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里的小屋

我们这里虽属湘南，气温是比长沙要暖和些，但到了冬天仍然是很冷。尤其是茅草地，四围的山不高，很宽阔的平地，树木早已脱落了叶子，所以一眼便能看出老远。西北风呜呜地刮着，旋转啸叫，枯草落叶满天飞扬，混沌一片，简直分辨不出何处是天，何处是地了。

这是一个冬天的夜晚，我们几个人又蜷缩在场部那间小会议室里，在编一期《第一线》。中间一个小火盆烧着炭火，不知刘胡子是从哪里搞来了一点木炭。

刘胡子、陶世普、韩一民、郭光锴、韩少和我们几个人在编着稿件。刘胡子是很认真的，有着极强的敬业精神，每一篇文章他都要认真看，然后提出意见再叫我们修改。易宇欣在埋头刻写钢板，只听到一阵“嘎嘎”的铁笔划动钢板的声响。

我们常常要开通宵班，因为第二天我们都要参加劳动，必须在夜里把报纸赶着印出来。我看过反映当年地下工作者的电影，也是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大家忙着编印报纸，那种敬业精神，常让我十分感动。我忽然觉得眼前一切，与当年那一幕场景很有些相似，只是我们没有敌人的威胁，不用考虑安全问题。想到这里，我往往不由自主地笑出声来，有几分自得的样子。

刘胡子便会问我：“你笑什么？”

我说：“没什么，我只是笑笑而已。”

他也就不再问，继续埋头看他的稿子。一副椭圆形的眼镜架在鼻梁上，但是他却把它戴得很低，好像是从镜子上面看似的。

这是没有半点报酬的劳动，但大家都乐意干，用今天的话说，这就叫作“奉献精神”吧。对于今天的青年来说，他们不会理解，或许我们是“大傻冒”吧。

到下半晚了，倦意就渐而袭了上来，难免就想打瞌睡。

刘胡子就会拿出咖啡来煮着吃，并放上点糖。我从未喝过这种东西，黑黑的，怪怪的。刘胡子说：“喝吧，这东西喝了能提神，就不会瞌睡了。”

每人一小缸，苦甜苦甜的味道，很好喝。

喝的时候，刘胡子就给我们讲笑话，瞌睡自然也就全没有了。

在这间小屋子里，我忽然就有一种家的感觉，大家能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我们做的这一切，在别人看来也许是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但我们却都觉得特别有意义。我常常会在这样的夜晚，在这样一种场境写出一首诗来，我突然清醒自己的生命中还存有一种潜能，那就是我对文字的亲切感和归属感，它使我平静下来，并真切地看到了我自己，知道了自己应该干的是什么。

乡村会议

社教运动，顾名思义，便是对广大农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我们工作队的任务一是组织农民学习，二是查清队上的干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行为，以及清查出隐藏在人民群众中的阶级敌人。

说老实话，我什么都不懂，白天我便在村子里的四处墙上用红油漆写上毛主席语录。我写字不行，但我能写美术字，基本上还能看得过去。晚上便随着薇姐和文老师一块去参加生产队的会议。

这天晚上，三个生产队都要开会，我们三个人必须每人去一个生产队。我有些为难，不知道到了会场上我该讲些什么好。我想推脱掉，去找薇姐，谁知她却板着面孔一脸的严肃，我立时便被唬住不敢吭声。

庄户人晚饭都吃得晏，待人到齐已是上十点钟了。会是在一家店铺里开的，木板屋，却也较宽敞。小街上有几家店铺，有豆腐店、炒货店、理发店、缝纫店等。来的全是各户的男人，有老、中、青，大约二三十人，挤满一屋子。

贫协主席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汉子，面孔黧黑，眉宇之间显出一种深沉、干练而略带忧愁的复杂神态——只有那种诚实的饱经忧患的庄稼人才有的那种神态。他对我说：“人都到的差不多了，开会吧？”

我说：“好吧，就开会。”

他便叫大家静下来，并向大家介绍说：“这是办队的小朱干部，我们鼓掌欢迎。”

