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燕归来”的【我的知青生涯】

[原创] 我的知青生涯

     我 的 知 青 生 涯

   1965年的秋天是一个阴云密布、山雨欲来的秋天，我的人生从这个秋天开始，走上了一条凄风苦雨、布满荆棘的崎岖小路。

    那年，我从长沙市五中（现名雅礼中学）初中毕业，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在家等待高中的录取通知书。虽然自负成绩在班上和年级总是名列前茅，但因为贯彻阶级路线，能否被录取就难说了。当时，我们班的班主任是教政治课的李老师，阶级立场特别坚定，爱憎特别分明，不但撤了我的班干部职务，还经常教育我不要走“白专道路”，要与反动家庭划清界线，在我的“毕业评语”中她写道“该同学受家庭出身影响，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走白专道路”，学校最后的结论是“不予录取”。很多年后我才得知她本人出身地主，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俗话说“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她应该会对我这样家庭出身不好的女学生有更多的同情才合情理，怎么会比别人对我更加严酷呢？现在想来，大约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之下，她只有如此表现积极进步才能保护自己吧。不过虽然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保护她没有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但命运却还是没有宠爱她，八十年代她就患癌症去世了。而与此同时，我所尊敬的语文老师钟楷老师却因我之故在文革中添了一条罪状。钟老师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地下党员，后又被送到香港深造，获得中文和法律双学历，之后担任过中央高级领导人的秘书，后调任《江西日报》主编，因划为右派受到处分，辗转调到五中教初中语文。因为赏识我的作文，有一次竟然给足了100分，在全班讲评示范，结果在文革中被列为罪状之一：“重视和吹捧出身反动的学生，瞧不起工农子弟”。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大约我的命运早就被注定了。四十多年以后，我从当年的班长口里得知，当时早就研究内定了，我们班第一个被确定上山下乡的对象就是我。可不谙世事的我还在痴痴地望眼欲穿那张录取通知书呢。早知命该如此，我也不会那般伤心欲绝的大哭一场了。

    初中毕业的女生，正是豆蔻年华的花季，谁没有对未来的憧憬？谁不是想象着自己将成为居里夫人那样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可是，学校的大门、科学的圣殿永远地向我关闭了，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下乡一条路。其实，我当时对农村的真实情况比较起其他同学来要了解得多。因为我的哥哥冯世续（随母姓）1963年就下放到了江永县回龙墟农场。当学校在宣传“社会主义新农村山美水美人更美”、“红薯摁脚板，柚子碰脑壳”的美好景象的时候，哥哥就写信提醒我：“你才16岁，个头不高力气小，到农村肯定吃不消”。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为了不给我的父母带来更大的压力，我还是只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

    我的父亲出身于临澧县一个耕读农家，1924年，怀着精忠报国的一腔热血投笔从戎，到广州报考了黄埔军校，成为第一期学员，参加东征北伐，浴血沙场，九死一生，二十四岁时以战功升为团长。在攻打军阀孙传芳的战斗中身负重伤，伤愈后保送日本军校深造。抗日战争打响后，父亲克服重重阻力，回国报效，担任过黄埔军校第十三期总队长，南京失陷前夕，带队徒步数千里入川。后在陕甘训练民众，组建新一师，亲任师长，开赴抗日前线。抗战胜利后，因父亲打内战不积极，加上国民党内部蒋介石、李宗仁等派系斗争，父亲被解除兵权、逮捕问罪，身陷囹圄。出狱后，投奔同班好友陈明仁，任东北保安司令部中将高参。解放前夕回到长沙，为避免百姓遭殃、生灵涂炭，发起组织在湘军官自救会，与程潜、陈明仁等一道，组织了湖南长沙和平起义。解放后继续在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任高参，在中南军政干校学习结业后，被发表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然而好景不长，由于父亲性情梗直，口无遮拦，在反右斗争中打成右派，主要罪状有二：其一，批评农村大跃进平整土地不应该把老百姓的祖坟都平掉；其二，说在东北时亲眼见到苏军大肆抢掠物资回国。反对“三面红旗”加上“反苏”这两条大罪，让右派这顶帽子沉沉的压在父亲头上，到死再也没有摘下来。降级降薪，时时反省，接受批判斗争。前年为配合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统战部邀我写篇回忆父亲、纪念抗战的文章，我持介绍信去省参事室查阅父亲的档案，被拒。后来黄埔同学会派人去调阅，电话告诉我，已经没有什么有用的史料了，只剩下厚厚的几袋，全部是我父亲的检讨认罪书和思想汇报。1978年接到给我父亲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通知》以后，我独自一人跑到父亲长满荒草的坟头上，放声痛哭了一场，为了父亲，也为了我自己。

