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队上只留下我一个女的时,一个远方的姨,也曾给我介绍过对象,对方是曙光电子管厂的技术员,大学生,上海人,说只要我同意和他结婚,就可以和他一起到曙光下面的怀化电子管厂.我当时处境比你好多了.想都没想就拒接了,一是没感情,不了解他的为人,二是怕和他好了,后会被他控制,动不动拿此事来压我.如其这样,还不如当农民.所以我没去见他.
不知你以后情况怎样?




1968年秋季,对造反派开始了大规模的秋后算帐。街道干部威逼我立即回农村,母亲和大弟弟还关在“学习班”,我只好去找才认识几天的彭商量。彭建议我躲到他家去,跟他妈妈睡。我再一次横心离开了空荡荡的家。半个月后,母亲从“学习班”被放回家,听我说了彭的情况,她坚决不同意。我急了,说同不同意都是木已成舟、生米成了熟饭,我有什么办法,只有认命了。母亲叹息着对我说:“你执意要走这条路,妈妈也不能拦着你,要怪只怪你的父母对不起你了。唉,昔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进了人家的门,你的心气不要太高了。”
于是便约好去领结婚证。当年领结婚证必须要有男女双方单位的证明,我是个“三无”知青,到哪里去打证明。好在彭有化工知识,买来草酸和氧化剂,找到一张盖有公章的信笺纸,将纸上的字迹褪掉,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了。为避免碰到熟人,我们特意去了北门一个街道办事处,凭着这张证明,街道民政办同意打结婚证。手捧红宝书,先对着毛主席像高唱《东方红》,高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三鞠躬,礼成。假证明换来了真结婚证,这年彭29岁,我19岁。
从此,我与彭一起开始了到处讨生活的流浪——长沙俗称“打机械流”,也就是到株洲、岳阳、汨罗、湘潭等各地公社、大队的农机厂去打工或接些加工业务。彭通过朋友关系,将我的大弟弟介绍进了府后街的湘江模具厂任当家钳工,他在那里工作到退休。在流浪期间,我练就了一手好技术,描图、车工、钳工都来得,我也遇到很多江永知青,他们也和我们一样在跑江湖,许多成为当时社队企业的技术骨干,不过他们的户口仍在江永,他们的身份仍然是知青。
生活向我打开了另一扇门,通向一条更加艰辛的小路,我料想不到婚姻竟是另一场噩梦的开始。彭是一个有多面性的人,不幸的人生经历尤其是早年划为右派、失去正式工作,以及以后多次运动挨整和牢狱之灾,对他的性格和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多次的恋爱失败更使他不再相信人间有真情。一方面他脑子活泛,许多问题我们有相同的看法,而且他对家里的生活来源是负责的,随着孩子一个个降生,生活的重担几乎全部压在他一个人肩上,他并不叫苦,总是想方设法去挣钱来维持一家人的温饱。但另一方面,相处不久我就发现他是个性格暴躁、缺乏修养的男人。婚后不久,我们同去看电影,他要我拿着他的手套,出电影院后发现手套只剩下一只,他大发雷霆,指着我的鼻子大骂,引来很多人围观。我的眼泪象断线的珠子滚滚滑落,真恨不得在地上打个洞钻进去。冬天我洗完脚后顺手将自己的袜子带进寝室,没有注意他的袜子还留在洗脚盆边,他又是一餐骂,顺便给我上一堂“夫权”课:“以后你的任务就是伺候好我娘和我!”我从小父母珍爱,从未挨过骂。父亲的传统家教也很严:笑不露齿,坐不摇身,语不高声。母亲则用一些西方礼仪引导我:要忍让,别人打你的左脸,应该将右脸也伸过去,原谅宽恕别人,感化别人。在我当时那种“黑市堂客”倒流城市女知青的身份下,既没有政治地位也没有经济地位,我能做的只有忍气吞声,逆来顺受。
彭的父母都是贫苦出身,大字不识。他父亲旧社会经营些小买卖,解放后公私合营进了单位,已经过世了。母亲刘氏一双小脚,虽不识字却非常精明。她在旧社会受过婆婆不少气,如今多年媳妇熬成婆了,对我这个知青媳妇、黑市堂客家规更加严厉。我每次回娘家,她都要毫不客气地检查我的提包,看是否夹带了东西。家里规定有男人专用的脸盆、提桶、脚盆甚至晒衣竹篙,女人是不准乱用的。我初过门不懂规矩,第一次洗澡正在用香皂擦身,她冲进来就是一顿大骂:“男人洗脸的香皂你拿着洗下身,你太不要脸了!”骂得我半天回不过神。还有一次她把自己的袜子剪成碎片,当着我的面撒了一地,我不敢问缘由,彭回来一起分析,才想起是彭为我买了两双尼龙袜没有给她买。以后,彭凡是给我买东西,必定为娘同样买一份,不管需不需要。
自己酿的苦酒只有自己咽。婚后第二年生下大女儿,三个月大的时候,我偶然发现彭与别的女人有染。原来彭在婚前已是情场老手,婚后依然沾花惹草。我当时不懂世事,把夫妻相互忠诚看得比命都重要,我歇斯底里大哭大闹,跑去打了那女人一巴掌,还愤怒指责彭的不忠:“我哪点不好,你要如此?”想象彭应该会赶快检讨保证,下不为例。谁料他却轻松地说:“你没什么不好,但再好也只是碗红烧肉,我总不能天天吃肉,间常也要吃点小菜嘛,这是我们男人的特权。”停顿一下,他反过指责我:“当年要不是我收留你,你早就饿死了。你现在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你还不满足要怎么样?!”
