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碌之余，当我躺卧在杂草丛中，百无聊赖地呆望着天空南来北往的云朵，就遥想起远在长沙苦命的母亲。母亲是出生于京城望族的大家闺秀，她的祖父冯汝骙最后一任官职是宣统末年的江西巡抚，《清史稿》中留下了对我这位外高祖的简短记载：“冯汝骙，光绪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户部主事，充军机章京，累迁郎中。后出知川、鲁、直、皖、鄂多省兼任多职。后以理财功升至浙江巡抚。辛亥年移抚江西。武昌变起，赣处下游，举省皆震。南昌军相应和，胁汝骙为都督，号独立，峻拒之。礼送出境，至九江，仰药殉。谥忠愍。”由此可知，我的外高祖遇上了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却不会顺应潮流和部下拥戴，当上江西都督、革命元勋，倒便宜了李烈钧那小子。他为表明效忠清廷，竟然仰药自杀以殉。虽然成就了自己的愚忠名节，却没有给后人带来任何好处。

    外高祖死后，社会巨变，家道中落，但外公还是京津地区四大名医之一，所以母亲小时候的生活还是衣食无忧的，她成为了燕京大学的毕业生，从事优裕的翻译工作。由于战乱加上婚姻的不幸，母亲辗转来到东北，并跟随我父亲来到了她素昧平生的湖南。父亲解甲归田以后，母亲洗尽铅华，操持家务，相夫教子。父亲去中南军政干校学习，家里生活困难，母亲与街坊一起成立织布社，日日夜夜纺纱织布，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她积极参加解放初期的群众扫盲工作，被录用到学校任教，但由于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也就被清洗回家。过苦日子时期，母亲保存下来为数不多的几件首饰都换成了沾着泥巴的罗卜和红薯，填进了我们姐弟们的肚子，几件压在箱底的衣裳也早改成了我们的童装。母亲经历了太多的离别，五十年代初将我同母异父的姐姐送去荒凉的新疆参军，成了“八千湘女”的一员，六十年代又先后把哥哥冯世续和我送到江永和靖县农村劳动。父亲被打成右派以后以及在文革中遭到无情批斗打击之时，母亲用她柔弱的肩膀艰难地支撑着父亲和岌岌可危的家，她与父亲相濡以沫，相守到老。父亲去世之后，我家的老院子被没收，母亲和两个年幼的弟弟被赶到两间狭小的公房居住，并经受着她曾经的扫盲学生、后来的街道干部们的抄家、管制、批斗。

    望着天边飞驰的白云，我仿佛听到母亲在向我呼唤：“燕子，你在那里还好吗？”我仿佛看见母亲在那八平方米的小屋里，坐在杂乱的床边，呆望着窗外天边北去的雁阵，口里喃喃地念诵着“又是一年春草绿哦……”。哦，母亲，你是想起了京城故宅门前碧波荡漾的什刹海边微风吹拂的柳枝，还是依稀听见了秋日长空里那天际传来的余音袅袅的鸽哨？女儿在靖县的山中为你遥遥祈福啊，这两地相思母女愁情何时能了？

    是青春鲜活的生命总要开花结果，但是，苦涩的雨水浇灌苦涩的土地，只能开出苦涩的花朵，结出苦涩的果实。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了，心里渐渐萌生出对爱情的朦胧渴望，但对于周围同时下乡的知青同学，我却无动于衷，对当地人投来的异样目光更是充满反感。因为在五中读初中时，有一位同级不同班的男同学与我相互有好感，让我不能忘记。当送我们上山下乡的汽车开出学校的时候，他竟然从送行的人群里冲出来，来到我坐的车窗下，与我握手告别，这在当时算是勇敢了。虽然我们什么都没有说过，但我们的脸上写满着的惆怅，似乎都明白那代表着什么。

    近两年的知青生活使我有了切身体会，我要写信告诉还在五中升读高中的他，告诉他在乡下的真实情况，要他千万不要重蹈覆辙，朦胧中也希望得到他的安慰和主意。于是我在信中写道：中学生下乡当农民根本不可能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相反，我们今后只会被落后习惯同化。这是文明向落后的倒退，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学生的流放，是当年苏联将不同政见者流放西北利亚的翻版，等等。信，发出去了，我天天盼望着回信。我相信自己的眼力，我相信自己不会看错，我们有相似的家庭背景和对事物的看法，有过纯朴的感情，我们的心不会因为两年的离别而疏远的。我多么期待着他的安慰成为我打发日子的精神寄托。

    在焦急漫长的等待后，回信终于飞来了！我避开最亲密的女伴曹志华，躲进油菜花盛开的田野，用微微颤抖的手撕开了信封，回信却让我大失所望。他在回信中狠狠地批判了我的落后思想，并告诉我，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他和全体同学很快也要奔赴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线了。在信的末尾他写到：惟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人类还有三分之二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没有解放，我们要把整个人生都献给革命都还嫌不够，哪里还有时间来谈什么个人感情呢！

