种蠢事。”
当天晚上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的人又来催我立刻回农村，不要逗留在城市。我早就不愿意在这‘鬼’地方呆了，大清早我就赶到汽车站买了车票，第二天就踏上了回山村的路。
我到生产队后，第一件事就是写信给三哥，但是我一个月内连发了六封信却象石沉大海渺无音讯。我又写信问母亲，但是他们也联系不上。我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心里空空的，很为三哥一家担心。几个月后，知青徐德舜从长沙回来（他就住我家附近），捎来七哥的一封信。信中说三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已经被关在县看守所；三嫂也被抓了，关在医院；大侄女华华下放到沅江草尾插队落户。三个侄子在医院洗绑带，干些杂活。我读完七哥的信，想起三哥全家的遭遇，想起可怜的侄子侄女，他们还那么小，就要经受这么多身心折磨，我再也忍不住了，顿时嚎啕痛哭出来。
斗转星移，到七零年下半年，我突然收到一封从沅江朱家咀某生产队发来的一封信。信封上的笔迹我一下就认识出来了；是三哥寄来的信，我好激动。信中写到他在县看守所关了一年半，现在全家人遣送到沅江朱家咀。最不幸的是三嫂，因为经受不起精神和心理上的折磨已经被吓成了精神病。整天吵吵闹闹，好在几个孩子都懂事听话，现在在队上出工，他幸亏当地的人照顾他，安排大队卫生所做事，他同我谈了好多感想：和农民接触，比和医院那些人打交道要容易也好得多；他说到农村就只盼望有个好收成，他们家喂了猪，丽丽每天负责一家人的饭菜，帮忙一起做家事，他自己也学会了种菜......政治上的事他一慨不提。
我为贤惠善良的三嫂可惜，也他们一家人的遭遇伤心，我马上回信安慰三哥，要他保重身体，重新开始面对新的生活。
七三年底我又收到三哥的来信，信是由沅江人民医院寄来的，我拆开信一看：“八弟，我平反了！我不是现行反革命了，我感谢北京部队派人来调查为我澄清了事实；为我平反昭雪。我和你三嫂都恢复了工作，补发了工资，三嫂回来后精神状况有所好转，她已经能上班工作了。三个儿女也都重新回到学校读书，华华也沅江招工进厂了...........”
我一口气看完三哥写来的信后，内心波涛汹涌，在仓库边的晒谷坪上大声喊到：“我三哥平反了，他不是反革命！！！！！”
年过古稀的三哥三嫂现在已经是儿孙满堂了，他们一生最感激的就是邓小平主席第二次上台后实行的政策：提前为他们昭雪平反。
一九六八年的九月，是我终身难忘的年月，那时我十八岁，刚刚步入人生‘青春年华’的第一步。我却亲身经受了，耳闻目睹了那场残酷无情，卑鄙无耻的政治陷害，每当我回想起段日子，心理久久不能平静..........
我恨那年头那些口里喊着革命口号，却干着打砸抢抄，做着陷人害人勾当的所谓坚定的“革命派”。
我大侄子陈康康，每次和我见面，总要回忆那段艰难的日子：他那时才十四岁，被关在黑屋子里十几天，每天轮流对他进行‘吓逼诈’，硬要逼他承认反动标语是他写的。我离开沅江的第二天，他被几个人抓手，强行在审讯本上按上手印。他和姐姐放回来时，爸爸妈妈都被抓走，军军和丽丽吓得哇哇大哭，几姊妹哭成一团。不久，华华便下放农村，他带着弟弟妹妹一起生活，三个人相依为命。医院不让他们出门 ，每天在医院洗绑带干杂活。最可怜的是小丽丽，每天睡到半夜便哭醒，她想爸爸想妈妈。
后来妈妈被放了出来，但她已经不象以前的妈妈了，她整天不说话，没有表情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她被逼疯了！妈妈的逼疯迫使医院提前放出了爸爸，一家人又被遣送到了农村。
陈康康他现在是沅江人民医院的主治医生，弟弟也在益阳人民医院担任主任医生。他们跟我一样，永远也忘不了那块割肉的伤痕，恨死了那场史无前列的“文化大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