大家便都望我，掌声却很稀疏，也许他们对我并不欢迎或许是不大信任吧。

我便先带着大家一块学习毛主席语录：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

学过语录后，我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想得深，看得远，为了使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开展这场伟大的社教运动，这是一场反修防修的战斗，我们都要积极参加。”我真不知道往下再说些什么，心就有些慌，就去看贫协主席。贫协主席也在看我，显然开会之前，薇姐就已给他打了招呼，他便转过身去主持会议。他说了很多，说的是江永土话，一大半我都没有听懂，估摸着他讲的大概意思是：上面给我们派来了工作队，就是支持、关心我们贫下中农，队干部不搞社会主义，就是违背毛主席的教导，就是祸害我们贫下中农，大家只管放心大胆地检举揭发，我们贫下中农就得听毛主席的话，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大家都没有说话，有的在一劲地叭着竹水烟筒，有的用一截报纸和一截学生作业本上的纸卷着一支粗大的喇叭筒津津有味地抽，屋子里便有一股劣质的烟草味，很呛人。还有的在打瞌睡，头勾到胸脯上，一颠一颠的，像鸡啄米。

看看实在没有人肯说话，贫协主席对我说：“小朱干部，今天已很晚了，你看这会是不是就这样算了？”

我巴不得早就散会，便忙说：“好吧，今天会就开到这里吧。”

于是，大家便纷纷起身，一支支火把沿着村巷远去，这里那里就有了狗的吠叫声，使人产生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

乡村会议

社教运动，顾名思义，便是对广大农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我们工作队的任务一是组织农民学习，二是查清队上的干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行为，以及清查出隐藏在人民群众中的阶级敌人。

说老实话，我什么都不懂，白天我便在村子里的四处墙上用红油漆写上毛主席语录。我写字不行，但我能写美术字，基本上还能看得过去。晚上便随着薇姐和文老师一块去参加生产队的会议。

这天晚上，三个生产队都要开会，我们三个人必须每人去一个生产队。我有些为难，不知道到了会场上我该讲些什么好。我想推脱掉，去找薇姐，谁知她却板着面孔一脸的严肃，我立时便被唬住不敢吭声。

庄户人晚饭都吃得晏，待人到齐已是上十点钟了。会是在一家店铺里开的，木板屋，却也较宽敞。小街上有几家店铺，有豆腐店、炒货店、理发店、缝纫店等。来的全是各户的男人，有老、中、青，大约二三十人，挤满一屋子。

贫协主席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汉子，面孔黧黑，眉宇之间显出一种深沉、干练而略带忧愁的复杂神态——只有那种诚实的饱经忧患的庄稼人才有的那种神态。他对我说：“人都到的差不多了，开会吧？”

我说：“好吧，就开会。”

他便叫大家静下来，并向大家介绍说：“这是办队的小朱干部，我们鼓掌欢迎。”

大家便都望我，掌声却很稀疏，也许他们对我并不欢迎或许是不大信任吧。

我便先带着大家一块学习毛主席语录：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

学过语录后，我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想得深，看得远，为了使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开展这场伟大的社教运动，这是一场反修防修的战斗，我们都要积极参加。”我真不知道往下再说些什么，心就有些慌，就去看贫协主席。贫协主席也在看我，显然开会之前，薇姐就已给他打了招呼，他便转过身去主持会议。他说了很多，说的是江永土话，一大半我都没有听懂，估摸着他讲的大概意思是：上面给我们派来了工作队，就是支持、关心我们贫下中农，队干部不搞社会主义，就是违背毛主席的教导，就是祸害我们贫下中农，大家只管放心大胆地检举揭发，我们贫下中农就得听毛主席的话，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大家都没有说话，有的在一劲地叭着竹水烟筒，有的用一截报纸和一截学生作业本上的纸卷着一支粗大的喇叭筒津津有味地抽，屋子里便有一股劣质的烟草味，很呛人。还有的在打瞌睡，头勾到胸脯上，一颠一颠的，像鸡啄米。

看看实在没有人肯说话，贫协主席对我说：“小朱干部，今天已很晚了，你看这会是不是就这样算了？”

我巴不得早就散会，便忙说：“好吧，今天会就开到这里吧。”

于是，大家便纷纷起身，一支支火把沿着村巷远去，这里那里就有了狗的吠叫声，使人产生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

挖出一个敌特分子

随着运动的深入，我们工作队终于挖出了一个敌特分子，是一个国民党军队里的团长，他妻子是北京一个毛纺厂的工人，是个共产党员。他妻子已被厂里清洗出来遣送回老家。

这天，他妻子被叫到工作队来，这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人，干瘪瘦削，眼角已过早地堆上好些鱼尾纹，脸色苍黄，一副很憔悴的样子。她显得很拘谨，有些惶恐不安，站在那里头低着不敢看人。

