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宝像” 肖鹏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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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年初，我们那个国营桃川农场解散了，解散的原因一是年年亏损，上级财政不堪重负；二是为了腾出地方，供中央一个什么部来办“五七干校”。后来人家嫌交通不方便，不来了，但我们全场职工在一周内已作鸟兽散，分到了各公社各生产队插队落户。我分到了桃川公社周宅大队上东江生产队。
我们队里有个老社员，说他老，其实还不到五十岁，但他显老，脸上刻满了岁月沧桑。他姓卢（全村人都姓卢），我们叫他卢三叔。
卢三叔是我们队上一个见多识广的人，说他广见多识是因为他出过很远的门，广西、贵州、云南，还出过国，到过缅甸。但他不是自己要去的，是被日本兵虏去的，给他们当挑夫，一步一步一直走到缅甸。到了目的地，日本人也没有怎么为难他们，每人发了二块银圆，遣返回乡。
当时是乱世，二块银圆，卢三叔根本无法从缅甸回到家里，但跟日本人无法讨价还价。他便流落在缅甸了。他在那里干过各种各样的活，挖橡胶树洞、码头上扛包、当挑夫、抬石头，都是力气活，也攒了点钱。有个缅甸女人想跟他成亲，但他不肯，他想家，想上东江的这个家，母亲，还有一个姐姐。于是，他就回来了。
他回到家时，母亲已死，姐姐已嫁，所幸房屋还在，家中一点薄田，被堂兄弟们种着，也归还了他。土改时，他划了个贫农身份。但不知为何，他一直不娶妻，也许还思念着那个缅甸女人吧。
我到上东江时，冬天还没过去，下了一场好大好大的雪，田地山峦，白皑皑一片，冷极了。那年不知为何，上面破天荒分了一批煤炭指标下来，我们生产队分了60斤，僧多粥少，分给谁呢？经过社员大会讨论，分给了卢三叔，因为他单身一人，家里的柴禾分得少。
第二天，是桃川镇“赶闹子”（赶集）的日子，卢三叔早早起来，收拾了一担红薯，踏着零琼碎玉，“赶闹子”去了。卢三叔到镇上把红薯卖了，得了六块钱，又到生资部把60斤煤买了，挑着到了供销社百货部，他要“请”一尊毛主席像回去（当时买毛主席像，不能说买，要说“请”）。
那时节，在我们那里，家家户户都兴设“宝书台”，就是将四卷《毛泽东选集》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堂屋里的一个木版做成的书架上。这书架是专为这四本书设的，别的书不能放在一起。讲究的，还用一块红绸布盖在上面。书架的上方，是毛泽东的画像。讲究的，还在书架的上方，画像的下方，再设一个架子，用来供放毛泽东的石膏像。卢三叔家里，架子早已做好，就是没有石膏像。今天，他想把石膏像“请”回去。供销社百货部里，专门设了一个柜，陈列了各种形态的毛泽东石膏像，有半胸像，正面的、侧面的都有；还有全身像，穿军装的、穿大衣的、背手站立的、挥手向前的都有。卢三叔在柜台前仔细观看了很久，选中了一尊半胸像。
营业员把那半胸像从货架上“请”下来，小心翼翼地放在柜台上，又从柜台里取出一条红领巾，端端正正系在那胸像上，告诉卢三叔，这红领巾不收钱，是配送的。卢三叔很满意，付了款，便要营业员帮他包好。那时还没有塑料袋之类的包装物，买东西都是用一种谷黄色的包装纸，挺粗糙的。但营业员说不行，“请”主席像是不能包的，因为有点……
卢三叔听明白了，很理解的点了点头。但他又很为难。因为他要挑担子，箩筐里装的是煤，黑糊糊的，洁白的石膏像总不能放在煤上面吧。营业员也说不行，放在煤上面肯定会弄脏的。那我怎么“请”回去呢？卢三叔一筹莫展。营业员也没辙，想不出好办法。但她告诉卢三叔，别人“请”宝像回家，是用两只手端着，平放在胸前，恭恭敬敬“请”回去的。她一边说，还一边比划着。两只手端着？卢三叔更做不到了。我要挑担子，总得扶着扁担吧？营业员也说是，不扶着扁担怎么挑担子呢！卢三叔想了很久，想了个主意：我用一只手端着，一只手扶扁担，行不？一只手端着呀——应该也行吧。营业员回答得有点迟疑，还叮嘱他小心别摔坏了。卢三叔决心已下，遂决定用一只手端着，将宝像“请”回去。
镇上“赶闹子”的人摩肩接踵，挤挤搡搡的。卢三叔一手端着宝像，一手扶着扁担，要从这人丛中过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来往往的人，碰一下他的箩筐，晃晃荡荡的就使他走不稳。踉踉跄跄走不上多远，大冷天，他的背脊就汗湿了，端宝像的手也酸痛酸痛的，累得够呛。没法子，趁到一个人少的地段，他放下担子，寻思个好法子。突然，他灵光一闪，想出个实在不应该想到的办法：他把挂在胸像前的那条红领巾，挽了个结连同石膏像一道挂到了扁担上。这样他就腾出了手握住了后面的箩索，就能轻松的挑着担子走，但他的厄运也来了。
在出镇口时，要从“贫下中农治安指挥部”门前经过。两个戴着红袖章，坐在门前闲聊的“治安民兵”一眼看到了卢三叔的“反动行径”：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伟大领袖“吊”在扁担上，是可忍孰不可忍！
卢三叔被抓进了“治安指挥部”，先是勒令他跪在伟大领袖的画像前，一遍遍的叩头，一遍遍的请罪。卢三叔从未经过这种阵势，那忏悔词说得不甚流利，于是就挨打，先是有人打他的耳光，用手掌，后来就用拳头、鞭子、棍棒。
