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花生的季节

队上到底具体种了多少亩花生，我至今都不清楚，只知道那么一大片，一眼望不到头，怕有好几十亩或许百几十亩吧。收获花生的季节，那是既忙碌又兴奋的季节，遍山遍野一片旺绿，松软的泥土上发出一股令人酥痒痒的气息。

我们种的全是小籽花生，又叫扯籽花生，收获花生时不必用锄挖，只需手抓住藤蔓往上扯就是，故叫扯籽花生。这种花生虽不及大籽花生好吃，但油路好，出油率高。

秋天的太阳底下，我们男女知青全蹲在坡地上一个劲地扯。太阳很热，熊熊地燎烧着大地。汗从每一个人的头上流下来，豆大一颗的掉在地上。尤其是女孩子们，一个个勾着头，散乱的头发垂挂在前额上，便遮住了大半个面庞，每一根头发都让汗水浸得透湿。

虽然忙碌，但大家心里高兴，每个人都似乎觉得快乐浸入了全身，一下子达到了每个毛孔一般。

我们抓住藤蔓往上扯，自然能扯出好些花生，但仍有不少花生被扯断根须留在了地里，故而我们一上地里，四周就有好些村民提着小锄拎着竹篮跟在我们后面，我们在前面扯，他们便用小锄在后面仔仔细细地刨，居然就刨出了好些花生。我忍不住对队长说：“队长，你看他们在挖我们的花生。”

队长说：“让他们挖吧，反正我们也顾不过来，沤在地里也浪费了。”

这也是实情。我们队才30来个人，天天都忙不过来，哪还有时间把坡地刨得那么干净，这就只能任由那些村民在我们后面刨了。

扯下来的花生，连苗带籽我们全堆放在宿舍阶沿上，码着像一堵堵墙似的。每天早晚，我们就每人搬了张小板凳坐到那堵墙前面把花生从藤上摘下来，一边摘，一边吃，不用花钱，而且尽管吃。我和蒋鼎关系最好，他待人谦和，举止谈吐都显得温文有礼，一张孩子气的脸，掩不住的笑靥使他总显得喜孜孜的，这些都表露出他有一种善良、正直，还有些幽默的性格。每次摘花生我俩便总是坐在一起。

这天早上，我俩又坐在一起摘花生。

我说：“花生能随便吃，这在城里可享受不到啊。”

他说：“这也是的。生花生吃着好，能润肺。”

我说：“我最喜欢吃花生，小时候，每逢过年去给人家拜年，人家给我们的点心里如果有花生，那便会如获至宝似的用衣袋兜着高兴得心花怒放。”

他说：“你知道花生还有一些什么好处吗？”

我说：“榨油呗！”

他说：“我读过许地山一篇写花生的文章，文章中说：‘花生的用处固然很多，但有一样是可贵的。这小小的豆不像那好看的苹果、桃子、石榴，把它们的果实悬在枝上，鲜红嫩绿的颜色，令人一望而生羡慕之心。它只把果实埋在地底，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来。’”

我说：“这文章我读过，是写的他和父母一块吃花生，父亲说：‘你们要像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他便说：‘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了。’父亲说：‘这是我对于你们的希望’。”

蒋鼎忙朝我嘘了一声说：“小声点，别让人家听见。”

我知道自己刚才又说了一句犯禁的话，我们现在全中国的人不是都在崇拜伟人么？我父亲其实是个胆量很小的人，就是平日说话不小心，而被打成右派的。想到这里，心里便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忙四顾张望，见大家都在忙活，没有人注意我们的说话，这才把涌到喉咙眼儿的一颗心又放回胸膛去了。

秋日的早晨终究是比白天凉爽，吵人的蝉声早已被秋风吹散，可我心里的那份不安却长久地不肯散去。

闯进来一头野猪

这天中午，我正在午睡，我有个好午睡的习惯，这是从小就养成的。忽然，外面闹哄哄的，人们纷纷往前面那块坪地上跑去，不知出了什么事。我赶紧下床，也跟着人群往那边跑。

我一边跑，一边问：“出什么事啊？”

有人说：“一头野猪闯进场里来了。”
    野猪？我一惊。我只听说过山里有野猪，而且很凶猛，却从未见过真正的野猪。坪地四周已围了好些人，人们锐声叫喊着，尤其是女生，声音特尖厉，特大声，那是高分贝的叫喊。

