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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农干女儿
———忆“小毛坨”的师娘毛小姐
天上落雨瓦上流， 姐要出门哪个留？
哪个留得我姐住， 头花金银两半分[呐]……
毛小姐一边梳着那长长的乌发，一边唱起了忧伤的《哭嫁歌》，眼睛里却闪烁着快乐的光辉。听说我们要为“社教”准备一台节目，她热情地向我介绍这些民谣小调，还推荐大女跟我们学跳《舂新米》。我记完曲子，叫大女用长竹棍戳一个红皮萝卜作道具便跟我们晨练去了……
“七.一”的傍晚，在村头的球场上，扮桶搭起了一个舞台。当两旁的汽灯发出诱人的召唤，各村的男女老少，扛凳的，背娃的，前呼后应，打的打着手电，举的举着火把，象条条火龙汇聚到了球场，欢庆这盛大的节日。我们的演出十分投入，特别是用当地小调演唱的《贫女泪》，歌颂新生活的舞蹈《舂新米》，还有我们的花鼓戏《补锅》都获得了阵阵喝彩。由于我这毛头小伙在《补锅》中风趣地扮演了刘大娘一角，毛小姐用一缕黑纱巾将我巧扮成了一位风韵犹存的老妈妈，爱开玩笑的毛小姐嚷着要认我作“干妈”，自从我应了她一声，以后碰到我，不管是田间地头还是屋前屋后，她都“干妈”“干妈”的不离嘴了。于是，我便荣幸地有了这位贫农干女儿。
提起我这干女儿，三十出头了，扎着两根长辫子，江永人还叫“小姐”。常见她用两根细线在脸上滚来绞去的，那是扯汗毛，再扯也不见白净，那几颗小麻坑更是抹它不去。她嗓门大，哪里有她，哪里就“喔呵”掀天，“哈哈”遍地，干起活来从不惜力气，风风火火，手脚麻利。她的性格赢得了家中“一把手”的地位，作为贫协主席的干女婿，外号“帮工”，从旧社会一直“帮”到现在，帮她挑水，帮她砍柴，帮她养活三个小孩，还是穷得响叮铛，在外面讲得起话，在家里就得听我干女的啦。
既然“攀了亲”，我们之间的来往就更多了。帮工虽是“小毛坨”的师傅，也许是小毛坨生性腼腆之故吧，有什么好事，我这当干妈的还捷足先登，譬如吃什么好菜啦，打柴回来晚了啦……值得一提的还有那伴我多年的两屉柜。在知青们还在床头点灯，铺上写字的日子，，我就欣喜地拥有了一张古香古色的“桌子”，多少次挑灯夜读、伏案而作把那枣红色桌面磨得更锃亮，更古朴。在那年月，对知青来说这可是最奢侈的享受了。
记得当时我们搬家，四个知青搬进了一间老屋子，仅摆了四张床，房里空荡荡的，我想借张桌子。当我向毛小姐开口时，她说：“你看，我也只有一张吃饭的小桌子，”忽然，她想起了什么：“哦，我有个小柜子——还是我娘屋里陪嫁的呐，不晓得你用不用得着。”说完，她跨进房里指给我看，一边清理乱堆在桌上的东西。这是一个两屉两门的老式柜子，齐腰高，制作较精致，抹一抹，泛着红光，在这简陋的居室里熠熠生辉。“要得吧？”她见我眼睛一亮，高兴地说：“屋里就这件好家什，干妈要，让它回娘家吧！”我踌躇着：“你还要装东西的吧？”“有什么东西咯，都是些破旧！腾出来就是了。”说完就打开柜子，柜子里有一些旧衣服，几只大碗，她一边腾东西，一边说：“还是你们读书人用得着些！以后，你就多教我大女演演戏吧，演好些咯！”然后，在她大嗓门笑笑喊喊中，“帮工”帮我抬走了。
从此后，这张两屉柜代用的书桌便成了我“练红心”的另一方广阔天地：笔记，日记，队上帐目，，节目创作……知青有限的文化，也在滋润并奉献着自己；墨水瓶制作的小油灯，柔柔地照耀着我们的成长和追求。在那不大强调知识的年代，那越用越亮的朱漆桌面，摄下过我的倦容；也张开双臂，枕过我的大学梦。
大学梦终究破灭了。“好鸟难飞桃川洞，但你们迟早总会飞走的。”多年后的大招工，还是被帮工言中了。我离开马畔时所有的“三大件”归还了两件：床板子挑到了公社，那柜子抬回了干女儿家，属于自己的是下来时九块钱买的一口纸皮箱。我打开箱子，里面有一条祖母曾用过的黑纱巾——长长的如一股青丝，它曾在毛小姐手中缠舞，，盘在我头上演活了“刘大娘”，我决意将它留给干女儿作个纪念。我走了，走得那么欢快，那么执着，该带走的带走了。当初并没有想到还会留下一些永远也带不走的东西……
我会在某个梦醒的半夜久久地叽嚼那些有泪有笑的岁月，耳边又响起“干妈”“干妈”的热情呼唤；当我坐在今天的写字台前，也常常想起当年那“以桌为幸”的日子，耳边还不时响起毛小姐那如丝如缕的歌声：