    父亲当时已经很衰弱了，戎马一生，他膝下只有我一个女儿，从小珍爱，但在单位反复动员和指令之下，他告诉我，已经在参事室替我报名下乡了。横竖是下乡，还不如主动到学校报名与熟悉的同学一起下吧，何必再给深受打击的父亲增添麻烦呢。就这样，我们五中82名高初中毕业学生在锣鼓声中被送出了校门，远离了家乡和亲人。离家那天，父亲撑着拐杖，努力挺直不再挺拔的腰身，把我送出院门，遥遥挥手告别。走出好远，我忍不住回头，还看见父亲苍老瘦削的身躯倚靠在门边。尚不懂事的我也万万没有想到，父女这一分手，竟就是生离死别的永诀！我下乡后不久，1966年文革开始，父亲拖着重病的身体接受批斗，秋天，他就郁郁而终了，其时我在靖县接受再教育，又没有路费，不能回来奔丧。我尊敬的父亲，我坚强的父亲，他没有倒在炮火硝烟、枪林弹雨的战场，也没有倒在重庆暗无天日的沉沉黑牢，却在六十四岁时倒在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倒在了群众专政的震天口号声中！

  

(未完待续)

    我和我的亲属们最不能接受的是，去年，为了办理老知青参加社会保险的手续，我从靖县档案馆复印了我这一生唯一的一份档案资料——知青登记表，在这张登记表上，我的“家庭出身”一栏被填的是“伪军官”。我的父亲的经历是复杂的，但不管在旧社会还是新社会，他都是被国家政府堂堂正正委任的军官，如果说不承认他起义有功，不承认他在解放后的军职，称他是“旧军人”也就罢了，但他从来没有加入过汪精卫的伪政权，更没有替日本侵略者卖命，相反他是与日伪军血战到底的勇士，他更是有功之臣，怎么直到现在还要把“伪军官”这样一个屈辱的称号强加在他身上呢？！

    来到靖县，我们82位同学一部分下到离县城不远的接官亭园艺场，一部分下放到了飞山脚下的飞山公社塘湖大队，我很幸运地分到了园艺场。所以说幸运，是因为园艺场是出集体工、吃食堂，每月还有几块钱工资，比插队落户要好。我也总结在学校时的教训，一改活跃好强的性格，少说话，多干活，尽量不突出。可是过没多久，“好事”还是落到了我的头上。根据上面的调整，我和曹志华加上两位男同学被对调到了塘湖大队的湾里生产队，我从此才真正感受到农村的滋味。自己种菜才有菜吃，自己砍柴才有柴烧，没有水了，自己去挑，没有厕所，方便时要人放哨。麻麻亮出早工，麻麻黑才收工，一天下来，感觉骨头都要散架了。尤其是挑牛粪下田，靖县用的是用竹子固定的箢箕系，特别高，我个子矮，掂起脚来，箢箕也离不了地，只能勉强拖着走，下到水田里，拖泥带水就更重了。社员又笑话又同情我，安慰我：“你挑担子吃亏，插秧就不吃亏了”。真到了插秧季节，我和曹志华不知深浅，自告奋勇包了一丘大田。半夜两点就起床打着手电扯秧，从早插到晚不敢歇气。扯好的秧不能过夜，直插到月亮当头才完工，腰像要断一样直不起来，勉强爬回家里。

    对于我们女知青来说，劳动的艰辛还只是一种磨难，而目睹农村妇女的困苦更使我们不寒而栗。那个时候，当地的妇女是从来不买草纸的，更不用说现在这么名目繁多的女性保护用品了。当时连县城都买不到草纸，我们都是写信要家里寄来，一段时间以后才发现可以买搓纸楣子的皮纸代替。我很奇怪：当地妇女来了月经怎么办？我偷偷观察她们，发现她们用旧布缝成一个长形口袋，里面装上干柴火灰。我大吃一惊，难怪当地妇女妇科病多，生育率低。在农村，妇女比男人辛苦得多，同样出工，回家后，全部家务由妇女包揽，稍不如意，招来男人一顿打骂，还不能外出诉说。有一次，我们听到一个女社员在家里被打得哀哀啼哭，想上门劝架，也被旁人拉住：“我们这里夫妻吵架，不兴劝架”。第二天出工，我们撩起她的衣襟，只见她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看得我们心惊肉跳。那时候我只有一个念头：“如果要我这样过一辈子，那还不如死”。

    时间一长，我发现王大姐是一人独居，这在当地农村是极为少见的，又不敢问。还是别的女社员悄悄告诉我：王大姐本是从小送到本村陆家的童养媳，因为没有生育，不能为夫家传宗接代。农民虽然都没有多少文化，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道理却是都懂的，王大姐理所当然地被休了妻，赶出来独居生活，也再没有人动过娶她的念头，到我们下乡的时候已经过去十多个年头了。我们看着她白天生龙活虎、有说有笑，夜里却独对孤灯、自言自语，心里不禁为她悲叹，联想到自己的人生，心也在为之颤抖。我们要是响应号召，扎根农村一辈子，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究竟是嫁为农妇，生儿育女，含辛茹苦一生，还是像王大姐这样独身生活，永远埋葬自己的青春和幸福呢？那个时候，我眼前只有一片茫然，找不到答案，因为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中。

