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苦（二） 肖鹏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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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诉苦会上诉苦的，也还有我们农场的一个知青，他的姓名，很抱歉，我实在是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他的外号叫莫勒。莫勒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但是别人这么叫他，是有点嘲弄他的味道，因为他们队里有人养了条狗，也叫莫勒。
在全场几百知青中，莫勒有点特殊。他只上了一年学，算是文盲。他父母是渔民，就在他上一年级时，到外湖捕鱼，遇到风浪，竟双双溺水身亡。当时的渔业合作社，也没有什么经济实力，每月只能给8元钱抚恤金。他与娭毑（祖母）就靠这8元钱相依为命，一直挨到16岁那年，就与我们一道到了桃川农场。他童年愁苦的经历，曾使得同队的知青产生深深的同情。有一段日子，许多知青，尤其是女知青，给了他许多帮助，比如省下饭票给他，有时也送一件两件衣服、双把鞋子等。当时大家都很困难，能这样做，已是很了不起了。但久而久之，人们就不愿帮他了。不但不帮他，还成了众人嘲弄的对象。因为在他身上，有太多“劣根性”,其表现与当时的生活主流格格不入。
那时大多数知青，是怀着革命的信念到农场去的，虽然才出学校，懵懵懂懂，却是一心一意想把农场办好，因此干活是特卖力，特能吃苦的。莫勒不同，他没什么“高尚”的信念，干活偷懒，虽有一身蛮力却不愿使。建场初期，正值三九寒天，农场要建职工宿舍，买了一大批木材，但都是扎成木排，浸在桃川河里。三八年的老八路、农场书记李仲田，率众多知青，不顾蒙蒙的细雨还夹着像绿豆大小的雪籽，跳到冷冽的河水里，捞起沉甸甸的木材，用肩头扛回去，连一些女知青，甚至来了月经也不吱声，浸在冰冷的河水里推木排。可莫勒呢，乘人不注意，躲到附近的山洞里，拾点枯树枝，烤着火哩！
莫勒还有一个最不为人齿的坏毛病——小偷小摸。而他偷的摸的，都只为一个字：吃。
莫勒食量大，三十五斤的粮食定量，半个月他就吃光了，没有父母，也没有接济，那半个月肚皮的问题可就大了。起先还有人帮他，后来因为他的坏毛病太多，没人帮他了，于是他就只好——偷。他偷的东西很杂，地里的红薯、玉米，菜园里的萝卜、南瓜，同事的餐票，食堂里的油和米，甚至还偷别人的衣服去附近的农民家里换红薯。他没有一个朋友，大家都视他为“异类”，嘲笑他、作弄他。文革期间有一次，他偷了食堂的米，躲到山洞里，煮了满满一脸盆的饭，结果被人发现了，一群人围着他，逼他把饭吃完，要不就把他“扔到塘里”。可怜的他，肚皮再大，也不可能把一脸盆的饭吃完呵。他实在胀不下了，只好磕头求饶，哭哭啼啼的让众人着实乐了一阵。现在想起来，他也真够可怜。
也许他有这么一些被人欺侮的经历，出身又贫苦，宣传队便叫他诉苦，诉他被“黑五类”迫害的苦。
莫勒的诉苦发言，颠三倒四，毫无条理，他没文化，也不关心国家大事，弄不明白“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是怎么回事，但他知道刘少奇是最大的“坏头头”，他说刘少奇把我们骗到桃川农场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说是干革命，饭都不让我们吃饱，还要我们出工干活。他指着台下那一批被“揪”了出来的人，极其愤怒地说道：“特别是这些刘少奇的孝子贤孙，千方百计迫害我们‘红五类’。”
“有一次，”他说着说着哭了起来，“他们还要枪毙我……”
他说的这档事，确实发生过。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最混乱的日子里，有些知青从县武装部抢了几支枪回到农场，恰恰遇到莫勒偷了农场猪场里一只七、八斤重的猪崽烤了吃了。一帮人便把他押到月亮塘边，要他跪下。有人宣布了他的种种“罪行”，诸如偷鸡摸狗、偷玉米甘蔗、偷南瓜白菜、偷衣服鞋袜、偷食堂米和油，这次竟连猪崽都敢偷！
“你偷了都做什么去了？”有人大声喝问。
莫勒哭丧着脸，用手拍了拍肚皮：“都吃到里面去了。”