薇姐一脸的严肃，皱着眉头，上上下下把她看了一遍，在屋子里走了个来回，然后停在她跟前眼睛盯住她：“你坐下吧。”

那女人就怯怯地坐下，屁股只敢坐到木凳的前半截，两只胳膊没地方放，只好撑在自己的大腿上，指头还不自然地动弹着。

薇姐说：“你是工人，又是党员，怎么能与国民党的军官为伴呢？这可是与老虎为伴啊！你可千万要与他划清界线，要站出来揭发你丈夫的罪行。”

她仍是勾着头，沉默不语。

薇姐提高了声音说：“你还年轻，今后路还很长，要替自己的前途着想啊！两条路摆在你面前，是与人民为敌，还是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你自个儿好好想想吧！”

虽看不到她脸上的表情，但看到她身子轻微地抖动了一下。

薇姐又说了许多，她仍是未出一声，她的静默里含有一种忧郁和悲苦。

工作队开了一个小会，认真研究、分析了敌情。

薇姐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中 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他老人家还教导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这家伙是很狡猾、阴险的，很不老实，据说他还在与敌特联系，在静夜里我们可以听到一种电波的声音，肯定是这家伙在给敌特发电报。”她又是一脸的严肃，那两条乌绒绒的谈眉一下子挑得又弯又高，把窄窄的额头挤出了几条细细的皱纹。

第二天，开了一个批斗会。会是在一处地坪里开的，用门板搭了一个台子，坪里黑压压地挤满了人。

那个反动的国民党团长被几个民兵押上台来，这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瘦削的小老头，嘴唇上下蓄着杂乱的胡须，突出的前额和眼角刻满深密的皱纹，那双低垂的眼睛看上去有许多倦困和呆滞的成份。

贫下中农一个接一个地上台发言，狠揭他的反动行为。

一个高个子农民说：“这狗军官过去欺压我们贫下中农，现在还妄想欺压我们，我们贫下中农答不答应？”

台下立刻一片高喊：“不答应！”

“要不要坚决打倒？”

“要打倒！”……

两天后，这个反动团长死了，他是进山里砍柴，挑一担柴禾回来，经过一座水库的时候，跳到水里淹死了。有说他是失足落水的，有说他是故意跳下去的，以自杀来对抗运动，是死不悔改。

他没有什么葬礼，就是几个村民用锄头在山上挖了一个坑草草地掩埋了。也许这里不久就将长出一丛乱草。

白水街仍像往日一样，人们为了各自的生活和生存忙碌、劳动和奔波。

从白水撤离

公元一九六六年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年，这年春夏之交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暴风骤雨之势席卷着共和国的神州大地，真可谓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工作队接到通知：停止社教，撤出工作队，回原单位参加革命。我们自然是要从白水撤离。

我在这里虽然只生活了短短的几个月，待要离开这里，居然就有了一种恋恋不舍的情感。尤其是深夜白水河里河水流动的声音如此清晰地传来，时而像有人在窃窃私语，时而像老人一声深长的叹息，时而像小街上的喧闹在逼近，我忽然就觉得自己的感情是如此脆弱，一丝莫名的惆怅便袭上心来。

我发觉自己竟然是有些喜欢上这里了，连同它的瑕疵，就像我爱自己的生活，包括过去的痛苦一样。

我们和这住户的相处是十分融洽的，家里两位老人虽然言语不多，但有什么好吃的，总要留着给我们尝尝。那个小孙子虽只一岁，虽然还不能说话，但只要一见着我就会两只小手舞动着咧开小嘴笑，我常一有空就去抱他，尽管孩子身上有股尿骚味，我仍然跑着去小街上走，一边走，一边呵呵着逗他。这里的人对我都挺尊敬，挺友好，常会被他们拉进屋里去，喝上一碗香香的、酽酽的擂茶。

我听村民告诉我，说是他们这里有一对青年男女十分要好，但是家里父母反对，两人便偷着跑了出去。后来，在河对岸远处一座荒废的宝塔顶层，有人听见铁链子的响动声，还瞧见了两个人影在月光下幽幽地唱着哀怨的歌。有那胆大的汉子寻上塔去，却什么也没有看见。乡人信以为鬼神，于是设立香案，焚香朝拜。