    三十年后的1995年，我们五中四个同时下放到靖县飞山塘湖湾里生产队的知青重返靖县，得知王大姐终于再嫁到了艮山口，但是命运仍然没有眷顾这位好心人。她本来以为晚年有靠，且第二个丈夫有个儿子，自己将他视同己出，贴心照顾，总可以人心换人心，继子会为她养老送终。不料想她的第二位丈夫又不幸病逝，已成年成家的继子却不再认她，不仅不承担赡养义务，且形同陌路，不相往来。无奈又加上她依然是一副热心热肠，她又收养了一个被遗弃的女孩，相依为命一起生活。我们特意赶到艮山口去看望了她，看到她狭小的木板房里，家徒四壁，一无所有，王大姐已然衰老，而怀中的女孩尚嗷嗷待哺，我们都落泪了。俞氏、程树人、曹志华和我都不知道如何安慰她，语言是这样的苍白无力，只能尽力给了她一些经济帮助。

    前年（2005年）夏末秋初，我们又再次前往看望，白发苍苍的王大姐正顶着烈日在田野里拣拾稻穗，她除了拣点别人洒落不要的稻穗和山坡树丛中遗落的茶籽，来解决口粮和食油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经济来源,她穿的仍然是十年前我们送给她的衣服。我们找到当年队上的青年、如今已担任镇领导的熟人，提出希望为她解决困难，镇领导也很同情重视，但后来电话告知我们，当地反复研究后认为她有法律意义上的儿子，不符合五保户的条件，儿子不赡养她，只能帮助教育或提起民事诉讼，但王大姐又不愿意这样做，镇里也无可奈何。女孩已经长大，在艮山口中学念书，这更增加了她的负担。我们再次默然，在她的住房前留下了这张合影。大约是心情的缘故，大好的晴天、返乡重逢的喜悦，没有给每一个人增添一丝笑意，我们的心都是沉甸甸的。

    其后，我又多次送去钱物及汇款给她，但是再没有过回音，也不知近来可好。我只能遥望西南，默默祝愿王大姐，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虽然我也知道，我们的资助只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虽然我也懂得，我的良好祝愿在冷酷的现实面前是那般的软弱无力。

望“燕归来”朋友，健康幸福地过好每一天！知青同根相互提携，抚平伤痕共庆夕阳红！

王大姐这样悲惨命运的女人，实属少见！为她祈祷！

人性中的真、善、美总是和平头百姓在一起。

    正是束手无策、无计可施，曹志华突然想起一个人来，那就是我们在五中读初中时的班长简光复同学。简光复出身工人阶级，根正苗红，虽然成绩一般，调皮捣蛋，但因为出身好政治可靠，在学校时就深得信任。初中毕业以后，他直接进了长沙水泵厂，成了响当当的领导阶级，还当上了厂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也算是见过世面、远近有名的人物。但是，简光复虽然自己出身好，却并不歧视和欺负我们出身不好的同学，跟我们几个一直都走动得勤。为人又特别讲义气，能够帮得忙到的事，在所不辞，尽力而为，一个字：爽快。加上他一直爱恋着曹志华，所以她一开口，简班长就满口答应想办法。

    过了两天，简班长来到我家，神秘兮兮地掏出一张空白介绍信，下面赫然清晰地盖着一颗鲜红的大印“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韶山兵团”。我们问他，这张珍贵的介绍信是如何到得手的，他笑而不答、秘而不宣，只是含含糊糊地说：厂里车钳刨铣样样俱全，能工巧匠多的是，自己这个革委会头头还有什么办不到的事罗。

    拿到介绍信的我们欣喜若狂，小心地在介绍信上写明我们去新疆传经送宝，串联学习。只是在填姓名的时候，我们多留了个心眼，没有写自己的真实姓名和真实住址。我们商定自己的身份是韶山中学的高中学生，现在是“停课闹革命”。因为如果暴露了真实身份，只要知道我们是假红卫兵、真知识青年，那就不仅仅是造假逃票的问题，要是再查出我们出身不好，一上纲上线，那就是犯了“假借伟大领袖的名义”、“打着红旗反红旗”招摇撞骗的大罪，关上几年都不算多。即使是文化革命当中，秩序大乱，知青的社会地位也还是被人瞧不起的，所以我们只能刻意把自己的真实身份隐瞒起来。没想到歪打正着，我们用“曹东英”、“宋继红”、“王韶燕”之类的假姓名在各地红卫兵接待站登记、借路费、伙食费，到了运动后期清理还款，凡是用真实姓名、住址登记的，都一一通知去交了钱，只有我们是“查无此人”作罢了。

    临近出行的前一天，简光复、胡天培等几个原五中初68班的同学特意为我们安排在天心阁饯行。想到我们这一去，海角天涯，山高水远，恐怕是难得再见了，大家都有几分依依惜别。还在读高中的胡天培强打精神说：“你们先走一步，到了新疆好好干，到明年我毕业了，也到新疆来找你们。”第二天到了火车站，那个人山人海，根本挤不进去。幸亏简光复的父亲正好在火车站的行包房工作，就领着我们从行包房直接进站，把我们和行李从窗口一个个塞进了快要开动的列车。