他的话深深伤害了我,我开始厌倦这场婚姻,打点行李准备离开他回靖县去。可是我母亲阻拦住我:“你既然已经生下了女儿,就是牺牲自己也要带大孩子,怎能一走了之呢?”看着襁褓里的孩子,母亲的话震住了我,让我记了一辈子,我明白我和彭终究不是一路人,但为了孩子,我现在还不能离开他。直到四个孩子都成年且事业有成以后,我才认真地为自己考虑。看到我提着行李又回来了,彭更认定我离开他只会无路可走,从此也就更加轻视我了。
生下大女儿后,因为彭和婆婆都不满意,我自己又不懂避孕,接二连三地生下三个女儿,婆婆的脸色就更难看了。好在三女儿刚满月,就又怀上了老四。七十年代的运动一个接一个,历次运动彭都是受害者。1974年全国开展批判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道路的阴谋,市工商局打击办硬说彭的个体劳动自由职业是投机倒把、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报公安局逮捕关押,巡回游斗几十场。关押到1975年,要求我们家属积极退赔减轻处罚,我们把所有的家具、手表、好一点的衣服都交给打击办,还说不够,他母亲只好忍痛把住的私房房契也交上去了,共折算了2000多元。结果正式宣判时,认定他从1963年精简回长沙到1974年被逮捕前,个体劳动都未经批准,定性为投机倒把;历年收入估计应有20000多元,全部定性为投机倒把收入,因为只退赔2000多元,故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宣判的第五天,老四降生了,这回是个男孩。但我们一家很快被扫地出门,因为彭家的私房要没收,抵判决的退赔款。婆婆被大儿子接走了,我生孩子还没满月,怀里抱一个,背上背一个,一左一右各牵一个,拖着四个孩子投奔娘家。沿街人群观看,啧啧连声,我此时眼泪早干了,脑袋也木了,机器一样往前走,忽听得大喇叭里在播放《洪湖赤卫队》里韩英的唱段:“彭霸天,丧天良,霸占田地,强占茅房,把我的爹娘赶到了洪湖上。那天风雪纷纷下,我娘生我在船舱……”,我突然笑起来。六岁的大女儿佳佳仰起头问我笑什么,我说:“不要怕,外婆的小屋就是你们的船舱呀。”母亲怕我得神经病,赶紧安慰我,我们娘娘崽崽就挤住在母亲八平米的小屋。我的小弟弟正在制鞋厂学徒,就去同事宿舍搭铺了。
1967年返城的我
1976年最艰难的岁月





小儿子满月后,我找到城南路办事处要求解决户口和工作,管事的书记说,根据我的情况,应该遣送我回原来下乡的农村去。我答道:“那好!不过,四个孩子我就交给国家负责了。”书记沉吟片刻,关切地说:“其实知道你是在这条街上长大的,都说你是个好妹子,就是冒嫁对人。这样吧,先到居委会的纸箱厂做临时工,改天我们签个意见,去派出所申报户口吧。”此后我就进了居委会工厂,几娘崽总算有了我每月30元的合法工资收入维持生活。母亲看着家里实在太挤,我负担太重,带着我两岁的三女儿到新疆姐姐家住了几年。
我一边工作一边跑户口,到1975年底,城南路派出所终于同意为我向南区分局转报。这时必须从靖县办理户口迁出手续。我又要上班,又带着几个孩子,如何走得开?婚后我一直不好意思,有意回避与所有知青同学的联系,也不知是否有哪个同学还留在靖县。急中生智,写了一封求救信,信封上只写:靖县飞山公社塘湖大队长沙知识青年收。我的希望没有落空,这封信落到了与我同时下放、当时还在洪家冲生产队的周学礼手上。他看了信马上帮我跑到公社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公社开始不同意,说要我自己回去,先把这么多年的一些事情讲清楚。周学礼回答说:“那好,只不过她会要带着四个孩子来,先把户口上到你这里。”公社秘书一听急了,赶忙开了迁移证。我收到他寄来的这张对我至关重要的薄纸,激动得几夜没有睡着。
可是,迁移证交到派出所后,盼星星、盼月亮,又盼了半年还没有批下来。一打听,有人告诉我,上次是以服刑人员家属的身份上报的,上面不批。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快离婚,以知青病退回城的理由重新申报。这个主意让我心里开了锅。彭是受害者,我们无论感情好坏总算患难夫妻,他又是为了家庭生计获的刑,如果我提出离婚,别人肯定说我不仁不义,彭也可能恨我一辈子。但是,想来想去,没有两全之计。纸箱厂很快要解散,我没有户口以后再去哪里找工作?孩子们一天天大了,没有户口以后怎么读书入学?容不得瞻前顾后,一咬牙向南区法院提起了离婚诉状。法院很快就下了离婚判决。我再次写信给周学礼,请他再帮忙办知青证明。终于,1977年3月,派出所通知我去上户口,我长达十二年的知青生涯终于结束了。我给儿子取了“四立”这样一个没有诗意却很有纪念意义的名字——他是第四个孩子,在他出生以后,我们才立了户口。他比三个姐姐都幸运,才一岁多就上了户口,再不是“黑人”了(指没有合法户口登记的人口)。