可信，又不可信。我曾远远地看过那塔，却没有听到过那幽怨的歌声，也许是这里的百姓们对自由、美好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便衍生出这么一个美丽而凄惋的故事吧。

在这里，肯定还有许许多多美丽的故事，可惜时间太短暂了，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一定要去一家家农舍，去他们的木楼屋里听他们讲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情感，他们各种各样的故事。

我们要走了，离开住户时，我发现两位老人倚在门口，眼里居然就有了莹莹的泪珠。那一刻，我居然就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坐上汽车，我还把脸贴着车窗玻璃长久地向着后面张望。文了老师坐在车里，也一直不言语。空气显得有些沉闷，但各人的内心活动，我想一定都是很复杂的。

我后来写过一篇小说《美丽的山寨，美丽的星星》，小说的结尾有这么一段话：我走了，心里带走了一个美丽的山寨，还有两颗美丽的星星，不，有好多颗美丽的星星！在我心里，照着我怎样去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古老的土地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这应是我当时心里的一种真实写照吧。

我的爱情生活

我下到桃川农场那会才十八岁，还有比我小的，才十五六岁。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大概是未涉世事，全是满脑子里充满着幻想，充满着光明和向往。

那会，农场里没有图书室，也没有娱乐室，更没有歌厅舞吧。一是因为农场是创建阶段，农场拿不出钱来办这些；二是最主要的，我们是来干革命的，是来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来接受改造的，怎么能搞那些资产阶级的东西呢？白天，我们拼命地改造自己，使大力流大汗，可晚上，黑灯瞎火，哪儿也不能去，就只能早早地压床板。人是个古怪的动物，偏偏会有思想，人一挨上床板就偏偏睡不好，就偏偏有些不安份，老想找人倾诉些什么。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了兰兰（化名）的。她比我小两岁，一个挺清纯的女孩。她也喜欢文学，我们在一块便谈文学，谈童话故事，谈红楼西游，天上地下漫无目的，我们谈得很愉快，就这样打发了一个又一个寂寞的夜晚。我觉得我们在一块挺有意思，有意思的日子跟没意思的日子就是不一样，直接决定人的心情愉快不愉快。

霸王岭工区的后面是一片坡地，很开阔，长着一人多深的巴茅。那是一个休息日，我们一块走进那片茅草里，那是一望无际的绿，人走在里面，就像是淹没在那一坡一坡的旺绿里，又像是置身于一波连一波的绿色海浪里。草里面还夹着一些长短不齐的蓝的紫的鹅黄色的和粉红色的野花，像一块不整齐的地毯，远远地一直铺到都庞岭下。我们坐在里面，正兴致勃勃地说着话儿，这时有一个猎人扛着一杆猎枪，在草丛里一边走一边大声吆喝着，大概是想把藏在草丛里的鸟儿野兽什么的赶出来吧。我俩吃了一惊，忙伏下身子，紧张得一句话也不敢说。好容易那人走远了，不见人影儿了，我轻舒一口气，低头一瞧，可又懵了，两只胳膊不知道要怎样放才好，对怀里一脸惊吓的她居然碰都不敢碰，好像趴在怀里的不是人而是一只刺猬。

那些日子，我一直都有些提心吊胆，总觉得人家看我时的眼睛有些异样。

安排在我们队的驻队干部是一个姓庄的老头，人挺和善的。一天中午，庄老把我叫了去问：“你谈爱了？”

“没有啊！”我说，心却忐忑，跳个不停。

“年轻人说话要坦白，不要说谎。”他说，样子很严肃。

我能怎么说呢？承认谈爱了吧，可我们连一个“爱”字都没有说过。我曾看过一些爱情小说，那里面的恋人都是爱得死去活来的，可我却从没有半点那样的感觉，这也叫谈爱吗？我知道，知青谈恋爱是犯禁的，邻队的一位男知青就因为谈恋爱，被我们场的党委书记李种田，提着一支驳壳枪从霸王岭工区追到茅草地工区又追到粗石江工区，追了几十里，李书记是位军人，最痛恨资产阶级的。我们知青是来接受改造，接受教育的，怎么也能“资产阶级”呢？

“你不是在日记里白纸黑字地写着吗？你好好想想，写份检查来。”庄老头看定我说。我的头便立刻“嗡”地一声大了，我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