    上了火车犯了愁，车上挤得满满的是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不光是没有座位，连过道上、车厢连接处、行李架上都是人，气都喘不过来。去乌鲁木齐要八天八夜，这要我们如何是好。我们“韶山红卫兵”的身份在关键时刻帮了大忙，听说我们是“毛主席家乡的红卫兵小将”，车厢里各地的红卫兵肃然起敬，腾出一排座位请我们坐，他们自己钻进了座位底下，还一定要欢迎我们介绍革命圣地韶山，讲伟大领袖早年献身革命的故事。事到临头，身不由己，我们只好道听途说，胡编乱造，瞎吹一通。好在他们对我们的身份深信不疑，听得眼都不眨。其实，那时候，就是把韶山吹得比泰山还要高，他们也会认为那是我们对伟大领袖的无产阶级感情比天高、比海深的具体表现吧。

    列车一天天往西北开行，我们就在拥挤的车厢里度过。饿了买个冷馍，渴了喝口凉水。想到姐姐在来信中说的：她和姐夫已经在风光秀美的边境城市伊犁安家定居，家家都有小庭院，种着葡萄、苹果，我的灰暗的心里就燃起了一线光亮。

原长沙市五中初68班校友重逢。右起第一人为简光复，左起第三人为胡天培。

    列车一路烟尘终于到达了乌鲁木齐火车站,走下拥挤的列车，眼前的景象就把我们惊呆了。候车室里凡是能够容人的地方，密密麻麻坐着、站着、睡着男男女女的青年，他们的身后是巨幅的标语横幅：“抬头望见北斗星，上海知青想念伟大领袖毛泽东”、“我们要活命！我们要返城！”。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是早几年从上海支边到新疆石河子的知青，周总理还专程代表党中央到石河子慰问过他们。提起他们的处境，他们就声泪俱下，哪里是我们听说和想象的那般诗情画意。艰苦劳累、忍饥受冻就不说了，主要是连队管理简直是法西斯，动辄打骂关禁闭，逃跑的抓回来吊起来打。实在忍无可忍，就是绝食、卧轨、讨米也要回上海，死也要死在家乡。眼见为实，这一幕场景给初来乍到的我们一个下马威、当头一棒。走出候车室，冻雨夹着雪花扑面而来，零下二十多度，朔风刺骨，衣着单薄的我们都上下牙齿只敲。

    曹志华有个亲戚黄伯伯在乌鲁木齐八一农学院当领导，我们三人径直去找他落脚打听。黄伯伯在运动中已经“靠边站”了，听清我们的来意，劈头盖脑给我们一顿训斥：“你们这些没出过远门的孩子真是懵懂，新疆哪里是你们想象的那个样子，不多说了，吃饱饭，休息一宿，赶快回湖南去！”商量了一晚，宋曼玲说：“那还是靖县好些。我们园艺场栽了好多橘子树，橘子树长大了，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她们两人又直接回了火车站。只有我还是心有不甘，想起在长沙和靖县的遭遇就不想回头，加上离姐姐所在的伊犁也不远了，一心想去投奔姐姐进兵团。一打听，去伊犁要翻过天山到南疆，路程还有一千多公里，不过，农四师在乌鲁木齐设有办事处倒是离得不远，可以找机会搭便车去伊犁。于是告别了同伴，一个人去了办事处。农四师办事处接待湖南人很热情，一位工作人员凑巧认识我姐姐，他悄悄告诉我：因为你父亲的缘故，你姐姐姐夫正在挨批斗，你现在最好不要去！

    原来我姐姐到连队担任卫生员后，因为经常要下基层巡弋，茫茫戈壁沙滩，地广人稀，连长不放心，经常亲自陪同护送。他是个甘肃汉子，憨厚老实，和姐姐相处时间一长，双方就有了感情，报告要求结婚，谁知惹恼了上级。因为安排八千湘女入疆是有长远考虑的，主要是解决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配偶问题，而我姐夫只是个连长，级别不够。报告没有批准，另外给我姐姐指定了对象，我姐姐却坚决不从，铁了心要嫁给连长姐夫。不服从组织安排，这还了得！从此以后，婚虽是勉强结了，姐姐姐夫都没了好果子吃。同去的姐妹们升的升官、转的转籍、调的调机关，只有我姐姐在连队一呆就是几十年，直到退休，拿着微薄的几百元退休金。儿女都在当地就业，正是“一颗红心献青春，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幸而苍天有眼，善有善报，她的外孙女“胖丫”争气，考上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去年暑假，我叫她来了长沙一趟，这孩子眉眼活象我母亲——她的老外婆，一颦一笑极有母亲当年的丰韵，又和母亲同样学的外语专业，毕业后极有可能留在北京工作。算来百年沧桑，京城冯氏家族也许要再出人材，了却我母亲的未竟之志了。此是后话不表。

    工作人员的悄悄话在我的耳中不啻晴天霹雳，震得我昏昏沉沉，不知不觉又走到了火车站，曹志华和宋曼玲要等下午的车，我本来是打算给她们送行的，上了火车话别，她们一边一个紧拉着我的手，不让我下车。正在拉拉扯扯，列车开动了，本来犹豫不决的我就被她们拖着又回了长沙。

