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乡没几天,社员告诉我们生产队有一个日本女人,是温满爹的老婆,初听起来倍感惊讶!我们来自大城市,外国人见过多了;但在安乡这荆楚之野也有外国人?那就是怪事了。适逢几天后队里一青年结婚,汇宾客大宴,邀请知青参加。于是,我们见到了这个日本人。
这是一个个头矮小的慈眉善目的中年妇女,头发花白,乍看起来和农村妇女无异,但一颦一笑之间显露出一种特有的气质,这种气质又非一般农村妇女所有;布满纵纹的脸上写满了沧桑,不像一个40才出头的人;仔细看她的脸,亚细亚血统的各个分支的差异还是看得出来,眼眸明显没有我们的黑,略带一点灰色。“您就是队里的日本人?您好!”我赶忙和她握手。“好!好!你们是长沙来的青年知识吧?”她的中国话说的还是不很地道,有点南腔北调,完全没有安乡话的尾子。见到我们很高兴,她拉我们坐在一起聊,很有一点“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味道。
也许是文化程度的认知抑或是对异乡来客的久久渴望,她很快就成了我们知青的朋友。多次谈话得知,她叫中泽律子(日文发音是:拉卡扎哇律子可),她也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杨季凤,她有过一段极其悲惨的人生经历,都是40年代那几场战争带来的。“拉卡扎哇律子可!”我们总是这样叫她;“哎,来啦!”她高兴得好像遇到了来自故国的亲人,高兴得手舞足道。她和温满爹结婚20多年没有生孩子,两个人住的茅屋内的两间房收拾得干干净净,全然不像一般农家那样邋遢。生产队出工时她喜欢和我们在一起,嘴里老喜欢哼一些像《樱花》一样的调子;我们爱逗她乐,“喂,拉卡扎哇律子可,昨天‘平原游击队’电影里李向阳打口哨是打的什么歌?”“哦,那是‘支那的姑娘’”她说;收工时我们总对她摆手:“萨哟拉拉!”她也摆手“萨哟拉拉!”
律子(中泽律子)是大阪人,父亲叫中泽宏文,战前就在中国大连开了一家照像馆,家里还有母亲和弟妹。那时东北日本侨民多,和中国人相处也算融洽。律子那时在大阪读高中,只有假期才来大连和父母团聚。1945年的夏季的一天,家里安排她去长春和亲戚为她找的对象见面,对方是日本空军的一名飞行员。离开大连的前一天,他妈预感明天日子不好,叫她别去了,择日再去;但律子说不信迷信,还是如期来到了长春,结果正赶上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这时苏联红军已经打过来,东北一片兵慌马乱。结果,她和她的相亲对象已经无法联系上,对方是死是活都无法知道,而她又回不了大连,只好随着哭哭叫叫的日本侨民的撤退人流撤到了朝鲜。正在日侨挤满了回国道路的时候,8月15日,日本天皇下达了投降昭书。日本投降后,律子又回到东北寻亲。在1945年秋天到1948年春天的两年多时间里,她到过大连,没找到父母;又辗转于东北各地没有找到亲人;最后和一大批日本侨民一起在长春住了下来。
1948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把长春围得水泄不通,城内几十万国民党守军和老百姓面临断炊断粮的困境。几个月时间,长春城内树叶、草根、一切能够维持人的呼吸的东西都啃完了。(至于当时长春城内饿死多少人,上世纪90年代以后已有诸多报道,这是后话。)那时律子和一批日侨住在一栋楼房的二楼,一楼住着国民党军,温满爹当时就是国军的一个司务长。在律子饿得快要死的时候,温偷偷地给她送了17斤大米。就是这17斤大米,把律子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就是这17斤大米,也改变了律子一生的命运:正走投无路、寻亲无望的律子似乎看到了自己将来的生存寄托,于是一辈子许给了温满爹这个救命恩人。当1948年10月长春守将郑洞国宣布投降以后,律子和温在长春做过一段小生意,而后回到了已经解放的温的老家安乡。
从1949年到1969年的20年间,律子经历了中国农村的土改、合作化运动、大跃进和文革。就这样,她把对故土、父母亲人的深深思恋埋在心底,默默地跟着这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国农民丈夫度日。据说她54年曾经和日本的家人联系上了,也准备回去,但两口子走到县城抱头痛哭一番后,实在丢弃不下这个救过她命的丈夫,又回生产队了。
律子虽然在中国农村的一隅生活了20年,但并看不到被完全同化的感觉;她的出生于日本城市、受过东洋高中教育、见过很多世面的特点还是时时能够体现出来。她常常和我们谈起她的过去、她的家乡的风土人情、她在那场战争中看到的东北人民的苦难、她看到的苏联长毛子在长春的暴行、她也谈她这些年来在中国的感受。她最不满的就是中国人的骂人方式,她说:“你看,老婆骂老公什么‘狗x的’像什么话?在日本,只有一句骂人的话‘八格呀路’,不过就是坏蛋的意思。”她一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45年那次去长春没有听妈的话:“我妈告诉我了明天日子不好,改日再去,我为什么要去呢?”
温家在我们生产队是一大姓,叫律子“满婶”的人很多,社员们对于这位来自异国他乡的成员是很尊重的,加上她家两人出工两人吃饭,生活也还宽裕;律子又是安乡唯一的外国侨民,各级干部也很尊重她;尤其生产队来了知青以后,都说她越发快活了。
但是,在中国这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国度里,尤其是农村,没有后嗣的后面隐藏着极大的危机;无论是无嗣者本人的灵魂深处还是旁人的眼里:没有儿女,你就是光屁股,你老了就没有骄傲的资本和生存的靠山,你的后面就可能是悲剧!
这种悲剧终于发生了。
1971年双枪季节,温满爹和J满爹一起在禾场晒谷,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吵了起来,适逢J满爹的儿子挑谷路过,帮着自己的父亲讲了几句话,温满爹顿觉自己的孤立无援,好像受到人家父子的共同欺负,一气之下跑出了禾场。中午,温满爹来到知青组,对我们诉说了上午的‘屈辱’,泪流满面地对刘君说:“将来你要跟我作主呀!”后来我们把可能出事的情况告诉队长,由于农事实在太忙,谁也没有在意。
下午四点多钟,有人报告温满爹上吊了,社员们纷纷涌到温的家里,把他的遗体从房梁上放了下来。就这样,温毫不迟疑地把相濡以沫20余载、从战火中带出的这位可怜的日本女人丢在身后,独自走了。
失去了唯一的亲人,比战争给她带来的痛苦更加惨重。律子哭成了一个泪人,逢人便哭诉:“他是一个好人啦!她在那样的时候拿17斤米救了我的命啦!我这一辈子也还不了他的这份債了呀!”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我从报纸上看到很多日本侨民回国的报道,跟她说:“你现在其实可以回去了,日本政府和我们国家都会帮你的。”她说:“不行咧,我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日本如果搞什么运动,会批斗我的!我会被整死咧!”我不能说得太多,我无言以对。
后来我调到大队教书,律子被安排到大队搞920(当时的一种植物催生剂),来往就少了;再后来,我调到伏美大队教中学,就再没有能看到她。
几年以后,我的同学刘君告诉我,律子在孤苦伶仃中过了一段时间后,嫁给了仙桃渔场的一个鳏夫了,婚后便一病不起,后夫对她不好,她不久便在痛苦和疾病中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