一头野猪被围在中间，它是被猎人打伤了一条腿，逃窜到这里来的。这是一头黑色的野猪，有头小牛犊那么大，一身黑毛比家猪要粗要长，身子也比家猪要瘦，它楞着尖耳朵，瞪大着一双眼睛，凶狠而又惊惶地张望了一阵，向前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四周围了这么多人，又是这么大声的吆喝，使它疑疑惑惑不敢妄动，听得到它咻咻的喘息声。

它忽然跑动起来，大概是想逃窜出去，每跑向一个地方，那儿的人便“哄”地一声慌忙闪开，随即又大声吆喝，它只得又返回身去。

最有趣的是，它朝几个女生奔去，那几个女生脸都吓白了，其中一女生忽然急中生智，赶忙撑开一把雨伞，居然把它唬住，也许是它弄不明白这圆圆的东西是何庞然大物，是人类使用的什么秘密武器吗？

坪地右侧是原来煤矿的一个小礼堂，是红砖建筑，几个窗子都安有铁栅，礼堂中央有一张乒乓球台。不知是谁想出了一个极好的主意，把这头野猪赶进小礼堂去。大家便纷纷闪出一个通往礼堂大门的缺口，又一齐大声吆喝：“嗬——嗬——”

野猪的眼睛放出蓝幽幽的冷光，使人毛骨悚然。它居然也看到了那处缺口，便四肢用力，身子一纵，像一发炮弹似的带着风声，“飕——”地一声从那缺口处窜过，直扑进门里。

几个男知青早已拿过铁镐、铁钯，迅速地跟了进去，迅速地把门关严，纵身跃到那张乒乓球桌上，分四方站定。这几个动作都是在一瞬间完成的，这需要胆量、需要机敏，我真佩服他们。

它一定是被激怒了，狂吼一声，朝桌上站着的人扑了过去，立刻铁镐、铁钯便朝它狠狠地砸下。它把身子往下一探，哀嚎一声退了回去。然而它没有退缩，它一定是恨透这些人类了，它要全力一搏，只见它又呜的一声，将身子一缩，又朝着桌子凶狠狠地猛扑过来。迎接它的，自然是一阵迎头猛击，它一惊，在地上打了个滚，朝人们瞪大着一双充满仇恨的眼睛。

站在桌上的人，丝毫也不敢懈怠，也同样瞪圆了双眼看着它。

它一次一次地扑起，又一次一次地退下，而且力量一次比一次的减弱。最后一次受到沉重的打击后，它便倒地不起了，血从伤口流了出来，不仅身上血迹斑斑，而且身下流着一滩殷红的血。

大家就都欢呼起来，叫着，跳着，嘴里不住地打着唿哨。

大家七手八脚地抬着这头野猪，一过磅，竟然有一百八十斤重。

晚餐，大家痛痛快快地打了一次牙祭，这肉不大好吃，尽瘦肉，很粗糙。

这头野猪窜进来时，在山下就把一位在菜园里摘菜的农家妇女咬伤了，几个知青便从食堂里砍了几斤肉，并代表全体知青去看望了她。

我遂常想，在一切创造物中间，没有比人的心灵更美更好。

住在山墈边上的老太婆

我们霸王岭工区的后面便是高泽源林场，有一条公路直通那里。说是公路，只不过是一条稍宽一点的泥土路。公路右侧一处山坡上，一间低矮的茅草屋，像个打盹的老人似的蜷伏在山。0墈旁边一棵枫树底下，孤零零的没一家左邻右舍。草屋里住着一位老婆婆，很老的样子。有人说是六十来岁年纪，可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满脸皱纹成了深沟，眼睛凹陷，毫无生气，走路时背弯得像张弓。一个风独残年的老人。她没有子女，也没有亲人，就这么一个人孤零零地居住在那里。

场领导再三地告诫我们，那是个地主婆，我们千万要提高警惕，要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

那地主婆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我们从未有人去探问过，每次从那屋门口经过时，心下就都存了一份诫心。

但那地主婆每次见我们从她门口经过时，便会热情地向我们招呼，叫我们上去坐一坐。我们没有进去，她脸色就立刻暗淡下来，目光更加昏浊而迟钝，弓腰驼背，蜷缩在门边，活像一只老得不能动弹的虾米。