    回到长沙以后不久，听说我们靖县五中知青“牛筋”、“汉奸”、“俞氏”、西西、曼群等二三十人步我们的后尘也去了新疆。不过他们没有我们的运气好，既没有“韶山红卫兵”的护身符，又没有可以投靠的亲友，刚到乌鲁木齐就被送进了收容所，立刻就被遣送回了原籍，来来去去、辛辛苦苦坐了半个月的火车。不过他们旅途中患难与共，相互照顾，加深了友谊，至今我们都是极好的朋友。更有“汉奸”和曼群一对擦出了感情火花，后来回到靖县，就在那里结婚成家生子，先后调回长沙工作、退休，不久前同学们都去喝了他们的“花甲酒”，也算是成就了一段知青美满佳话。

   姐姐的外孙女胖丫

          部分靖县五中知青合影

           姐姐姐夫幸福的一家

    我随着哥哥加入了造反的行列。1967年的夏天，长沙造反派声势浩大，各地的返城知青也纷纷成立了造反组织，例如湘江风雷知青支队、直属支队，还有红一线、知青造反团等等。各个组织联合行动，高喊着“我们要户口，我们要生存，我们要返城”的口号，举行了几千人的游行。造反派还迅速包围占领了当时的南区公安分局，要求给知青上户口。听到消息以后，我赶忙拿着家里的户口簿跑去，只见南区公安分局里已是人山人海、万头攒动，都在争先恐后地排队上户口。我也努力挤进去，果然我的名字又上了家里的户口簿，还给我发了几个月的粮票。不过我当时高兴得太早，只过了几个月，造反派失势，我的户口又被注销了，我又还原成个一无户口二无口粮的返城知青。

    我哥哥他们一群江永知青驻扎在湖南省委招待所，他们都是有思想、写作能力很强的大哥哥姐姐。他们写出了大量的文章，控诉他们在江永几年遭遇的苦难。他们的文章张贴出去以后，总是引来许多人观看，许多人一边看还一边议论，流下同情的泪水。他们还派人上北京送材料，向中央有关部门直接反映情况，恳求中央来人调查解决。

    当时我总是跟在这些哥哥姐姐的身后，帮着写材料、贴标语、发传单。为了写材料，我也跟他们一起到韭菜园的农业厅招待所“提审”过“走资派”杨第甫。杨在五、六十年代曾担任湖南省委秘书长，分管知青上山下乡工作。通过“提审”，我了解到湖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由来和一步步发展。我感觉到决策者在考虑和布置国家大事的时候，“知识青年”只是一个数字和观念，“上山下乡”只是一种策略和手段，大约从来没有把我们当作活生生的人来看待过。

    在这段时间里，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偷了公家的东西。因为身上的衣服太破，又没有钱和布票添置衣服，发现招待所的被单到处乱扔，就麻起胆子用一大卷标语裹夹着一床被单回了家，将被单染成青色，请裁缝做了套衣服。因为染色的技术太差，深一块、浅一块的，当时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文革逐渐从文斗发展为武斗，两派都到军事单位抢枪。有一个江永男知青想讨好我，要送我一枝白朗宁手枪，我拿着把玩了几天，还是退还给了他。后来同说有知青在武斗中被打死了，被称为“烈士”，不过这种光荣头衔只在自己的组织里被人短暂地记得。我至今不能忘记亲眼目睹的一幕惨剧。有一个江永知青在省委招待所食堂里为了吃饭的口角不小心拉响了手榴弹，当场炸伤四个人。一个头头立即将这个知青捆绑起来拖到院子里，一梭子子弹扫射过去，这个知青的双腿顿时血流如注，惨不忍睹。我看到这一幕心里沉重极了，马上回家，从此再不去了。后来听说受伤的知青死了，开枪的头头在文革后期也被枪毙了。在那场疯狂的政治运动里，人们打过来杀过去，可谁的命运也没有变好。

    转眼到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入了“要安定团结”、“斗批改”的阶段。革命委员会成立，部队介入文革，军宣队进驻，地富反坏右都被关起来，参加过“打砸抢”的人也都被抓起来审查。我大弟弟因为街道上无休无止来抄家、挖地三尺找旧社会埋藏的枪支弹药，忍无可忍和干部吵起来，推推搡搡中打了街道主任一拳，也被军宣队关押起来，说他是“阶级报复”，打得吐血。一个耳光打下去，耳膜破了，到现在还是半边聋。江永县也派人到家里把我哥哥抓回了江永，关了两年才放出来，究竟是什么罪名，我们至今仍不清楚。哥哥出来身体已经不行了，没多久得了败血症，又没钱治，1974年去世了。街道干部还带人冲到我家来开我母亲的批斗现场会，说她是支持唆使子女造反的黑后台。他们进来的时候，母亲正在对着我父亲的遗像独自垂泪。街道干部去摘像框，发现像框两旁我母亲用小楷工工整整地写着一副挽联，上联是“子欲养，亲不在”，下联是“树欲静，风不止”。这还了得，这明显是恶毒攻击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老右派、历史反革命鸣冤叫屈，立刻把我母亲拉出去关进了街道办的“学习班”。

