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营扎寨霸王岭(五)
一次特殊的任务
不知是时势造就人，还是人造就时势，我们江永知青中忽然一下子冒出一个叫龙小梅的女知青，写了一个忆苦思甜的故事《马河血泪》，发表在《湖南日报》上，有好几千字，占了整整一个版面。她还会讲故事，把这故事讲得声情并茂，她自己泪流满面，台下的人也无不唏嘘落泪。她便从江永马河讲到了长沙城里，又一直讲到首都北京，并光荣地参加了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
我从小就喜爱文学，特别崇拜作家，因为作家是历史信息的承载者和人文精神的传递者，有人称之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龙小梅无疑是我们江永知青的骄傲，她的脱颖而出，对我这么一个文学青年来说，无疑是给迷惘的心灵注入了一支“兴奋剂”，对文学的幻觉，对人生的微渺期望，更激发了对文学的热情。
从她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知青到一个作家的成长道路，也更加认识到，反映人民群众的来自底层的呼喊和声音，以一支诚实之笔、热血之墨抒写时代，这也是一个作家的责任。或歌哭，或呐喊，或平平静静地叙述……只有当你的心与土地、河流、高山的节拍合而为一时，你的文字才有一种神奇的魔力。我便很想见到她，向她请教，向她说说我自己的感受。
恰好这时《长沙晚报》一位姓汤的记者从江永县城给我打来电话，通知我赶到县城去，约写一篇反映知青在江永生活的散文，同时还通知了马河的龙小梅。
我忙高兴地赶去县城招待所。龙小梅比我早到，她一张胖乎乎的娃娃脸，老像在笑，让人感到十分亲切。我有些惊异地看着她，心下却在琢磨：难道那些深刻的思想、优美的文字，就是从这么一位娃娃似的女孩子的头脑里飞出来的吗？
汤老师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汤老师却像一位大学者，我忽然就有一种惶恐不安的感觉，我怀疑眼前的一切都不真实，像做梦。
汤老师让我坐下，给我们讲了一会写作思路和要求，可我老担心自己写不好，我想当时自己的神态一定窘极了。
让我高兴的是，我在县城听到了龙小梅讲《马河血泪》，我的确是被感动了，我为狗地主肆虐的罪行感到愤怒，为受害的穷苦农民感到痛苦，鼻子酸酸的，任由泪水顺着嘴角流进嘴里，一股苦涩的咸味也渗进心间。
汤老师叫我们各写一篇。我在心里鼓励自己，好好地写吧，可要珍惜这么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第二天一早，我去汤老师那儿交稿，龙小梅早已写好，汤老师正在看她的稿子。我悄声地而且很诚恳地对她说：“以后你能帮助我吗？”
她仍是一脸的笑，很灿烂：“我们互相帮助吧。”
后来，汤老师把我们的文章合成一篇，题名为《江永寄语》。我写得不好，主要是龙小梅写的：
长沙，我们亲爱的故乡，在春节里，您远在江永的儿女们把您深深怀念。
我们怀念，并不是留恋。有志的革命青年，怎能只有家雀小志，绕梁盘旋；我们要做矫健的山鹰，在广阔的天地里展翅高翔。祖国到处都是我们的家乡。故乡的亲人，请你们放心吧！我们在党的雨露滋润下，在广大贫下中农的关怀下，正在健康地成长。……
有位作家说过：“有一种相遇，虽然短暂，却永远美丽。”这仅有的一次合作，已让我十分珍惜，对我后来的写作有着很大的帮助，常能让我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浅薄。
住在山墈边上的老太婆
我们霸王岭工区的后面便是高泽源林场，有一条公路直通那里。说是公路，只不过是一条稍宽一点的泥土路。公路右侧一处山坡上，一间低矮的茅草屋，像个打盹的老人似的蜷伏在山。0墈旁边一棵枫树底下，孤零零的没一家左邻右舍。草屋里住着一位老婆婆，很老的样子。有人说是六十来岁年纪，可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满脸皱纹成了深沟，眼睛凹陷，毫无生气，走路时背弯得像张弓。一个风独残年的老人。她没有子女，也没有亲人，就这么一个人孤零零地居住在那里。
场领导再三地告诫我们，那是个地主婆，我们千万要提高警惕，要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
那地主婆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我们从未有人去探问过，每次从那屋门口经过时，心下就都存了一份诫心。
但那地主婆每次见我们从她门口经过时，便会热情地向我们招呼，叫我们上去坐一坐。我们没有进去，她脸色就立刻暗淡下来，目光更加昏浊而迟钝，弓腰驼背，蜷缩在门边，活像一只老得不能动弹的虾米。