    我愤怒地将回信连同信封撕成了碎片，用力地洒到油菜地里，纸片如同一只只白蝴蝶在黄澄澄的油菜花间飞舞，然后不见了。我破碎的心冰冷似铁，如果这算是我的初恋，那它就永远结束了，我已经在心里将它埋葬。我独自强咽下自己酿的苦酒，装出笑脸走回住房，连对最要好的朋友都不再提起。但是我在心里狠狠地说：有朝一日，我要是能再见到他，我一定第一句话就要对他说，恭喜你，革命成功了吧？

    一语成真。历尽离乱，三十年后我们果真在长沙一家咖啡厅里重逢了。他回答我问题的答案却真叫我大出意外、匪夷所思。原来他家的遭遇更惨，父亲、舅舅、哥哥先后去世，母亲也被打成“牛鬼蛇神”接受批斗，无家可归的他处处受人监视。在学校传达室拿到我的信，阅后大惊，第一个举动是看值守传达室的校工钟大伯的眼神，揣测他是否拆看过信，再打听是否有人见过这封信，然后就分析我写信的真正动机。因为当时长沙的文化革命正是如火如荼，领袖号召“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路人相遇，互问观点，一言不合，随处就可以成为大批判的舞台、群众专政的阵地。也的确有不少人大义灭亲，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妻子情人、朋友同事之间相互检举揭发，比比皆是。茶余酒后的闲谈、甚至枕边的私房话都抖落出来，成了整人的铁证。也有人戴罪立功，拿话试探，一有响应附和，马上交上去作为替自己减轻罪孽的本钱。我们分开两年，社会复杂，人心隔肚皮，突然来信，安知我不是故意倾吐些反动言论“引蛇出洞”？思想斗争一宿，终于念往日交情，将原信烧毁，连灰都丢进厕所，冲得干干净净，自觉对得起朋友。再义正辞严地回了一信，自信就是拿到中央文革、公安部去，也分析不出个毛病来。不成想假戏真唱，伤透了我的心，也影响了我后来的人生之路。每忆起这段往事，我心中就涌起对那场摧残人性的政治运动刻骨铭心的愤怒。

  我一直认为女知青同胞吃的苦比我们男同胞要多,向知青姐妹致敬.

燕归来的每一篇文章，都能打动人心。“乐人易，动人难”。

    我们一起下放的知青同学都是正派老实的,几年艰苦的农村生活,没有改变我们的本色。有一次，男知青程树人突然跑进我和曹志华的寝室，从来不敢和我们主动讲话、未曾开口就腼腆得脸红的他神色紧张地请我们去他的寝室。我们很纳闷，什么事让他急得一脸通红，原来，他是住在生产队粮仓的底下，一根房柱从上到下穿过。不知那天什么原因，顺着房柱漏下来一大堆谷子。我打趣说：“你的运气真好，正好缺粮，天上就掉下谷子来。”程树人立刻正色回答：“莫开玩笑罗，队上的公物动不得的。我就是请你们来当证明人的，马上去叫队长和保管员来处理。”当时知青的纯朴可见一斑。相比之下，倒是我们的东西稍不谨慎就不翼而飞，第二天，你就是亲眼看着个别社员挑的箩筐是你的，写着姓名的红漆还没有刮干净，你也不敢吱声。但我们还是不改初衷，几十年来，知青们没有斗过气，吵过架，团结互助，每次聚到一起都有讲不完的话，外人总嫌我们聒噪罗唣，可我们还是越讲越来劲。愈到晚年，我们也就愈加珍惜这份友情。

    1966年的冬天，文化革命的狂风也吹到了乡下，直吹得天下大乱。大批知青喊着“回城闹革命”的口号，纷纷返回了长沙。曹志华也悄悄和我商量，我心里想的是：我要是一走，这二十箱蜜蜂怎么办？长沙的家里又有地方能够容我栖身吗？正在犹豫不决，又一件倒霉的事落到我的头上。在我们生产队后面的山上，建起了一座军事用途的通讯站，驻扎了不少人。其中有个年轻人莫名其妙地就盯上了我，隔三差五地往我们寝室的窗户里塞情书。我对此总是一笑了之，却惹得通讯站的领导郑重其事地找到我兴师问罪：“清楚自己是什么出身吗？我们是军事保密机关，不要来影响我们的干部！”我也气极了，大声对着他吼道：“管好你的下级，不要跑到我们队上来骚扰女知青！”摔门而出，晾得他一愣一愣的，半天没转过气来。

    在凛冽的寒风里度过了1967年的春节，知青组没有菜吃，没有柴烧，两个男知青都不在队上，只留下了我和曹志华。我再也顾不得考虑蜜蜂过冬了，横下一条心，和曹志华一起卖掉了口粮，筹够了路费，终于踏上返城之路，像两只孤雁扑打着翅膀，飞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长沙。