瞧着她那么一副样子，我心里便没来由地震颤了一下。

经过的次数多了，我可是怎么也无法把她与阶级敌人联系起来。这么一个老人，能破坏什么呢？能给这个社会造成什么为害呢？但《马河血泪》这个故事已深深地刻记在我的脑海里，时时撞击着我的心扉，我便想，也许是马河的地主要凶残些吧！

又从她家门口经过，她又是照例向我们招呼。我和两个男生商议了一下说：“就上去一次吧，她又不是老虎，还能把我们吃了不成。”

我们就上去了。

老人见我们终于肯进她的家，很开心，忙给我们让坐，一双手都因激动而微微颤抖。老人腌了好些坛子菜，有萝卜、有辣椒、有野胡葱等，五分钱就可以买一碗，她就靠卖点腌菜过日子。

她给我们舀来一大碗萝卜、辣椒，碗是一只粗瓷菜碗，而且还缺了几个口子。她叫我们一定要尝尝，她说：“你们大老远从长沙城里跑来，不容易哩，来这里习惯吗？要不习惯，就常来这里坐坐。”

菜的确腌得好吃，酸甜酸甜的，而且很洁净，看得出这是位很爱干净的老太婆，尽管屋里没几件东西，却拾掇得干干净净。

我们要走了，就给了她一角钱，她说什么也不肯收，我们就趁她不注意的当儿，把钱放在一条木凳上了。

见我们要走，她痛苦地歪着头，苦楚的痉挛掠过她的嘴旁，那两道深细的皱纹便颤动着，像两丝苦涩的微笑。我忽然想起自己的母亲，母亲的母亲，她们都是被这个社会排斥的人，她们心里一定承受着一种远离人间般孤寂的痛苦。

我不敢怀疑我们伟大领袖建树的“阶级斗争”这一伟大学说，也许是我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一生下来就深深地打上了阶级烙印吧，这也是我们一定要来农村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进行艰难的思想改造吧。

我无法解说，心里便有一种痛苦，这种痛苦是那样锐利，那样深刻，又是那样复杂，那样沉重。

用南瓜熬糖

为了改善伙食，食堂里有时会搞一餐糯米饭，虽只放点盐，仍是我们喜爱吃的。在当时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能够千方百计地变幻花样，在食堂忙碌的两位女生的确是煞费苦心了。

唯一的遗憾是我觉得糯米饭是咸的而不是甜的。我这人从小就喜爱吃甜食，我们一家人都喜爱吃甜食，母亲每次给我们做了糯米饭，就要想方设法放点糖，那会买糖很困难，要凭票，母亲就会放点糖精。我们几兄妹围桌而坐，母亲一一给我们盛好饭便慈祥地笑着看我们吃。我一边吃着，心里便涌出一种甜蜜而温馨的情感。

我找到食堂做饭的一位姓王的女生，王同学个儿不高，扎一对雀子辫，人很善良，待人也很热情，是个任劳任怨的女孩。我对她说：“这糯米饭是搞得好吃，可惜不甜，能放些糖就好了。”

她笑道：“放盐不好吗？”

“盐哪有糖好啊！”我说。

她有些为难地说：“就这么点钱，能省就省着点吧。再说，糖吃多了，坏牙齿。”

“不怕，我牙齿好好的，能放点糖精吗？”

“糖精对人身体有害。”她咯咯笑了起来。

我不好再说什么，人家已够忙的，我不必再给人家添麻烦了，我咽了一下口水，便怏怏地走了开去。

不知为什么，我脑子里却老想着如何搞到糖的事。人就是怪，有时不该去想的事，可偏偏会老是跑进你脑子里来。我绕着宿舍转了一圈，忽然，双眼一亮，我们在屋后墈上种了好些南瓜，我发现那些藤蔓上已结了好几个南瓜，有的居然已经红熟了。我记起小时候在乡下，一些农户都爱熬红薯糖，往往没钱买糖，就用自家熬的红薯糖给炒米、红薯片、爆米花酥上糖，便是最好吃的点心了。我想，何不用南瓜来熬糖呢？