    斗的斗了，批的批了，关的关了，这就叫安定团结。只剩下我和小弟弟在家，早已揭不开锅，叫天不应，叫地不灵。街道上天天催我快点回靖县去，我们一起下放返城的知青一个个回了靖县，只有我还是不敢回去。想起那二十箱蜜蜂，我走后肯定是跑得无影无踪，回去怎么赔得起大队上的贷款，说不定还落个“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名。不久又听说返靖的知青不少挨了批斗，下放在园艺场我们五中带队知青孟铁强被批斗后投塘自尽，我就更不敢回去了。走也不行，不走也不行，老天啊，天这么宽，地这么广，怎么就没有一块我们母子们安安静静生活的天地！

    此时我的一个熟人魏老师来看我，平日里我们喜欢在一起谈论文学作品。她很同情我，劝我在长沙找个人嫁了算了，只要嫁了人，生活就有着落了。我看多了文学作品，想象中的婚姻应是纯真爱情的归宿，为活命嫁人那不是历史、人格倒退了好多世纪吗？魏老师费了好多口舌，要我好好想想，想通了去找她，临走前说：“你最好早点做决定，街道上逼得急，回下放地没有好日子过，留在长沙至少还可以照顾你妈妈和弟弟”。

    正在思前想后，邮递员送来了新疆姐姐的信。信上问我怎么还没有去，说他们虽然受了点冲击，日子还过得去。姐姐还告诉我，近来内地跑去新疆的女孩子不少，他们连队许多老单身汉都讨了老婆。她已经帮我物色了一个年轻的复员军人，又能干，脾气又好。她已经把我的照片给他看了，男方很满意，答应给我做几套新衣服。姐姐还说，现在去还来得及，只要结了婚，马上就可以迁户口。要赶快，赶上今年分秋粮。

    看着姐姐的信，我凄然一笑。又是嫁人，也是嫁人！看来我们返城女知青除了嫁人没有路走了。与其嫁个素不相识的远方人，还不如听魏老师的劝，就在长沙找个安身之处算了。晚上去了魏老师家，她很高兴，夸奖我识时务，说：现在女知青要想嫁城里人还不容易，听说过长沙给返城女知青编的顺口溜吗：“不是不爱你，吃不起黑市米”！还幻想什么白马王子，死了这条心面对现实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她要我第二天晚上再去一趟，只说是借书，不说别的。

    第二天晚上，我如约而至，看到她家坐了个青年人，上上下下打量我。隔天，魏老师高兴地来报信，说昨晚那个人看上我了，问我的印象如何。我说15支光的泡子灯光太暗，没看清楚，好象蛮成熟老练，有文化，但不象干部也不象工人。魏老师说：“你们今晚自己见面谈吧。我可没有介绍你是知青，只说是我们学校代课的音乐老师。”

    晚上会面，我竹筒倒豆子什么都交代了，他也谈了他的过去：他姓彭，读中专时划为右派，后来中央有指示，中专学生不划右，毕业时甄别摘帽了。他先被分配进厂当技术员，后来被精简回了长沙，现在区办厂子搞技术，描图、车工都来得。父亲已过世，哥哥已成家，他因为历史原因，婚姻高不成低不就，母亲与他住在黎家坡自己的小房子里。他表示不嫌弃我的知青身份，那是社会不给我机会，愿意带我到社队企业学技术，还可以带我弟弟做徒弟。我感觉他和我有相似的不幸，应该有共同语言，对家里也会有帮助，就下决心跟随他去闯荡江湖吧。

    于是便约好去领结婚证。当年领结婚证必须要有男女双方单位的证明，我是个“三无”知青，到哪里去打证明。好在彭有化工知识，买来草酸和氧化剂，找到一张盖有公章的信笺纸，将纸上的字迹褪掉，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了。为避免碰到熟人，我们特意去了北门一个街道办事处，凭着这张证明，街道民政办同意打结婚证。手捧红宝书，先对着毛主席像高唱《东方红》，高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三鞠躬，礼成。假证明换来了真结婚证，这年彭29岁，我19岁。

    从此，我与彭一起开始了到处讨生活的流浪——长沙俗称“打机械流”，也就是到株洲、岳阳、汨罗、湘潭等各地公社、大队的农机厂去打工或接些加工业务。彭通过朋友关系，将我的大弟弟介绍进了府后街的湘江模具厂任当家钳工，他在那里工作到退休。在流浪期间，我练就了一手好技术，车工钳工都来得，我也遇到很多江永知青，他们也和我们一样在跑江湖，许多成为当时社队企业的技术骨干，不过他们的户口仍在江永，他们的身份仍然是知青。