鱼，遇到风浪，竟双双溺水身亡。当时的渔业合作社，也没有什么经济实力，每月只能给8元钱抚恤金。他与娭毑（祖母）就靠这8元钱相依为命，一直挨到16岁那年，就与我们一道到了桃川农场。他童年愁苦的经历，曾使得同队的知青产生深深的同情。有一段日子，许多知青，尤其是女知青，给了他许多帮助，比如省下饭票给他，有时也送一件两件衣服、双把鞋子等。当时大家都很困难，能这样做，已是很了不起了。但久而久之，人们就不愿帮他了。不但不帮他，还成了众人嘲弄的对象。因为在他身上，有太多“劣根性”,其表现与当时的生活主流格格不入。
那时大多数知青，是怀着革命的信念到农场去的，虽然才出学校，懵懵懂懂，却是一心一意想把农场办好，因此干活是特卖力，特能吃苦的。莫勒不同，他没什么“高尚”的信念，干活偷懒，虽有一身蛮力却不愿使。建场初期，正值三九寒天，农场要建职工宿舍，买了一大批木材，但都是扎成木排，浸在桃川河里。三八年的老八路、农场书记李仲田，率众多知青，不顾蒙蒙的细雨还夹着像绿豆大小的雪籽，跳到冷冽的河水里，捞起沉甸甸的木材，用肩头扛回去，连一些女知青，甚至来了月经也不吱声，浸在冰冷的河水里推木排。可莫勒呢，乘人不注意，躲到附近的山洞里，拾点枯树枝，烤着火哩！
莫勒还有一个最不为人齿的坏毛病——小偷小摸。而他偷的摸的，都只为一个字：吃。
莫勒食量大，三十五斤的粮食定量，半个月他就吃光了，没有父母，也没有接济，那半个月肚皮的问题可就大了。起先还有人帮他，后来因为他的坏毛病太多，没人帮他了，于是他就只好——偷。他偷的东西很杂，地里的红薯、玉米，菜园里的萝卜、南瓜，同事的餐票，食堂里的油和米，甚至还偷别人的衣服去附近的农民家里换红薯。他没有一个朋友，大家都视他为“异类”，嘲笑他、作弄他。文革期间有一次，他偷了食堂的米，躲到山洞里，煮了满满一脸盆的饭，结果被人发现了，一群人围着他，逼他把饭吃完，要不就把他“扔到塘里”。可怜的他，肚皮再大，也不可能把一脸盆的饭吃完呵。他实在胀不下了，只好磕头求饶，哭哭啼啼的让众人着实乐了一阵。现在想起来，他也真够可怜。
也许他有这么一些被人欺侮的经历，出身又贫苦，宣传队便叫他诉苦，诉他被“黑五类”迫害的苦。
莫勒的诉苦发言，颠三倒四，毫无条理，他没文化，也不关心国家大事，弄不明白“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是怎么回事，但他知道刘少奇是最大的“坏头头”，他说刘少奇把我们骗到桃川农场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说是干革命，饭都不让我们吃饱，还要我们出工干活。他指着台下那一批被“揪”了出来的人，极其愤怒地说道：“特别是这些刘少奇的孝子贤孙，千方百计迫害我们‘红五类’。”
“有一次，”他说着说着哭了起来，“他们还要枪毙我……”
他说的这档事，确实发生过。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最混乱的日子里，有些知青从县武装部抢了几支枪回到农场，恰恰遇到莫勒偷了农场猪场里一只七、八斤重的猪崽烤了吃了。一帮人便把他押到月亮塘边，要他跪下。有人宣布了他的种种“罪行”，诸如偷鸡摸狗、偷玉米甘蔗、偷南瓜白菜、偷衣服鞋袜、偷食堂米和油，这次竟连猪崽都敢偷！
“你偷了都做什么去了？”有人大声喝问。
莫勒哭丧着脸，用手拍了拍肚皮：“都吃到里面去了。”
“你该不该死？”
“该死，该死。”
“那好，今天就在这里枪毙你！”
“哇。” 莫勒号啕大哭起来，不停的磕头求饶，“不要杀我，我不想死。”
“那不行，今天非枪毙你不可，要不你还会去偷。”说话的人一边还把枪栓拉得 “啪啪”的响。
当然，那些人并没有枪毙他，只是大大的作弄了他（当时那些人也是少不更事，没想过这种“玩笑”其实也是很残忍的），要他老老实实跪着，不准回头，否则就……然后人们悄悄地溜走了。莫勒跪了一两个钟头，回头一看没人，爬起来一溜烟跑了。当晚，他没回宿舍，不知躲在哪里过了一夜。
莫勒诉说这些时，泪眼滂沱，泣不成声。他指着台下那一排“揪”出来的人（其实那之中大多数人与他根本无涉），愤恨地说：
“他们用枪顶着我的脑壳，吓得我要死，我求他们不要打我的头，打我的屁股……”
这时，不知台下怎的爆发了一阵轰然大笑，这笑声把会场秩序全搞乱了，连宣传队长一时都不知所措……
诉苦会就这样匆匆地收了场。
几十年过去了，回想当时的诉苦会，百感交集。那场诉苦会的宗旨是“彻底批判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但恐怕无论是召集会议的，还是参加会议的，没人能说明什么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既然都不明白，诉苦会自然也就难以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