说干就干，我便摘下一个瓜，拿去厨房切成块，并从厨房里拿出一只大一点的蒸钵盛上，然后在我们宿舍一处墙根下，用两口破土砖搭起一个极简陋的灶，把蒸钵支上，往灶膛里塞上一把柴禾便熬了起来。干这事我极熟练，小时候我常和同学逃课一块去田地里挖泥鳅，挖回来便在宿舍里用两口土砖支个蒸钵煮着吃。

生上火，自然就有了烟子。

几个同学跑过来问：“你这是做什么？”

我说：“熬糖呗！”

有人就笑道：“就你这个样子能熬糖吗？”

我十分肯定地点头道：“当然能，不信，你们等着看吧。”

熬了一些时候，蒸钵里咕嘟咕嘟地直冒气，我揭开盖一看，南瓜是煮溶了，我心下说：“快了，等着吃糖吧！”

又熬了一会，仍没有看见糖，我只得又加一点水再接着熬。

忽然，咕嘟咕嘟声没了，居然有一股焦糊味儿。我一看，傻眼了，一钵南瓜竟然烧成焦黑。

恰好，那位王同学走了过来，她摇了摇头说：“哎呀，你这人怎么这样馋？”她便望着我，这注视使我特难堪。

我心里忽然就有了一股火，抓起那只蒸钵一下扔得远远的。

第二天，那位王同学居然去桃川闹子上买来了一点糖，做了一顿糯米饭，糯米饭里放了糖。

我遂觉得善良的女性的心灵就像一泓清水，它可以给一个人洗净任何的烦愁；又像一只鸟的翅膀，它可以给受伤的心以温暖的庇护。

在农民文化夜校上课

我们队在黄金寨办了一所农民文化夜校，我后来把这件事还写成了一篇小说《那双哀怨的眼睛》，发表在1986年第三期的《文学月报》杂志上。

场里安排我们知青去周围各村寨办文化夜校，其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黄金寨座落在都庞岭下，离我们霸王岭不过七八里地远。那寨子很穷，我在一户村民家吃过饭。老实说，那根本不能叫吃饭，只能叫喝粥。不过，粥都熬得很好，是用粳稻米熬的，溶溶的，酽酽的，很白很白，像溶猪油，味道极好。连饭也吃不上，怎么会有黄金寨这么个富贵的寨名呢？这是说不清场的事。

这天又是上课的日子，我和队里几个知青一块去了黄金寨。进了寨子，自然是先上队长家。

他家刚好吃晚饭，队长硬要我入座一块吃。我只好端起碗，喝了一碗酽酽的粥。放下碗时，却发现一女子一直未坐到桌边来，独个儿端着碗蹲在灶脚下。

我忙说：“我不好，没有等她来。”

“她不能到桌上来的。”说话的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大模大样地挨队长坐着，是队长的崽。

“她是你姐，应该叫她一块来吃的。”我说。

那少年瞟我一眼，有点恼怒。队长却嗬嗬地笑道：“她是他婆娘，婆娘是不能上桌吃的，你不懂。”

我的确是不懂。他有多大？怎么能娶一个比他大那么多的婆娘？解放都这么多年了，为何这山里还留有这古老的习俗呢？

那少年却站起身来，朝灶屋喊道：“喂，给客人打水来！”

那女子便慌惶地忙丢下碗，麻利地给我打来热水，眼睛望着地下，低低地说：“请洗洗面。”接着，她便又给队长，给他那小男人都一一打好水，然后便钻进灶屋去，喝着她那碗还未喝完的粥。

唉唉，在这山里作个女人也不容易哩！我心里沉得像灌了铅。

到了课堂上，我才觉得轻松了些，恍然觉得到了另一个世界。

教室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黑压压地坐满了一屋子。

我给他们讲课，教材是我们自己编的，全是语录。我先在黑板上写出一行语录，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他们认。

我瞧见那个女子，她就坐在嫂子堆里。她望着前面，带着一种极大的静谧无言的欢欣，脸上放射着温柔的光彩，那半张开的嘴唇孩子般柔和地微笑着。

她忽然朝我问道：“老师，‘情’字怎么写？”

“什么‘寻’？”

她红了一会脸，不知该怎样说好，几个女子在嗤嗤地捂住嘴笑。她瞪了她们一眼，脸仍然红着：“就是……就是情哥哥的‘情’字。”