    生活向我打开了另一扇门，通向一条更加艰辛的小路，我料想不到婚姻竟是另一场噩梦的开始。彭是一个有多面性的人，一方面他脑子活泛，许多问题我们有相同的看法，而且他对家里的生活来源是负责的，随着孩子一个个降生，生活的重担几乎全部压在他一个人肩上，他并不叫苦，总是想方设法去挣钱来维持一家人的温饱。但另一方面，相处不久我就发现他是个性格暴躁、缺乏修养的男人。婚后不久，我们同去看电影，他要我拿着他的手套，出电影院后发现手套只剩下一只，他大发雷霆，指着我的鼻子大骂，引来很多人围观。我的眼泪象断线的珠子滚滚滑落，真恨不得在地上打个洞钻进去。冬天我洗完脚后顺手将自己的袜子带进寝室，没有注意他的袜子还留在洗脚盆边，他又是一餐骂，顺便给我上一堂“夫权”课：“以后你的任务就是伺候好我娘和我！”我从小父母珍爱，从未挨过骂。父亲的传统家教也很严：笑不露齿，坐不摇身，语不高声。母亲则用一些西方礼仪引导我：要忍让，别人打你的左脸，应该将右脸也伸过去，原谅宽恕别人，感化别人。在我当时那种“黑市堂客”倒流城市女知青的身份下，既没有政治地位也没有经济地位，我能做的只有忍气吞声，逆来顺受。

    彭的父母都是贫苦出身，大字不识。他父亲旧社会经营些小买卖，解放后公私合营进了单位，已经过世了。母亲刘氏一双小脚，虽不识字却非常精明。她在旧社会受过婆婆不少气，如今多年媳妇熬成婆了，对我这个知青媳妇、黑市堂客家规更加严厉。我每次回娘家，她都要毫不客气地检查我的提包，看是否夹带了东西。家里规定有男人专用的脸盆、提桶、脚盆甚至晒衣竹篙，女人是不准乱用的。我初过门不懂规矩，第一次洗澡正在用香皂擦身，她冲进来就是一顿大骂：“男人洗脸的香皂你拿着洗下身，你太不要脸了！”骂得我半天回不过神。还有一次她把自己的袜子剪成碎片，当着我的面撒了一地，我不敢问缘由，彭回来一起分析，才想起是彭为我买了两双尼龙袜没有给她买。以后，彭凡是给我买东西，必定为娘同样买一份，不管需不需要。

    自己酿的苦酒只有自己咽。婚后第二年生下大女儿，三个月大的时候，我偶然发现彭与别的女人有染。原来彭在婚前已谈过很多女朋友，婚后依然沾花惹草。我当时不懂世事，把夫妻相互忠诚看得比命都重要，我歇斯底里大哭大闹，跑去打了那女人一巴掌，还愤怒指责彭的不忠：“我哪点不好，你要如此？”想象彭应该会赶快检讨保证，下不为例。谁料他却轻松地说：“你没什么不好，但再好也只是碗红烧肉，我总不能天天吃肉，间常也要吃点小菜嘛，这是我们男人的特权。”他的话深深伤害了我，我开始厌倦这场婚姻，打点行李准备离开他回靖县去。可是我母亲阻拦住我：“你既然已经生下了女儿，就是牺牲自己也要带大孩子，怎能一走了之呢？”看着襁褓里的孩子，母亲的话震住了我，让我记了一辈子，直到四个孩子都成年且事业有成以后，我才认真地为自己考虑。彭看到我提着行李又回来了，更认定我离开他会无路可走，也就更加轻视我了。

    生下大女儿后，因为彭和婆婆都不满意，我自己又不懂避孕，接二连三地生下三个女儿，婆婆的脸色就更难看了。好在三女儿刚满月，就又怀上了老四。七十年代的运动一个接一个，历次运动彭都是受害者。1974年全国开展批判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道路的阴谋，市工商局打击办硬说彭的个体劳动自由职业是投机倒把、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报公安局逮捕关押，巡回游斗几十场。关押到1975年，要求我们家属积极退赔减轻处罚,我们把所有的家具、手表、好一点的衣服都交给打击办，还说不够，他母亲只好忍痛把住的私房房契也交上去了，共折算了2000多元。结果正式宣判时，认定他从1963年精简回长沙到1974年被逮捕前，个体劳动都未经批准，定性为投机倒把；历年收入估计应有20000多元，全部定性为投机倒把收入，因为只退赔2000多元，故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宣判的第五天，老四降生了，这回是个男孩。但我们一家很快被扫地出门，因为彭家的私房要没收，抵判决的退赔款。婆婆被大儿子接走了，我生孩子还没满月，怀里抱一个，背上背一个，一左一右各牵一个，拖着四个孩子投奔娘家。沿街人群观看，啧啧连声，我此时眼泪早干了，脑袋也木了，机器一样往前走，忽听得大喇叭里在播放《洪湖赤卫队》里韩英的唱段：“彭霸天，丧天良，霸占田地，强占茅房，把我的爹娘赶到了洪湖上。那天风雪纷纷下，我娘生我在船舱……”，我突然笑起来。六岁的大女儿佳佳仰起头问我笑什么，我说：“不要怕，外婆的小屋就是你们的船舱呀。”母亲怕我得神经病，赶紧安慰我，我们娘娘崽崽就挤住在母亲八平米的小屋。我的小弟弟正在制鞋厂学徒，就去同事宿舍搭铺了。

