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一位名叫孙太初的学者却幸运地找到了破解这个千年之谜的钥匙，一段尘封的历史由此渐露端倪。 这位清瘦的老人就是孙太初，如今，他已年过八旬，离开了心爱的工作，但老人心中从未停止对考古的迷恋，半个世纪前那段充满传奇的往事，也常常会穿越遥远的时光走进老人的世界。
1953年夏季，云南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从一位古董商人手中征集到一批奇特的青铜器，那时，孙太初在博物馆担任征集部副主任兼历史组组长, 这些青铜兵器引起了他和同事们极大的兴趣。
孙太初说：我根据这些青铜器的形制花纹看起来有非常浓厚的地方特点，它不像我们中国内地北方黄河流域的东西，我就怀疑它是我们本地本省的东西。在云南，许多民族的铜鼓上都有青蛙的形象。但像这样把青蛙刻在铜矛上，不仅孙太初他们没有见过，在当时中国青铜史上也未见记载。孙太初意识到这奇特的青铜器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不同寻常的秘密，于是他和同事们四处寻访。一年多后，他们终于获知：这些青铜器来自昆明市南部晋宁县的石寨山上。
石寨山是一座方圆不到1平方公里的小山，据滇池东岸只有几百米。千百年来，当地村民过着平静的生活，并不知道身边那座小山有什么异常。
1955年3月，孙太初带领考古队来到这里，开始敲击红土下面那个未知世界的大门。
孙太初说：因为地面上没有任何标志，地面上都是一些岩石或者是近现代坟 墓，它没有什么标志，那么找寻古代墓葬就要把地面的土掘起一层，就在这土坑里边寻找墓葬。
由于经费紧张，这次试探性发掘只有三周时间，幸运的是，他们很快就找到了两座墓葬，果然有了不少发现。清理出的青铜器、玉石、玛瑙有近百件，青铜器不仅有兵器，还有铜锄、铜镜等，其中，这种带盖的铜鼓状容器尤为奇特。孙太初说：它这个鼓身是铜鼓的形状，里边装满贝壳，因此我们把它定名为贮贝器。
贝壳是古代用于交换的货币，用容器装贝壳并不奇特，奇特的是这件直径只有30cm的贮贝器上却铸有52个人物形象，人群的中央立着一根双蛇盘绕的柱子，柱子的一侧是几个梳着发髻的仆人抬着高高在上的贵妇，柱子的另一侧则绑缚着一个裸体的男子，他的旁边有一个人正在跪拜祈祷。孙太初推测双蛇盘绕的柱子是社柱，整个雕塑表现的是一次祭祀活动。但他们是什么人？属于什么年代？却不得而知。
一连几天，那个奇特的贮贝器都萦绕在孙太初的脑海中。社柱是中国先秦时期一方诸侯的标志，表示在自己的领地可以征收贡赋、杀人祭祀，拥有最高的权利。但是到了汉代，开国皇帝刘邦一统天下后，就取消了各地诸侯王拥有社柱的权利，社柱国家只建在都城，就像今天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华表一样。由此推测，石寨山的这个墓葬，很可能属于先秦时期。
然而，在清理出土文物时，一个带字的铜镜又引起了孙太初的注意，经过仔细辨认，铜镜背面刻的是“畜思君王，心思不忘”八个汉字铭文，从形制特点可以判定，它属于汉代。既有先秦时期的社柱，又有汉代铜镜，石寨山这个墓葬太奇特了！这些青铜形象所代表的神秘人物究竟是哪个时代的呢？
历史上，云南在世人眼中是一个弥漫着亚热带烟瘴的边陲蛮荒之地，很少为外人所知。在中国几千年浩若烟海的史书中，提及云南的文字寥寥可数。因而，司马迁言简意赅的描述显得弥足珍贵。
孙太初在《史记》中看到，那时滇池之畔的古滇国人发髻高耸，以农耕为主，聚居在一起。而在石寨山出土的贮贝器上，这些抬着妇人的轿夫，就梳着高耸的发髻！难道，眼前奇特的青铜器就是消失了两千多年的古滇国遗物吗？这个发现太重大了，孙太初和同事们感到有必要进一步发掘石寨山，寻找更多的证据。
就在此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先生到东南亚访问，途经昆明，来到云南省博物馆参观。 孙太初说：我们把这些东西摆出来让他们看，两位非常重视。因为这些东西完全不同于黄河流域或长江流域汉族的文物，两码事情。