月亮出来照四方， 照得表哥写文长；
知书识礼得富贵， 要嫁就嫁有才郎……
———忆“小毛坨”的师娘毛小姐
天上落雨瓦上流， 姐要出门哪个留？
哪个留得我姐住， 头花金银两半分[呐]……
毛小姐一边梳着那长长的乌发，一边唱起了忧伤的《哭嫁歌》，眼睛里却闪烁着快乐的光辉。听说我们要为“社教”准备一台节目，她热情地向我介绍这些民谣小调，还推荐大女跟我们学跳《舂新米》。我记完曲子，叫大女用长竹棍戳一个红皮萝卜作道具便跟我们晨练去了……
“七.一”的傍晚，在村头的球场上，扮桶搭起了一个舞台。当两旁的汽灯发出诱人的召唤，各村的男女老少，扛凳的，背娃的，前呼后应，打的打着手电，举的举着火把，象条条火龙汇聚到了球场，欢庆这盛大的节日。我们的演出十分投入，特别是用当地小调演唱的《贫女泪》，歌颂新生活的舞蹈《舂新米》，还有我们的花鼓戏《补锅》都获得了阵阵喝彩。由于我这毛头小伙在《补锅》中风趣地扮演了刘大娘一角，毛小姐用一缕黑纱巾将我巧扮成了一位风韵犹存的老妈妈，爱开玩笑的毛小姐嚷着要认我作“干妈”，自从我应了她一声，以后碰到我，不管是田间地头还是屋前屋后，她都“干妈”“干妈”的不离嘴了。于是，我便荣幸地有了这位贫农干女儿。
提起我这干女儿，三十出头了，扎着两根长辫子，江永人还叫“小姐”。常见她用两根细线在脸上滚来绞去的，那是扯汗毛，再扯也不见白净，那几颗小麻坑更是抹它不去。她嗓门大，哪里有她，哪里就“喔呵”掀天，“哈哈”遍地，干起活来从不惜力气，风风火火，手脚麻利。她的性格赢得了家中“一把手”的地位，作为贫协主席的干女婿，外号“帮工”，从旧社会一直“帮”到现在，帮她挑水，帮她砍柴，帮她养活三个小孩，还是穷得响叮铛，在外面讲得起话，在家里就得听我干女的啦。
既然“攀了亲”，我们之间的来往就更多了。帮工虽是“小毛坨”的师傅，也许是小毛坨生性腼腆之故吧，有什么好事，我这当干妈的还捷足先登，譬如吃什么好菜啦，打柴回来晚了啦……值得一提的还有那伴我多年的两屉柜。在知青们还在床头点灯，铺上写字的日子，，我就欣喜地拥有了一张古香古色的“桌子”，多少次挑灯夜读、伏案而作把那枣红色桌面磨得更锃亮，更古朴。在那年月，对知青来说这可是最奢侈的享受了。
记得当时我们搬家，四个知青搬进了一间老屋子，仅摆了四张床，房里空荡荡的，我想借张桌子。当我向毛小姐开口时，她说：“你看，我也只有一张吃饭的小桌子，”忽然，她想起了什么：“哦，我有个小柜子——还是我娘屋里陪嫁的呐，不晓得你用不用得着。”说完，她跨进房里指给我看，一边清理乱堆在桌上的东西。这是一个两屉两门的老式柜子，齐腰高，制作较精致，抹一抹，泛着红光，在这简陋的居室里熠熠生辉。“要得吧？”她见我眼睛一亮，高兴地说：“屋里就这件好家什，干妈要，让它回娘家吧！”我踌躇着：“你还要装东西的吧？”“有什么东西咯，都是些破旧！腾出来就是了。”说完就打开柜子，柜子里有一些旧衣服，几只大碗，她一边腾东西，一边说：“还是你们读书人用得着些！以后，你就多教我大女演演戏吧，演好些咯！”然后，在她大嗓门笑笑喊喊中，“帮工”帮我抬走了。
从此后，这张两屉柜代用的书桌便成了我“练红心”的另一方广阔天地：笔记，日记，队上帐目，，节目创作……知青有限的文化，也在滋润并奉献着自己；墨水瓶制作的小油灯，柔柔地照耀着我们的成长和追求。在那不大强调知识的年代，那越用越亮的朱漆桌面，摄下过我的倦容；也张开双臂，枕过我的大学梦。
大学梦终究破灭了。“好鸟难飞桃川洞，但你们迟早总会飞走的。”多年后的大招工，还是被帮工言中了。我离开马畔时所有的“三大件”归还了两件：床板子挑到了公社，那柜子抬回了干女儿家，属于自己的是下来时九块钱买的一口纸皮箱。我打开箱子，里面有一条祖母曾用过的黑纱巾——长长的如一股青丝，它曾在毛小姐手中缠舞，，盘在我头上演活了“刘大娘”，我决意将它留给干女儿作个纪念。我走了，走得那么欢快，那么执着，该带走的带走了。当初并没有想到还会留下一些永远也带不走的东西……
我会在某个梦醒的半夜久久地叽嚼那些有泪有笑的岁月，耳边又响起“干妈”“干妈”的热情呼唤；当我坐在今天的写字台前，也常常想起当年那“以桌为幸”的日子，耳边还不时响起毛小姐那如丝如缕的歌声：
月亮出来照四方， 照得表哥写文长；
知书识礼得富贵， 要嫁就嫁有才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