就在这一年的八月,党的第十一届代表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永远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是祸国殃民的十年浩劫。我家被没收的房屋于1985年落实政策退还了,省参事室也按干部遗属待遇给我母亲开始发放生活补贴。彭也于1983年被宣布无罪释放,虽然那时《赔偿法》还没有制定,八年冤狱没有赔偿一分钱。他家的房子经我们上百次反映要求,在市人大的过问下,于1999年退还。1984年我们又复了婚,一起重新打拼创业,并伺奉他母亲到84岁高龄辞世。不过,彭始终记恨我曾经与在监狱服刑的他离婚,而我也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当年因为知青身份在他家里受到的种种伤害与屈辱。十年后,小有成就,彭故态重萌,坚持实行他的“红烧肉理论”,在其他许多问题上我们也出现了深刻的分歧和矛盾,终于导致双方于2001年和平地彻底分手。彭依然快乐而烦恼地生活着,也是从那时起,我才感觉到自己真正摆脱知青命运的阴影,找回做人的尊严。
我母亲于1989年病逝,与父亲合葬于金盆岭。2002年,王氏家族的后人们齐聚金盆岭寝园,祭奠我父亲的百年诞辰。每年的母亲生日和清明节,我和弟弟以及我们的孩子们都会去祭扫。我们和孩子们创立了几家民营企业,每年向国家上缴数百万元税金,并容纳了一大批城乡人士就业。我去年以知青身份办理了退休养老社会保险,现在人退心不退,仍继续担任行业协会副会长职务,并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天亦有情,2004年,我与初恋情人都历尽坎坷又走到一起,相依为命度晚年,我相信,这辈子除了死神恐怕没有什么人间的力量能够把我们再分开了。晚辈们对我们的选择都非常理解,子女孙辈时常与我们团聚,笑语满堂。直到晚年,我终于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回顾往事,我可以自信地说,我无愧于社会,无愧于父母,无愧于子孙!
我们几十年友情的靖县知青战友仍然经常聚会,虽然我们的容颜随着岁月无可奈何地慢慢老去,但我们的心灵永远是不老的知青。今天我们欢笑着,呼朋唤友,明天我们也一定会互相搀扶着,笑看夕阳!
只是偶然我会从噩梦中惊醒,梦中有人又要把我和孩子们赶到农村去当知青。我有时也会梦见,我徜徉在北京的某条胡同小巷里,在那百年古宅厚重斑驳的大门前,扣响了锈迹斑斑的门环,耳边传来电视剧《渴望》的主题歌:
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漫漫人生路上下求索 ,心中渴望真诚的生活。谁能告诉我 ,是对还是错,问询南来北往的客。
恩怨忘却 ,留下真情从头说,相伴人间万家灯火 。故事不多 ,宛如平常一段歌,过去未来共斟酌。
(知青聚会:前排左起:王德玲、龙励志、李卫国、罗曼群、俞集歧;二排左起:王时燕、程树人、胡希希、曹志华、刘传信;三排左起:孟企平、郭文祥、李小二、杨承道、於汉忠)












“ 燕归来”毫无保留地将十二年的知青生涯袒示给了知青朋友,短短几万字浓缩了太多的人生坎坷和心路感悟,赤子之心,皇天可鉴。
大多知青返城是新生活的开始,你的返城却是另一种苦难的开端,亏你这么柔弱的身躯却担起如此沉重的生活重担,如果没有超常的意志和忍耐力是万难办到的。与你相比,招工后的我们大多数知青是十分幸运的了。正因为如此,你也早得风气之先,挣脱了体制的束缚,在商海中拼搏进而获得人生的丰硕成果。更值得庆幸的是丘比特再次眷顾了你,使你与犟牛兄历尽磨难,终成眷属,谁又能说这不是上帝的旨意呢。
尽管成文较快,我相信这些故事在“燕归来”的脑海中已经千百次地被咀嚼过了,变成网上的文字又不知熬了夫妇俩多少个不眠之夜。感佩之余,无以为敬,只好将此前曾赠与俩位的小诗再录之于后,以表赞意:
王者裙钗真英雄
彼时长门问出身
三春燕雏衔泥苦
廿年掘金终得成
敢将前功龄蜕去
更把风流与江东
伉俪重展大鹏翅
琴瑟和鸣唱晚程.
说明:“金龄”和“鹏程”是王时燕创建的公司之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