         1967年返城的我

     1976年最艰难的岁月

    我一边工作一边跑户口，到1975年底，城南路派出所终于同意为我向南区分局转报。这时必须从靖县办理户口迁出手续。我又要上班，又带着几个孩子，如何走得开？婚后我一直不好意思，有意回避与所有知青同学的联系，也不知是否有哪个同学还留在靖县。急中生智，写了一封求救信，信封上只写：靖县飞山公社塘湖大队长沙知识青年收。我的希望没有落空，这封信落到了与我同时下放、当时还在洪家冲生产队的周学礼手上。他看了信马上帮我跑到公社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公社开始不同意，说要我自己回去，先把这么多年的一些事情讲清楚。周学礼回答说：“那好，只不过她会要带着四个孩子来，先把户口上到你这里。”公社秘书一听急了，赶忙开了迁移证。我收到他寄来的这张对我至关重要的薄纸，激动得几夜没有睡着。

    可是，迁移证交到派出所后，盼星星、盼月亮，又盼了半年还没有批下来。一打听，有人告诉我，上次是以服刑人员家属的身份上报的，上面不批。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快离婚，以知青病退回城的理由重新申报。这个主意让我心里开了锅。彭是受害者，我们无论感情好坏总算患难夫妻，他又是为了家庭生计获的刑，如果我提出离婚，别人肯定说我不仁不义，彭也可能恨我一辈子。但是，想来想去，没有两全之计。纸箱厂很快要解散，我没有户口以后再去哪里找工作？孩子们一天天大了，没有户口以后怎么读书入学？容不得瞻前顾后，一咬牙向南区法院提起了离婚诉状。法院很快就下了离婚判决。我再次写信给周学礼，请他再帮忙办知青证明。终于，1977年3月，派出所通知我去上户口，我长达十二年的知青生涯终于结束了。我给儿子取了“四立”这样一个没有诗意却很有纪念意义的名字——他是第四个孩子，在他出生以后，我们才立了户口。

    就在这一年的八月，党的第十一届代表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永远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是祸国殃民的十年浩劫。我家被没收的房屋于1985年落实政策退还了，省参事室也按干部遗属待遇给我母亲开始发放生活补贴。彭也于1983年被宣布无罪释放，虽然那时《赔偿法》还没有制定，八年冤狱没有赔偿一分钱。他家的房子经我们上百次反映要求，在市人大的过问下，于1999年退还。1984年我们又复了婚，一起重新打拼创业。十年后，小有成就，彭故态重萌，坚持实行他的“红烧肉理论”，在其他许多问题上我们也出现了深刻的分歧，终于导致双方于2001年和平地彻底分手。我母亲于1989年病逝，与父亲合葬于金盆岭。2002年，王氏家族的后人们齐聚金盆岭寝园，祭奠我父亲的百年诞辰。每年的母亲生日和清明节，我和弟弟以及我们的孩子们都会去祭扫。我们和孩子们创立了几家民营企业，每年向国家上缴数百万元税金，并容纳了一大批城乡人士就业。我去年以知青身份办理了退休养老社会保险，现在人退心不退，仍继续担任行业协会副会长职务，并参加各种社会活动。2004年，我与初恋情人各自历尽坎坷又走到一起，相依为命度晚年，我相信，这辈子除了死神恐怕没有什么人间的力量能够把我们再分开了。晚辈们对我们的选择都非常理解，子女孙辈时常与我们团聚，笑语满堂。

    我们几十年友情的靖县知青战友仍然经常聚会，虽然我们的容颜随着岁月无可奈何地慢慢老去，但我们的心灵永远是不老的知青。今天我们欢笑着，呼朋唤友，明天我们也一定会互相搀扶着，笑看夕阳！

    只是偶然我会从噩梦中惊醒，梦中有人又要把我和孩子们赶到农村去当知青。我有时也会梦见，我徜徉在北京的某条胡同小巷里，在那百年古宅厚重斑驳的大门前，扣响了锈迹斑斑的门环，耳边传来电视剧《渴望》的主题歌：

    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漫漫人生路上下求索 ，心中渴望真诚的生活。谁能告诉我 ，是对还是错，问询南来北往的客。
    恩怨忘却 ，留下真情从头说，相伴人间万家灯火 。故事不多 ，宛如平常一段歌，过去未来共斟酌。

    读“燕归来”，才真正知道还有那么多苦命的知青大哥哥大姐姐，想我八年知青生涯算什么。燕姐姐年轻时的遭遇苦到头了，到如今，人丁兴旺，事业有成，正应了好人好报。

    其实，回忆过去 ，是对自己一生走过的路的回顾，苦也好累也罢，总留在人的心中，它就在你的心中，挥也挥不掉，抹也抹不去。直面它，才对了

读“燕归来”，感慨万分！我外祖父也是早期国民党将官，要不是那时候我和姐姐年龄还小，我们的处境一定不会比燕姐姐好。。。忆苦思甜，我应更珍惜今天！

好人终归有好报! 祝燕姐姐生活美满，事业兴旺！谢谢同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