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记忆之二 肖鹏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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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手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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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下半年,我下乡所在的桃川农场正在开展“三查一清”运动,工宣队、贫下中农宣传队进驻我们这个全部由知识青年组成的农场，揪出了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夜以继日的进行批斗。
那时，我睡觉的那间房里有一个硕大的“木箱子”，是由一块一块木板拼镶起来的，是个谷仓，有一人多高。谷仓上面，不知谁扔了一本无头无尾的书，我搬进那间房时，它就在那里了。我曾经翻过一下，知道是一本《毛主席著作选读》，几乎人人都有的。
那天早晨，我刚起床，一个人闪电般窜进我的房间，又闪电般跑了出去。当时我没在意，便刷牙去了。大约过了二十来分钟吧，欧阳，一个被揪了出来的“牛鬼蛇神”急匆匆地跑到我隔壁工宣队队长的房里去了。过了片刻，工宣队长，还有贫下中农宣传队队长及一些队员，随同欧阳一道，匆匆走向设在菜园中央的厕所。我，还有几个同队的人，不知出了什么事，也随即跑了过去。工宣队长弯着腰，用两根手指小心翼翼的从茅厕中夹出了一张纸……
人，都是要大便的，大便后，要把屁股——不，应该说要把肛门揩拭干净，揩肛门的物料，有草，也有用木棍的，但最多的是用纸，为求文雅，人们称这纸不叫擦屁眼纸，而叫解手纸。工宣队长现在从茅厕里夹出的这张纸，就是解手纸。我一看到那张纸，就明白了，这是从谷仓上那本书上撕下来的。今天会有一个人要倒霉了。
宣传队马上展开了排查，很快，结果就出来了，先于欧阳如厕的，是彭君。欧阳如厕时，刚蹲下，无意中一低头，顿时就魂飞魄散，提起裤子便跑了出来。彭君也供认不讳，说那确实是他用过的，是从谷仓上的那本书上撕下来的。
“撕的时候你知道是红宝书吗？”
“不知道。”
“用的时候知道吗？”
“知道。”彭君低着头，哽咽地回答，声音象蚊鸣一般小。
“知道了还用！”工宣队长大声喝道：“你知道是什么性质吗？”
全场鸦雀无声。彭君终于挺不住了，号啕大哭。同他一起哭的还有他的妻子。他们是我们队唯一的一对夫妻，已生育了一个男孩。
两支宣传队经过紧急磋商，也许还请示了他们的上级，决定派一可靠的人，押送彭君到县里去，交公安局处置。
彭君自己找了块大纸板，做了一块牌子，写上“现行反革命彭某某”字样，还在“彭某某”上划了三个大红叉，用一根麻绳挂在脖子上。押送他的人找了根绳子，松松的，象征性的将他绑了起来。临行时，我们全队的知青，稀稀散散的到处站着，默默的目送他的妻子，抱着他们的孩子，抽泣着，一直把他送到公路的转弯处……
当时，许多人都认为，彭君最少也得蹲三年大牢。
没料到，第二天。彭君便回来了。那是下半日，我正和押送他到县里去的廖君一道，在公路旁的菜地里栽白菜秧，听到有人喊我们，抬头一看，竟是彭君。他喜孜孜的跑到我们身边，还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给我们每人开了一支。
他说他在县里和其他犯人一道被游了一次街。他说公安局要他回来接受群众的批判。他甚至还告诉我们，公安局的人对他讲，他的问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当时，我们都为他感到轻松，感到高兴。“三年徒刑”之说当是神经过度紧张了。
彭君回来以后，每天都和其他的“牛鬼蛇神”一道，站在台上接受批判。他是一个有家室的人，文革期间，要养家糊口，无暇加入这派那派，最多就是倒流回城，在土方队挑土干活，挣生活费，算不上什么大事。所以在批判他时，除了大骂他一通毁坏红宝书，思想如何如何反动，罪行如何如何严重以后，就再也没有触及过他。每天就是挂块牌子（牌子上的字，按工宣队的意思，改成了“坏分子”），垂着头，站在台上，典型的一个“陪斗”。
到了运动后期，开始定性时，他被“解放”了，是最早一批被“解放”中的一个。
几十年后，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他被往县里押送时那凄凉的面容，还有他妻子强忍着的抽泣的声音，也还有，还有他开给我的那支烟的淡淡的烟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