……
上东江离桃川镇不远，三四里地。消息很快就传了回去，立即就掀起了轩然大波……
前面说过，上东江全村的人都姓卢，其实还不止上东江，离上东江不到半里路，还有一个下东江，也全姓卢。上、下东江分属两个村，两个生产队，但都是一族人。那时的偏远山区，宗族观念还是很浓的，尤其在文化大革命那混沌的年月，维系地方的安宁，宗族文化胜于“革命文化”。卢三叔在卢氏家族里，属于高辈分，已是祖公公（曾祖）一辈了。卢氏族人听说祖公公被桃川镇“治安指挥部”的人抓了，打了，那还了得！立马群情激愤，一下子便聚集了一两百号人，手执着各式各样的冷兵器，大刀、长矛、钩镰枪之类，还有好几支赶山的火铳，一齐拥到了大队支书的家门口，要他出头率人把卢三叔救回来，还要“报仇雪恨”。
卢支书的家就在上东江，那么多人拥到他家，群情汹汹，场面混乱极了。
说到卢支书，不得不介绍一下——
在我们大队，卢支书可不是一般的人。他土改时便参加了工作，后来参军，参加过抗美援朝，从部队转业回来，已是连级干部。先在县委工作，当过县委办公室主任。五九年因为思想有点右倾，便下放回原籍，一直担任大队书记。我们周宅大队，除了卢姓以外，还有其他几姓家族，周姓是最大的，卢姓的人其实最少，是个小族。但卢支书的大队领导地位无人可以撼动，尽管他是因右倾错误回来的，但他曾经的光荣经历，足以化解那不利的因素。而他的工作能力确实也无人能及。特别是在关键时刻，他就越能显示出与人不同的高明。1967年，邻县刮起一股杀人风，谣传“五类”分子（指地、富、反、坏、右）要杀贫下中农，要变天，于是贫下中农先下手为强，将五类分子一家家满门抄斩，连婴儿都不放过，斩草除根，杀得一个不剩，据说被杀的达两万多人。这股杀人风也波及到了我们县，有的大队也杀了人，但周宅大队一个未杀，有别的大队的人要到周宅大队抓人，卢支书率基干民兵把守要道，把他们挡了回去。后来，解放军部队奉命制止了这股杀人风，惩办了一些为首的罪犯。卢支书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下处变不惊，沉着冷静，准确把握政策的能力，亦被人津津乐道。
可今天不同，是本族的人要求他出头，救回被抓被打的祖公公，还要报仇。他如果不出头，他在本族人面前，甚至在其他家族面前，将一文不值。但桃川镇“治安指挥部”是在革委会领导下的合法机构，处置不当，就有与红色政权对着干的嫌疑，也是不得了的事。
在这种情势之下，卢支书再一次显示了他的冷静与谋略。他向报信的人详细了解了事情的原委以后，做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他把上、下东江的生产队长叫到房里，告诉他们抓卢三叔的那两个“治安民兵”是桃川大队何家生产队的人，要他们带领族人到何家去，找那两个民兵的家人要人，并嘱咐他们，吵呀、闹呀，怎么凶都可以，但不要动手，除非对方先动手。他料定何家村的人不敢动手，那是个小村，才二十几户人，要打架，不是卢姓家族的对手。卢支书采用的策略，是利用一个古老传统的方法：宗族纠纷。他不想涉及“政治”，不涉及那尊石膏像，在当年那种形势下，那是说不明道不白的事。
当卢氏族人浩浩荡荡奔何家去了以后，卢支书带着几个外姓的支部委员和生产队长，还有我们两个外姓的知青，奔公社去了。在公社里，他找到武装部长，还有一个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说因何家生产队早些日子有人到上东江生产队的山林里偷砍树木（确实在半年前发生过这么一件事），被上东江的人发现了，当时没收了他们的砍刀绳索等，何家的人伺机报复，今天把卢三叔抓到“治安指挥部”，还搞了“武斗”，东江的人闻讯，已去了许多人到何家要人去了，请公社赶快去制止，否则肯定会形成宗族械斗，要出大事。公社领导一听，当然急了。在这个地方，宗族械斗一直是令政府头疼的事，为山林，为草场，为灌田的水，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都可能引发宗族纠纷，械斗、死人的事也时有发生，在当今中央一再要求“要团结，不要分裂”的形势下，如若发生械斗事件，对谁都不是一件好事。公社领导当即把全公社在家的干部都集合起来赶往何家，这时卢姓族人在何家已经闹翻了天，那两个“治安民兵”的家被围得水泄不通，院墙也被推倒了，吓得那两户人家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幸亏公社干部到了，事态才得到控制。事情的结果是：公社领导听都不听那两个“治安民兵”关于石膏像的诉说，派出所也说查无实据，不予理睬。卢三叔让上东江的人领回去。但卢三叔已被打得遍体鳞伤，总不能就这么算了吧？公社副主任和武装部长一商量，决定赔偿卢三叔医疗费五十元钱，由参与打人的民兵分摊，这样，事态才没有继续恶化。
卢三叔遭此劫难以后，愈发沉默寡言，他原打算安放领袖的架子，也一直空着。那天他“请”的那尊半胸像，混乱之中，竟然失踪了，也不知是谁拿走了。
上面记述的这些事，都发生在几十年前。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故事，记录了岁月的痕迹。只是现在来讲这种陈年旧事，不知是不是还有人感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