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农场有个文学社

珍爱这个新的集体

我们在霸王岭安营扎寨后，不久，农场又新辟了一个茅草地工区，接着又开辟了一个茶场工区。茶场工区在粗石江，粗石江离霸王岭较远，有十几二十里远；茅草地近一点，大约走四五里路便可以到达。霸王岭就只剩下我们一个队了，这里就叫霸王岭工区。

他们去茅草地的很艰苦，据说是住在岩洞里。茅草地那里的山多为石灰石山，也就多溶洞。后来他们建了几栋红砖宿舍，前面三栋，成“∏”形，两边为知青宿舍，档头那栋为食堂，全是平房。后面大约是100来米的地方建了两栋房，一栋为知青宿舍，一栋作农场场部。

一日接到茅草地的通知，叫我去开一个会，商议关于成立文学社的事。我自是非常高兴。读初中时，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就成立了一个叫“花蕾”的文学社，编印了一份叫《花蕾》的油印刊物，在同学们中很受欢迎。也就是那时，我喜爱上了文学。

吃过晚饭我就去了，我们是在场部一间小会议室里开的会，大概有七八个人吧。主持人是刘内安，他长着一脸胡子，我们便都亲昵地叫他“刘胡子”。刘胡子为人极豪爽，是个办事非常认真的人。让我们坐下后，他便给我们讲了筹备成立文学社的事，大家都没异议，全是一副很高兴的样子。会上大家议定了要多发展社员，凡是喜爱文学的都欢迎参加。初步拟定了一些骨干社员，霸王岭工区是我和肖鹏夫，茅草地工区是刘内安、陶世普、郭光锴、韩少和、易宇欣，茶场工区是韩一民和石仲瑜等，并商定了编印一份油印小报，定名为《第一线》，因为当时是称农业为“第一线”。韩少和和易宇欣都是女生，不仅文章写得好，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又加上她俩办事认真，便定下由她俩刻写钢板。

和这些朋友在一起的日子，我感到既愉快又有意义，每次聚会，我都把它当作自己的一次盛大的节日。

《第一线》这份刊物不大，但这是属于我们自己耕耘的一块园地。这些日子我写了不少东西，在这块园地上我用自己的笔写一些属于我自己的体验和感觉。我老会觉得自己的欠缺，老会想是不是还有更加适合我的表现方法，大概也正因如此，我便不断地变换我的文体形式和语言风格，我写散文，写诗歌，也写小说。因为我的标准不高，也没有把写东西当成了不起的“经国之大业”。这给了我一种放松的心境。

也许是文学，给了我无限的快乐，想象力总是无边无沿地膨胀，总觉得每一天都是全新的，美丽的。

在那些日子里，我特别珍爱这个新的集体，珍爱这些朋友。不过，我会常常发觉自己的浅薄以及他们的深刻。那时，刘胡子、陶世普、韩少和、易宇欣他们都极爱读马列著作，而且也读了不少，往往他们谈话时，我就无法插上话，无法和他们一块聊上，只能在一旁听着他们兴致勃勃地讨论、争辩和讲说。一次，韩少和还直言不讳地批评我，说我这个人太不关心政治，只知道读几篇文学作品，将来不会有多大的出息。这话让我吃惊，也让我的心灵受到一次强烈的震撼。我平日的确不爱读理论书籍，马列著作从未看过，《毛泽东选集》只读了几篇规定的必读文章和语录。自此，我便在我少得可怜的工资里抽出几块钱来订阅了一份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我很感谢这些朋友们，为我在自己尘封的世界里支开了一扇有着阳光的窗子，让我渐而明白，每个努力的人都会体会到偶然和必然、相对与绝对是怎样一种辩证关系，明白自己的努力，是在什么样的轨道上，自己思想的极限会滞留在哪里。

几个文学朋友

郭光锴是我们文学社里最为活跃的成员之一，他写散文，写诗歌，我喜欢读他的诗歌，我觉得他的诗歌比他的散文要好，这也许是我当时也极喜爱写诗的缘故吧。他举止文雅，落落大方，待人很谦和。据说他读了大学，在湖南师范学院艺术系学音乐。

他为人稳重，从不乱说，心地又很善良，我和他很快就成了极好的朋友，心里有什么话，我都爱跟他说，我们之间用不着防范。当时，人与人之间必须处处设防，文字狱是很厉害的，尤其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人权极端抽象化，奴性空前泛化，说话更得小心翼翼。我们之间的谈话总是非常愉快的。当时的我，虽然也十分盲从、愚忠，但仍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尤其是对家庭出身，人为地把人划分为三六九等是对人权的肆意践踏。每每与他说及此事，便不禁有些忿忿不平。他便总是兄长般地劝慰我：“说这些干什么呢？这没有用的，全中国都是这样，又不止你一个人，大家都能过下去，你为什么就不能过呢？”

我说：“可我总觉得这么活着太冤屈太窝囊。”