石寨山出土的文物让见多识广的大学者郭沫若和郑振铎也感到非同寻常，于是，由国家直接拨款支持，1956年11月，孙太初和考古队员们再次来到了石寨山。
第二次发掘石寨山，孙太初带领的考古队又顺利地找到了二十座墓葬。孙太初说： 这个墓葬就有大有小，在这20座墓葬当中，最大的有3座，平均每座随葬青铜器、金器、玛瑙器都是在3、4百件之多。这次出土的文物器形更精美，种类也更丰富。战争，狩猎，舞蹈，建筑，各种社会生活的画面应有尽有。
这件贮贝器和第一次出土的那件相似，表现的也是杀人祭祀的场面。而这件贮贝器，表现的则是一队人马行走在路上，为首的男子盛装佩剑，尾随其后的人或牵牛拉马，或负重举物，看上去像是一位首领率领部众外出，却不知他们是去干什么。这些不知年代的历史瞬间被当时不知名的工匠用青铜浇铸下来，凝固成一个个永恒的画面，鲜活地摆在孙太初他们面前。
孙太初说：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东西都在铜器上有所表现，所以就形成一个奴隶制国家的轮廓。
石寨山位置在滇池之畔，出土的文物也越来越清晰地指向司马迁描述的那个神秘王国，但怎样才能证明它们就是古滇国呢？孙太初在史记中还找到这样一段记述：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曾赐封滇国国王一颗王印，以表示对滇的宠爱。由于石寨山出土文物中，除了那个铜镜外，没有发现任何文字，此前也从未有过古滇国文物出土，无以对照，结论似乎是，只有找到那颗王印，才能证实石寨山的墓葬确属于古滇国！然而，这无异于大海捞针，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当时同事们就跟孙太初开玩笑：如果真能挖出滇王之印，到时你可要请客。
孙太初说：我想也不会有那么巧的事情，谁知道，我说，挖出来我就请客我就请客。
考古发掘仍在进行。这一天，在清理6号墓时，孙太初他们意外地发现了一些散落的玉片。孙太初说：清理出来以后，发现这片玉片的分布情况以后，自然很自然地就想到古代的珠襦玉柙，就想到这个东西了，所谓珠襦玉柙，就是玉衣了，就是金缕玉衣玉衣，是汉代的皇帝或者诸侯王下葬时所穿的用玉片缀成的衣服，汉代人认为玉可以防腐，穿上玉衣以后，尸体可以永不腐朽，玉衣几乎成了汉代王陵的象征。石寨山出土的这件玉衣虽然不太完整，但可以断定，墓的主人即便不是王，也具有相当高的地位。
在孙太初老人的引领下，我们走遍中国摄制组来到他们当年发掘墓葬的石寨山。今天，这座不起眼的小山已成为中外考古学者心中的圣山。 50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那一幕让孙老终生难忘。孙太初说： 现在看起来样子还是改变不少。那个墓葬就在这些石头缝里，包括这个滇王墓，出金印的这个墓，也是在石头中间，当时不理解，那么大地方，他为什么不找个宽一点的地方埋，来埋这个小山，我也不理解为什么选这里，作为国王的坟墓选这么个小山，我也不知道50年前的那一次发现可以说是震惊考古学界的。
就在玉衣出土后不久，那天和往常一样，队员们仔细清理着墓葬，临近收工，突然在6号墓地，一个队员激动地大喊起来！正在另一处墓地忙碌的孙太初匆匆赶过来，小心地辨认这枚金色的出土物。它果然是一颗金质印章，金印的背上盘绕着一条小蛇，金印的正面“滇王之印”四个典型的汉篆清晰可见！完全符合司马迁记载的汉武帝赐封滇王之印的历史！
孙太初他们几乎不敢相信，历史的机缘巧合竟然落到自己身上。意外的喜悦让所有的考古队员欢呼雀跃，惊喜万分！这天晚上，他们从滇池边买来酒菜，大家在一起欢聚庆贺，直至通宵。 滇王金印的出现，完全确定了石寨山出土的奇特文物就是古滇国遗物！自此，古滇国，一个沉寂了两千多年的神秘王国，终于浮出了水面。
石寨山发现滇王金印之后，在滇池周围的李家山、天子庙、羊甫头等地，又陆续发现了上千座同时代的滇文化墓葬，发掘出数万件精美的古滇国遗物，然而，几乎所有的文物上都没有文字，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只能从出土文物、特别是那些鲜活的青铜雕塑来推测那个神秘的国度。
