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是2007年清明节前的一天，我和妻子坐在父母墓地旁，山坡上的桔林遮住了远眺的视野，只有一畦畦嫣红奼紫的碗豆花飘来缕缕幽香。
这条长江边静静的山谷里，还是青青竹丛掩映着土墙青瓦的农舍,还是斜斜的青石板小路，三峡大坝蓄水上涨的大江两岸新貌，还没有深入到两公里长的山沟里——也就是说，并没有添加什么时尚的喧嚣，打扰已经在这里长眠了38年的父亲。至于墓地旁高高竹枝上的一双小喜鹊，当是为我终于把母亲的骨灰盒送到父亲身边而轻声歌唱。
依着墓碑坐在青草地上，是在听小鸟的低语倾诉吗？我不知道，只是无语。
在去年的春天，我回家探望患老年痴呆已经几年卧床，完全不能辨认两个姐姐和弟媳而失语的母亲。当我走进病房，感觉到母亲偏过头来，那慈爱的眼神，一下子就罩住了我全部身心。我奔到她床前，把手伸进被子握住了她瘦弱的手，那手颤抖着，似乎在动，她那已经没有光泽的眼睛里，一颗泪珠滚落下来……“妈，儿子回来了啊！”听不到母亲一丝声息，哪怕是一声低低的呼唤，我背过脸去擦掉满脸的泪水，而在这一刻，我感觉到妈妈那只手微弱但温热的力量。
妈妈，你想告诉儿子什么呢？
对于84岁母亲，我永远是她最疼爱的儿子。1949年冬，母亲随同父亲变卖了全部首饰，从南京好不容易购得两张机票，是怀着我先飞到衡阳。故土难离，父亲拒绝了姑姑已安排的飞往香港的行程，而飞回了母亲出生地重庆老家。那年3月，我作为萧家的长房长孙，谢家的长房长外孙而来到这个动荡的世界上。在她生育的五个儿女中，我是唯一吃着母乳长大的，而姐姐与弟妹，则完全托付给了奶妈。
在童年的记忆中，我是一个只顾贪玩儿闯祸的野小子，还没有去查觉妈妈的爱。孩子们的生活，是由两个保姆照料。其中之一的何姨，是把母亲从8岁起带大，而后作为陪嫁随母亲到我们家来的。大半生与母亲相伴的她，在大多数日子里代替母亲给了我无以复加的溺爱。作为妇产科医生的母亲总是在忙碌着，有时候，我觉得她自己都像一个孩子，完全生活在爸爸的关爱中。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川东这样一个落寂的小城里，家中典雅整洁的摆设及温馨的氛围，已经让石板路小巷中的人家感觉突兀，至于母亲的发型，穿着，更因为时新而常常遭受非议。但生性开朗快乐的母亲，并没有理会这一切。她甚至让我穿上赛璐璐吊带短裤，梳着“飞机头”走进了小学的校门——也许只有在这样的时刻，诸如周末牵着我去戏园看戏而打扮儿子的短暂时光里，我才能母亲的欢笑声中感受她的疼爱。
母亲于1922年5月23日出生于万县高升坡的一个大家族。我的外祖父是这个曾经的官宦人家最小的儿子，她们一家人并没有居住在冉家湾那个有五进院落的大宅子中，而是移居到两里外一个叫榴兰村的地方，那是一所松柏环绕单门独户的小院，听妈妈说起，在小院厅堂里不仅挂上了外祖父收藏的明清字画，而且还挂满了诸如缅刀之类的饰物——那是祖上曾被朝庭派往中缅边界定界戍边带回来的。
但是，外祖父并没有守护这一湾薄田，他很早就离家北上京城，与方觉慧等人结识交往。方觉慧曾撰文说，“谢君弢安，家学渊源，藏书颇丰”。他是否到过榴兰村呢？我不知道。我只听妈妈说过，外祖父后移居天津，是因为在那里认识了开新学后任小学校长的外祖母。素习王时敏大师工笔山水画风的外祖父，十分欣赏外祖母笔下的墨色牡丹，因而相恋。只是那时，加入了同盟会的他，在天津靠卖画为生，生活并不宽裕。辛亥革命后，他携外祖母回万县老家完婚，母亲是他们第二个孩子，外祖母因为大女儿天折而伤心，也过不惯南方的乡村生活，于是和外祖父带着母亲回到了天津，母亲实际上是在天津长大的。
站在母亲的病榻前，我没有松开我的手，妈妈，你不是要对我说这些吧？我突然意识到，我再也不能听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了。赶过来的医护人员告诉我，久病卧床的母亲生了褥疮，感染很快，将不久于人世了。我感觉母亲是痛苦地沉默着，没有哭声，没有呻吟，一只温暖的手还牵着她的儿子，不忍撒手而去。我低下头，轻轻把泪湿的脸贴在母亲的额头上。
二
一周以后，母亲平静地去世了。在最后的两天，她闭紧嘴唇拒绝进食，但却红光满面。二姐在妈妈的晚年与她相处最多，她说，仿佛又见到了曾经是那么热爱生活的母亲健康快乐地归来。
而我明白，母亲的平静，也许是母亲知道，在生离死别37年之后，就要回到父亲身边了。