庄老头怎么会知道我写了日记？不用说，这是有人偷看了我的日记然后去庄老头那儿告发了我。我感到愤怒，可又无可奈何，不自禁地打了个冷颤，也感到了空旷和孤单，也随即带来了紧张。

我们曾以童贞般的信念，赴艰蹈苦，以整个生命向往“砸碎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而我砸碎的只是青春、希望、天赋人权乃至最卑微的生存尊严。我从床底下翻出那个日记本，一个人跑去山上，把日记一页一页地撕了，撕成了许多碎片，于是，在我的四周便开满了一朵一朵洁白的花。

陈浩然与吟吟

我和陈浩然（化名）的结识是因为文学。我平日喜欢读小说，喜欢写诗；他没有写过什么，但却十分喜爱，因而我们便极谈得来。我们两个在不同工区，虽然相隔了四五里路远，但下了工，我们会常常凑在一块闲扯。他的名字与大作家浩然相同，因此我也就常戏称他为“作家老兄”。那会，好些书都不许读，也没什么书可读，文学作品只有《金光大道》，只有《艳阳天》。于是我们就谈金光大道，就谈艳阳天。谈腻了，就谈做学生时读过的俄国人。中国的今人是不敢谈的，那会中国的作家们几乎全是黑帮黑鬼，自然是不敢犯忌。我们谈普希金、谈托尔斯泰、谈屠格涅夫。谈到屠格涅夫，我们便可以感受到他那充满诗意的散文，似乎可以看到农村各种各样人物的生活图景和优美的自然风光。我们就谈古人，谈杜甫、谈李白、谈苏轼。谈到苏轼时，他便特别高兴，神采飞扬，居然仰天高吟：“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于是，我俩便都觉着有些沉醉。

后来，农村安排他当了拖拉机手。开拖拉机，这在当时是很惹人羡慕的。我曾去找过农场的书记李静。李静也是知青，是长沙市一中高中毕业生。她笑着对我说：“机手名额不多，将来我们推荐你去当作家吧。”当作家可以推荐吗？我没细究，但我知道机手自然不会轮到我头上了，心下便生出好些遗憾。

他开着拖拉机好神气、好潇洒！茅草地极阔，有好几千亩，拖拉机把犁铧降下，锐利的犁头深深地插进了那杂草的根须虬盘错节的土地，黑色的泥土便波浪似的翻卷过来，向前涌动，拖拉机便俨若一艘红色的舰艇劈波斩浪，轰轰隆隆！大地都在抖动。他高兴了就唱歌，他极喜欢一支俄罗斯民歌：“保尔把母鸡赶进了谷场，有一只狐狸在偷偷地张望……”歌声被山风拆散，又被山风连接起来，像一缕绵绵不绝的丝丝在旷野上飘。

据说他恋上了一个叫吟吟（化名）的女知青，我是不信。那会，场里是不允许知青谈恋爱的。再说，吟吟是队上的团支部书记，正在争取入党，她常是一脸的严肃，很少见到有笑容。我尊敬她，却不敢接近，我总觉得她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尊神。他怎么会跟一尊神恋上呢？我从未问过他，他也从未跟我说过。

后来，有了武斗，有了“贫总”，有了“湘江风雷”，有了“东方红造反兵团”，你打我，我打你，斗得你死我活。一次武斗中，他居然让人打死了，尸体抬了回来，我们都哭了。数吟吟哭得最厉害，一改往日的严肃，哭得一抹鼻涕一抹泪的。下葬时，她居然往坟坑里跳，几个力气大的男生好不容易才把她拉扯上来。我忽然明白，她终究还是一个女人。

在以后好些日子里，吟吟不说不笑，在蚊帐里悬挂着一张他的放大的黑白照片，她便坐在床前默默弹琴。一把凤尾琴，她弹得极好，老是弹着那支俄罗斯民歌，叮叮铮铮！那音调是异常悲凉的，让人听了直想落泪。使我们惊讶的是，她竟然是如此富于感情，弹奏是那样富有表现力，哀怨、苍凉，丝丝缕缕，欲断又连，如轻云无定地飘浮。阳光透过窗棂落在她那一身素净的身上，显得高雅淡洁，却更增添了几分凄怆沉痛。我对她便不再畏惧，居然也了一种亲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