古滇国青铜器表现出一种与中原文明很不相同的气质，其中的人物大都有着圆圆的眼睛；骑在马上的贵族身份显赫，衣着华丽，却都光着脚；他们的兵器上，除了奇怪地铸着青蛙等形象，还令人恐怖地吊着裸体的奴隶人形。
从大量出土的农具和动物形象学者们推测，古滇国处在农耕、畜牧和狩猎并存的阶段，他们对动物十分喜爱。比如这个小小的青铜雕塑：一只老虎背着猎杀的牛行进在归家的路上，两只小虎一前一后紧紧跟随，美味的诱惑让老虎一家兴奋不已。老虎显然不会像这样背牛，这是古滇族人一种拟人化的奇特艺术表达。还有这件著名的牛虎铜案，一只猛虎紧紧咬住大牛的尾部，大牛悲惨而坚忍地挺立着，保护着腹下的小牛。
古滇国青铜器还有许多令人诧异的内容，常常让熟悉历史的学者们感到难以想象，充满悬疑。易学钟说：比如说一个男人被一个女人扒光按在地上，这是一般人看了都会多看两眼的情节，以笞辱之，妇女执法，这就是在先秦文献中隐藏得比较深的东西。同样的疑问还有很多，在杀人祭祀的滇青铜器中，几乎每个广场上都立有社柱。这样古老的习俗，在汉代中原已经不存在了，不知为何却出现在了遥远的古滇国？
我们登上的这座山是与晋宁石寨山齐名的滇文化墓地——江川李家山，著名的牛虎铜案就出自这里。和石寨山一样，这座小小的山包上也曾埋藏有近百座大大小小的墓葬，出土的文物甚至比石寨山的滇王墓更加华贵。不知古滇贵族的陵墓，为什么要这样挤作一团？
古滇国没有文字，这给它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但古滇国又是这样奇异，令许多学者为之着迷，他们不断从蛛丝马迹中寻找线索，让神秘的古滇国从历史的深处一步步走出来。易学钟说：从墓葬的规模结构、随葬品的种类来看，它的王和贵族跟军事首领的身份是不分的，跟祭祀长也是不分的。
研究者们认为，古滇人的墓葬往往一座山出现近百座，带有明显族葬和从葬的特点。那时在滇池一带有许多部落君长，滇王是其中最大的，平时生活在各自的领地，遇到战争等大事，互相援手对外。
采访杨帆：滇实际上是一个酋邦制的社会，不是国家、不是王国。易学钟说：古代要么封一个王，异姓诸侯王，封一个王国，要么是它自身的社会发展进化到了出现了城邦、王权、区域、军队、固定的疆域，一般来说还应该有文字的使用，而用这些国家的要素来衡量滇人的社会，我们所能看到的都要幼稚得多。
然而，古滇文明的历史却由来已久，山高水长的横断山脉并没能阻隔传统文化在这里一脉相承的延续。杨帆说：整个云南地区实际上是各民族逃亡的一个伊甸园。早期羌人为什么迁？因为商把夏灭了之后，迫害羌人，所以羌人在北方立不住脚了，逐渐往南迁；到了春秋时候濮人是因为楚国的做大，因为楚要扩展它的领地；到了战国的时候，就是因为秦国的强大，使氐人畏秦之威，将其种群附落而南滇池一带自然条件适合生存，在汉代之前这里一直是山高皇帝远、王权鞭长莫及的地方，于是，以家族或部落形式迁徙而来的人们在这里各自为王，他们将带来的各种文化融入当地，久而久之，在云南高原上便绽放出了一支青铜文明的奇葩。而相对封闭的环境又使得这个文明千年延续，这也是许多先秦习俗会在这里长久留存的原因。
易学钟说：孔子在春秋时代他就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礼之不存，求诸野人”，就是西周的礼仪随着时代的前进已经不存了，但是你在野人那里还可以找到古礼，这里野就是王城之外。到了清代一些朴学大师更加指出“礼之不存，求诸野人。野之不存，乃在苗蛮之间也”。
公元前一世纪，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决心打开西南通路，汉军挥师南下，兵临滇池，曾经不知汉孰与我大的滇王在大兵压境下举国投降，接受敕封的金印。从此，小小的滇国便被纳入大汉帝国的版图，不再见于史书了。
古滇国的发现仍未结束，它给我们留下的未解之谜远远多于我们已经知道的全部。然而， 它所创造的文明却似乎并未远去，
这些发髻服饰似曾相识，好像是司马迁两千年前描述过的样子。
这些舞蹈姿态，与凝固在两千年前的青铜雕塑何其相似。
古滇人的后裔虽然不知去向，但他们的影子仍旧隐约浮现在今天的大山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