母亲与父亲相识于1943年。因为南京在抗战初期的沦陷，父亲就读的中央大学和母亲上学的金陵女大内迁成都，母亲因患胃溃疡住院，而父亲作为实习医生为母亲治疗而结识相爱。1945年抗战胜利那一年10月，已经离开安徽舒城老家八年的父亲，在外祖父的操持下，在万县与母亲举行了盛大婚礼。虽然那几张结婚照片在文革初期被小心翼翼的父亲亲手销毁，但由伴娘伴童簇拥着，穿一袭白色婚纱母亲那幸福的眼神，从小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多年以后，只要提到父亲，母亲的眼睛就会闪烁着这种光芒。
母亲给我讲述得最多的是，新婚后父亲取道艰难的川陕道，越秦岭，走关中，带母亲回安徽见爷爷奶奶的旅途。那是抗战胜利后，逃亡川中的江淮儿女东归的日子，也是令母亲一生最不能忘怀的蜜月旅行。她告诉我，途中，她和父亲夜宿秦岭山中的小客栈，夜里，屋外山风呼啸，一阵阵低沉而雄浑的声响拍打着飘摇的小屋，她很害怕。而父亲对她说，“榴弟，你听，这是真正的林海松涛啊！”父亲挽着她到了屋外的小坪前，月光下，层层叠叠的群山以青黛色飘在白色的雾霭中，而涛声发至山脚下的云雾里，很快地向山巅扑上来，越来越响，以致涛声汹涌慑人心魄……
母亲给我讲述这一段往事的时候，是文革中我们家最痛苦最艰难的时期。父亲刚刚被迫害致死，保姆何姨被赶回利川的土家山寨，19岁的我已经到梁平乡下插队落户，姐姐、弟弟、妹妹全都上山下乡去了。在极度痛苦极度孤独的煎熬中，习惯于大家庭生活而面对家破人亡的母亲，就是靠着这样的回忆艰难度日的。这是她半夜两点从医院产房下班归来，孑然一身回到空落落的小院里，常常是失声痛哭后想得最多的往事。
事实上，母亲的前半生，一直生活在外祖父祖母和父亲温情中。前23年，是外公外婆最疼爱，在家族中最受尊敬的“二小姐”；后23年，则是英俊博学、温文尔雅的父亲无微不至地关爱照料着她。同是苦难的岁月，有否父亲的存在，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1959年中国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在川东地区的大旱尤其严重。很多乡村几乎颗粒无收。乡下饿死了很多人，吃树皮草根营养不良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浮肿。父亲和母亲轮番被派到乡下，作为医疗工作队去治疗那谁也治不好的肿病。记得我曾偷吃过医疗队带去的药丸——那是用米糠和上什么草药揉成乒乓球大小的丸子，难吃却可作为食物救人一命。记得母亲下乡的日子里，父亲把他作为专家特供的劣质饼干藏了又藏，生怕被几个孩子偷吃，只是过几天每人能分到一块，大多数则留给了母亲。当母亲自己也一身浮肿的从乡下归来，父亲递过自己舍不得泡的香茶，瞅着母亲抱着饼干盒子狼吞虎咽地大嚼特嚼，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但父亲却悲惨地走了，母亲的全部幸福从此终结。尤其是孩子们下乡之后，从未料理过家务的她，不仅要从头学会洗衣、做饭来照料自己，而且，要以每月56元工资，27斤口粮来支撑孩子们在乡下的补贴和应付回家团聚的艰难。孩子们下乡去的都是贫困的山区，常常是两手空空带着一身虱子回到母亲身边。在艰难的挣扎中，没有人体会到欲哭无泪的母亲那心中的痛苦。而母亲从46岁起到84岁去世的后半生中，随着父亲平反昭雪，儿女们在迅速转型的社会大变革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位置，一切不幸似乎都已过去。母亲退休后，看上去，也慢慢地恢复了开朗乐天的个性。但是，她很少再讲那过去的事情，在母亲的心底，是无法掩埋的永远伤痛。
在母亲的灵堂中，姐姐让我为母亲撰写一对挽联，写什么呢？我在隐隐着疼的心里搜寻不到句子，来安放母亲的一生。想了想，母亲前半生我行我素乃至引为骄傲的生活方式，包括前文所述的家世，母亲的张扬的爱好，打扮，个性等等，理所当然地为时代与社会不容，是一切灾难的根源。以致父亲去世后，她饱受了“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歧视。但是，谨小慎微的父亲呢，为什么也先于母亲遭受不幸呢？没有人为我解惑。于是，我提笔写下去，上联为“历经坎坷相夫教子”，下联是“求善爱美笑对人生”。这当然只是对一个生活于20世纪的普通而又有独特经历的母亲，并不对仗工整的评语。我并没有太多去想外祖父曾是有几亩薄田租佃的地主，即使他也曾参与过百年以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我想的是，父亲被迫害致死后，母亲不仅成了五个孩子生存的全部依靠，而且在20多年来的辛勤工作中，曾用她的双手为难产的母亲们接生了成百上千的孩子，我愿以此来祈愿慈母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