“啊？”我又倒抽了一口冷气。娘耶！她怎么能说出这么黄的字眼？这是能随便说的吗？我想发火，可她是贫下中农，这火能朝她发吗？我紧张得额头上沁出了汗滴。

我好容易控制住自己，颤抖着手在黑板上写下一个“情”字，然后看也不看她，说：“这是感情的‘情’，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感情，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感情，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感情。大家看过‘红灯记’吗？那里面有李玉和、铁梅、奶奶，三个姓，三家人，为了革命成了一家人，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感情。”我一口气解释了这么多，如释重负地吁了一口气，却把一件褂子给汗湿了。汗水仍向胸前背后流，像有无数条小虫子在爬。

后来我没有再去。好几个晚上，我却梦见了那被烟火熏得黑黑的屋子。我听见屋后林子里斑鸠的叫声，嘶哑地叫，像一个娃崽哭哑了嗓子。听鸟叫，怕是要下雨。我听见桃川河仍然响着嗬嗬的水声，有如一位哀怨的女子，在不住地呼唤着什么。我猛然推开窗子，一钩银月，泻下一地洁净如银的月光。

小老弟肖京清

我们队年龄最小的知青要算肖京清了，“肖”与“小”谐音，我们便都称他为小老弟。他是衡阳下来的，个子矮，却胖，是个撒野而又稚憨的男孩。他一只眼睛不好，往外暴突着，眼白多于眼黑；衣服常披开着，像猪八戒似的露出圆圆的肚皮；脚上常趿着一双烂巴鞋，一走路便“叭嗒叭嗒”地响。他会吃，常喊吃不饱，遇到能吃的他都拿去塞肚子。在田里挖到泥鳅，居然就能生吃，活蹦乱跳的一条塞进嘴里，咕噜一下就吞进肚里去了。有一次，他抓到一条蛇，他竟用一口铁锅煮了吃，他告诉我们说，煮蛇要在外面煮，蛇肉很香，怕引来屋檐上的蜈蚣，如果有蜈蚣掉进锅里，那是很毒的。一副行家里手的样子。他没有多少文化，斗大一个的字识不了几个。这么一个又未成年又没文化的小孩，怎么也算作知识青年送到农村来“大有作为”呢？

“知识青年”这名词的解释应该是知识分子中的青年，那么“知识分子”又是怎样的定义呢？我查到《百科知识辞典》，辞典上是这么解释的，知识分子的概念一般可表述为：文化程度比同时代社会劳动者一般水平超出许多的，主要以创造、传播、应用、管理科学文化知识为谋生手段的脑力劳动者。而当时，却把青年知识分子指定为初高中学生，去农村传播知识，传播文化，投入农村的经济建设，这对我们青年学生来说，的确是一个历史的转折。如果严格按照《百科知识辞典》上的解释，我们初高中学生还不能算是以科学文化知识为谋生手段的脑力劳动者，那么肖京清这么一个小男孩，压根儿就与“知识青年”挨不上边儿。可他却是真真实实地作为一名知识青年下农村来的，这是工作人员的疏忽还是历史的荒诞？这是没法去追究的事。

他在队上便被安排放牛。我们生产队养了好几头牛，每天早上他便把牛放到山里面去，傍晚又吆喝着牛群回来。那牛居然让他放养得好好的，一头头膘肥腰圆。水牛的眼睛像铜铃一样大，弯弯的牛角青里透亮；黄牛那一身黄膘毛色竟然像绸子一般光亮。它们极听他的话，牛走在前面，他走在后面，往往把手里的鞭子一挥，神气十足的俨然像一位将军。他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好男孩。如果他能读书的话，他也应该是一个勤奋上进的好学生。他这个年龄，应该正是上学读书的年龄。

我和他很快成了朋友，我还和他一块进山去放过牛。我们一块躺在青草丛里，看着牛们在草地上各自散开，低着头，啃吃着肥嫩的青草，它们尾巴一甩一甩的，显得是那样悠然自得。我立时也觉得心境变得平和，我似乎有些明白他为什么整天一副乐呵呵的样子，一点也不知道忧愁了。