他说：“有什么窝囊呢？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制定的，他的话都是有道理的，对吗？不用去想了，这都不是我们考虑的事，也不是我们能够考虑的事，我们还是多想想文学写作吧。想一想啊，写作对于我们不是一种倾诉的需要吗？说得文化一点就是一种内需的外延。”

我点了点头，写作之于我的确是一种愉悦，一种精神上的快慰，我的恨，我的爱，我的喜怒哀乐，我对这个世界因我的存在而产生的一些正确或不正确的意识，都可以写进自己的作品里，我常常感到有幸——写作和阅读是上天施于我们的恩惠。

于是，我们便谈普希金，谈莱蒙托夫，谈马雅柯夫斯基……

我们的谈话就又变得高兴而快乐。

他高兴的时候就会唱起歌来。其实他是很会唱的，声音也好听，有一种动人的真切味儿，可以说是有声音的思想，从这歌唱里头，好像在明净的水里面，可以直看到他的心。

也许是受他的影响，我便会也跟着哼唱几句，我这人是个音乐盲，至今都不会识谱，一张嘴就老跑调。有次我在他那里轻轻地唱，他的女友王爱莲一旁便止不住笑道：“朱赫啊，你这是做什么啊？是抽筋吗？”说完她便咯咯地笑。

我和光锴便也呵呵地笑，笑得很大声，无拘无束。

韩一民也是我们文学社里极为活跃的成员之一，他写散文，写小说，还写点格言似的东西。他个子高高的，显得瘦削，说话斯斯文文，慢慢腾腾的，他涵养极好，是个遇事从不急躁的人。据说，他父亲是省里一位领导，是位老革命，但他从不在人们面前显摆，脸上总是一副谦和的笑。

有次，他写了三篇小说，都是写抗日战争的，其中有一篇是写一位中国母亲受到日本鬼子的强暴而躺在血泊里。我怎么也不明白，年轻轻的他，怎么会想到抗日战争的呢？是他父亲或是他父亲的战友告诉他的吗？我觉得他比我们都成熟，成熟是一个人的财富。

他的语言很好，不仅流畅，而且很美，很有形象表现力，我想他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位小说家的。我喜欢读他的小说，他笔下的那些文字，虽是反映虚拟人物的一种生存状态，却能给人带来一种审美愉悦。

我庆幸自己能结识到这么多的朋友，他们对于我来说，已成为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选择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

冬天里的小屋

我们这里虽属湘南，气温是比长沙要暖和些，但到了冬天仍然是很冷。尤其是茅草地，四围的山不高，很宽阔的平地，树木早已脱落了叶子，所以一眼便能看出老远。西北风呜呜地刮着，旋转啸叫，枯草落叶满天飞扬，混沌一片，简直分辨不出何处是天，何处是地了。

这是一个冬天的夜晚，我们几个人又蜷缩在场部那间小会议室里，在编一期《第一线》。中间一个小火盆烧着炭火，不知刘胡子是从哪里搞来了一点木炭。

刘胡子、陶世普、韩一民、郭光锴、韩少和我们几个人在编着稿件。刘胡子是很认真的，有着极强的敬业精神，每一篇文章他都要认真看，然后提出意见再叫我们修改。易宇欣在埋头刻写钢板，只听到一阵“嘎嘎”的铁笔划动钢板的声响。

我们常常要开通宵班，因为第二天我们都要参加劳动，必须在夜里把报纸赶着印出来。我看过反映当年地下工作者的电影，也是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大家忙着编印报纸，那种敬业精神，常让我十分感动。我忽然觉得眼前一切，与当年那一幕场景很有些相似，只是我们没有敌人的威胁，不用考虑安全问题。想到这里，我往往不由自主地笑出声来，有几分自得的样子。

刘胡子便会问我：“你笑什么？”

我说：“没什么，我只是笑笑而已。”

他也就不再问，继续埋头看他的稿子。一副椭圆形的眼镜架在鼻梁上，但是他却把它戴得很低，好像是从镜子上面看似的。

这是没有半点报酬的劳动，但大家都乐意干，用今天的话说，这就叫作“奉献精神”吧。对于今天的青年来说，他们不会理解，或许我们是“大傻冒”吧。

到下半晚了，倦意就渐而袭了上来，难免就想打瞌睡。

刘胡子就会拿出咖啡来煮着吃，并放上点糖。我从未喝过这种东西，黑黑的，怪怪的。刘胡子说：“喝吧，这东西喝了能提神，就不会瞌睡了。”

每人一小缸，苦甜苦甜的味道，很好喝。

喝的时候，刘胡子就给我们讲笑话，瞌睡自然也就全没有了。

在这间小屋子里，我忽然就有一种家的感觉，大家能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我们做的这一切，在别人看来也许是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但我们却都觉得特别有意义。我常常会在这样的夜晚，在这样一种场境写出一首诗来，我突然清醒自己的生命中还存有一种潜能，那就是我对文字的亲切感和归属感，它使我平静下来，并真切地看到了我自己，知道了自己应该干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