瞧着她那么一副样子，我心里便没来由地震颤了一下。
经过的次数多了，我可是怎么也无法把她与阶级敌人联系起来。这么一个老人，能破坏什么呢？能给这个社会造成什么为害呢？但《马河血泪》这个故事已深深地刻记在我的脑海里，时时撞击着我的心扉，我便想，也许是马河的地主要凶残些吧！
又从她家门口经过，她又是照例向我们招呼。我和两个男生商议了一下说：“就上去一次吧，她又不是老虎，还能把我们吃了不成。”
我们就上去了。
老人见我们终于肯进她的家，很开心，忙给我们让坐，一双手都因激动而微微颤抖。老人腌了好些坛子菜，有萝卜、有辣椒、有野胡葱等，五分钱就可以买一碗，她就靠卖点腌菜过日子。
她给我们舀来一大碗萝卜、辣椒，碗是一只粗瓷菜碗，而且还缺了几个口子。她叫我们一定要尝尝，她说：“你们大老远从长沙城里跑来，不容易哩，来这里习惯吗？要不习惯，就常来这里坐坐。”
菜的确腌得好吃，酸甜酸甜的，而且很洁净，看得出这是位很爱干净的老太婆，尽管屋里没几件东西，却拾掇得干干净净。
我们要走了，就给了她一角钱，她说什么也不肯收，我们就趁她不注意的当儿，把钱放在一条木凳上了。
见我们要走，她痛苦地歪着头，苦楚的痉挛掠过她的嘴旁，那两道深细的皱纹便颤动着，像两丝苦涩的微笑。我忽然想起自己的母亲，母亲的母亲，她们都是被这个社会排斥的人，她们心里一定承受着一种远离人间般孤寂的痛苦。
我不敢怀疑我们伟大领袖建树的“阶级斗争”这一伟大学说，也许是我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一生下来就深深地打上了阶级烙印吧，这也是我们一定要来农村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进行艰难的思想改造吧。
我无法解说，心里便有一种痛苦，这种痛苦是那样锐利，那样深刻，又是那样复杂，那样沉重。
用南瓜熬糖
为了改善伙食，食堂里有时会搞一餐糯米饭，虽只放点盐，仍是我们喜爱吃的。在当时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能够千方百计地变幻花样，在食堂忙碌的两位女生的确是煞费苦心了。
唯一的遗憾是我觉得糯米饭是咸的而不是甜的。我这人从小就喜爱吃甜食，我们一家人都喜爱吃甜食，母亲每次给我们做了糯米饭，就要想方设法放点糖，那会买糖很困难，要凭票，母亲就会放点糖精。我们几兄妹围桌而坐，母亲一一给我们盛好饭便慈祥地笑着看我们吃。我一边吃着，心里便涌出一种甜蜜而温馨的情感。
我找到食堂做饭的一位姓王的女生，王同学个儿不高，扎一对雀子辫，人很善良，待人也很热情，是个任劳任怨的女孩。我对她说：“这糯米饭是搞得好吃，可惜不甜，能放些糖就好了。”
她笑道：“放盐不好吗？”
“盐哪有糖好啊！”我说。
她有些为难地说：“就这么点钱，能省就省着点吧。再说，糖吃多了，坏牙齿。”
“不怕，我牙齿好好的，能放点糖精吗？”
“糖精对人身体有害。”她咯咯笑了起来。
我不好再说什么，人家已够忙的，我不必再给人家添麻烦了，我咽了一下口水，便怏怏地走了开去。
不知为什么，我脑子里却老想着如何搞到糖的事。人就是怪，有时不该去想的事，可偏偏会老是跑进你脑子里来。我绕着宿舍转了一圈，忽然，双眼一亮，我们在屋后墈上种了好些南瓜，我发现那些藤蔓上已结了好几个南瓜，有的居然已经红熟了。我记起小时候在乡下，一些农户都爱熬红薯糖，往往没钱买糖，就用自家熬的红薯糖给炒米、红薯片、爆米花酥上糖，便是最好吃的点心了。我想，何不用南瓜来熬糖呢？
说干就干，我便摘下一个瓜，拿去厨房切成块，并从厨房里拿出一只大一点的蒸钵盛上，然后在我们宿舍一处墙根下，用两口破土砖搭起一个极简陋的灶，把蒸钵支上，往灶膛里塞上一把柴禾便熬了起来。干这事我极熟练，小时候我常和同学逃课一块去田地里挖泥鳅，挖回来便在宿舍里用两口土砖支个蒸钵煮着吃。
生上火，自然就有了烟子。
几个同学跑过来问：“你这是做什么？”
我说：“熬糖呗！”
有人就笑道：“就你这个样子能熬糖吗？”
我十分肯定地点头道：“当然能，不信，你们等着看吧。”
熬了一些时候，蒸钵里咕嘟咕嘟地直冒气，我揭开盖一看，南瓜是煮溶了，我心下说：“快了，等着吃糖吧！”
又熬了一会，仍没有看见糖，我只得又加一点水再接着熬。
忽然，咕嘟咕嘟声没了，居然有一股焦糊味儿。我一看，傻眼了，一钵南瓜竟然烧成焦黑。
恰好，那位王同学走了过来，她摇了摇头说：“哎呀，你这人怎么这样馋？”她便望着我，这注视使我特难堪。
我心里忽然就有了一股火，抓起那只蒸钵一下扔得远远的。
第二天，那位王同学居然去桃川闹子上买来了一点糖，做了一顿糯米饭，糯米饭里放了糖。
我遂觉得善良的女性的心灵就像一泓清水，它可以给一个人洗净任何的烦愁；又像一只鸟的翅膀，它可以给受伤的心以温暖的庇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