他告诉我，他也是出身不好，家里很苦，也没有什么人，这才被安排下农村的。

我心里一震，心里好久都在思索。我们队的知青，除了龙春生家庭出身是城市贫民外，基本上都是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显然这“大有作为”的运动是由阶级路线制约着的，一切经济活动和科学文化似乎都无足轻重。想到这，我便有些毛骨悚然。可我心里，仍有一个声音在大声说：“这怎么能够怀疑呢？这可是一场划时代的伟大革命。现阶段的中国社会里，有些什么阶级呢？有地主阶级，有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级的上层部分都是中国社会的统治阶级；又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有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在今天中国的最广大的领土上，还是被统治阶级。所有这些阶级，它们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立场如何，全依它们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来决定。所以，社会经济的性质，不仅规定了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又规定了革命的动力。”

立时，我便浑身汗水涔涔的了。

几个文学朋友

郭光锴是我们文学社里最为活跃的成员之一，他写散文，写诗歌，我喜欢读他的诗歌，我觉得他的诗歌比他的散文要好，这也许是我当时也极喜爱写诗的缘故吧。他举止文雅，落落大方，待人很谦和。据说他读了大学，在湖南师范学院艺术系学音乐。

他为人稳重，从不乱说，心地又很善良，我和他很快就成了极好的朋友，心里有什么话，我都爱跟他说，我们之间用不着防范。当时，人与人之间必须处处设防，文字狱是很厉害的，尤其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人权极端抽象化，奴性空前泛化，说话更得小心翼翼。我们之间的谈话总是非常愉快的。当时的我，虽然也十分盲从、愚忠，但仍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尤其是对家庭出身，人为地把人划分为三六九等是对人权的肆意践踏。每每与他说及此事，便不禁有些忿忿不平。他便总是兄长般地劝慰我：“说这些干什么呢？这没有用的，全中国都是这样，又不止你一个人，大家都能过下去，你为什么就不能过呢？”

我说：“可我总觉得这么活着太冤屈太窝囊。”

他说：“有什么窝囊呢？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制定的，他的话都是有道理的，对吗？不用去想了，这都不是我们考虑的事，也不是我们能够考虑的事，我们还是多想想文学写作吧。想一想啊，写作对于我们不是一种倾诉的需要吗？说得文化一点就是一种内需的外延。”

我点了点头，写作之于我的确是一种愉悦，一种精神上的快慰，我的恨，我的爱，我的喜怒哀乐，我对这个世界因我的存在而产生的一些正确或不正确的意识，都可以写进自己的作品里，我常常感到有幸——写作和阅读是上天施于我们的恩惠。

于是，我们便谈普希金，谈莱蒙托夫，谈马雅柯夫斯基……

我们的谈话就又变得高兴而快乐。

他高兴的时候就会唱起歌来。其实他是很会唱的，声音也好听，有一种动人的真切味儿，可以说是有声音的思想，从这歌唱里头，好像在明净的水里面，可以直看到他的心。

也许是受他的影响，我便会也跟着哼唱几句，我这人是个音乐盲，至今都不会识谱，一张嘴就老跑调。有次我在他那里轻轻地唱，他的女友王爱莲一旁便止不住笑道：“朱赫啊，你这是做什么啊？是抽筋吗？”说完她便咯咯地笑。

我和光锴便也呵呵地笑，笑得很大声，无拘无束。

韩一民也是我们文学社里极为活跃的成员之一，他写散文，写小说，还写点格言似的东西。他个子高高的，显得瘦削，说话斯斯文文，慢慢腾腾的，他涵养极好，是个遇事从不急躁的人。据说，他父亲是省里一位领导，是位老革命，但他从不在人们面前显摆，脸上总是一副谦和的笑。

有次，他写了三篇小说，都是写抗日战争的，其中有一篇是写一位中国母亲受到日本鬼子的强暴而躺在血泊里。我怎么也不明白，年轻轻的他，怎么会想到抗日战争的呢？是他父亲或是他父亲的战友告诉他的吗？我觉得他比我们都成熟，成熟是一个人的财富。

他的语言很好，不仅流畅，而且很美，很有形象表现力，我想他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位小说家的。我喜欢读他的小说，他笔下的那些文字，虽是反映虚拟人物的一种生存状态，却能给人带来一种审美愉悦。

我庆幸自己能结识到这么多的朋友，他们对于我来说，已成为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选择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