  并不如烟的往事，苦涩苍凉的青春。

    难为燕归来还记得我有这么一段本色的出演，那时知青都是这样的呵。

    我虽然离开了靖县的土地,但知青的身份没有改变，回到长沙也只是一个没有户口、没有粮食关系、更没有工作单位的返城知青，我面前的知青生涯正长。

    回到故乡，长沙变了，再没有往日的祥和宁静，只有满城的喧嚣。街道上来来往往的是安着高音喇叭宣传“最新指示”的宣传车，街两边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红色黑色斗大的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虎视眈眈瞪着行人，看得你胆战心惊。走到哪里都是一堆一堆的人群，个个慷慨激昂，声嘶力竭地在大辩论，到处是捍卫毛主席伟大革命路线的战场。满城声浪，满城硝烟。我们的兴奋劲头很快消退，还是回家吧。

    离家两年，母亲明显衰老了，精神更差了许多。她和两个弟弟挤住在别人换给我家的两间又小又破的公房里，家里没有一件象样的家什，不久前抄家的时候，连父母的老像册都被抄走了。家里给我开铺的地方都没有，只能暂时跟母亲挤着睡。正说着话，哥哥冯世续风风火火地闯进门来，原来他早已从下放的江永县倒流回到长沙。哥哥兴奋地告诉我，他已经被吸收加入了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湘江风雷”，他兴高采烈地把印着“湘江风雷”字样的红袖章拿给我看，并鼓励我一起革命、一起造反。他拍着胸脯保证，只要我点下头，他就作我的介绍人，马上就是个造反派战士了。我对哥哥说：“家里这个样子，妈妈老了，两个弟弟都还小，你还不如找个临时工做，家里才有饭吃。”哥哥撇了撇嘴，一副懒得与我计较的样子，转身又风风火火冲出去了。

    母亲又告诉我，我姐姐来信了，要我到新疆建设兵团去。这个消息倒是立刻让我兴奋起来。我同母异父的姐姐王小筠1952年才14岁就报名参军来到了新疆建设兵团，也就是近几年被称誉的“八千湘女上天山”。因为她生性活泼，又长得眉清目秀，便被安排进了文工团。她曾寄回来一张穿着军装的照片，那飒爽英姿让我羡慕不已。后来她与一名军官结婚，就调到所在连队改行当卫生员，想来生活状况是不错的。到文革时期，姐姐她们扎根边疆已经十多年了，从来信中、报纸上、电影中，人们都知道新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荒无人烟的戈壁变成了塞上江南、美丽的绿洲、各民族团结的天堂。我的耳边响起了那首在那个年代人人喜爱的歌曲《边疆处处赛江南》，描写的就是新疆军垦的场景：“人人都说江南好，我说边疆赛江南。朝霞映湖水，雪山倒影映蓝天，啊呀勒，黄昏烟波里，战士归来鱼满舱。牛羊肥来瓜果鲜，红花如火遍草原。哎，来来来……”我和曹志华还有下放靖县五四园艺场、一起返城的五中知青宋曼玲一说，她们也高兴地要求与我同去。曹志华也充满着向往，憧憬着成为一名骑马挎枪、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兵团女战士。她们的态度更加坚定了我去新疆的决心。

    去新疆路途遥遥，乘火车要走好多天，火车票价钱不是一笔小数目，我们哪里掏得起。当时，红卫兵大串联已经停止了，各地的红卫兵接待站只对一些串联到外地的红卫兵还可以提供返回原籍的火车票，这就给我们提供了机会。因为我的五官和头发有点像新疆人，普通话讲得也还可以，她们俩就推选我假扮新疆红卫兵去要求返回新疆的火车票。没想到第一次“行骗”居然是马到成功，到手了三张宝贵的火车票。

    兴奋不已地回家各自收拾行装，突然又想到当时外出盘查很严，一路上都要检查证明，没有红卫兵组织的介绍信是行不通的，说不定刚刚出发就被押解回来。可是我们刚从靖县农村回到长沙，又到哪里去搞介绍信呢？

    正是束手无策、无计可施，曹志华突然想起一个人来，那就是我们在五中读初中时的班长简光复同学。简光复出身工人阶级，根正苗红，虽然成绩一般，调皮捣蛋，但因为出身好政治可靠，在学校时就深得信任。初中毕业以后，他直接进了长沙水泵厂，成了响当当的领导阶级，还当上了厂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也算是见过世面、远近有名的人物。但是，简光复虽然自己出身好，却并不歧视和欺负我们出身不好的同学，跟我们几个一直都走动得勤。为人又特别讲义气，能够帮得忙到的事，在所不辞，尽力而为，一个字：爽快。加上他一直爱恋着曹志华，所以她一开口，简班长就满口答应想办法。

    过了两天，简班长来到我家，神秘兮兮地掏出一张空白介绍信，下面赫然清晰地盖着一颗鲜红的大印“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韶山兵团”。我们问他，这张珍贵的介绍信是如何到得手的，他笑而不答、秘而不宣，只是含含糊糊地说：厂里车钳刨铣样样俱全，能工巧匠多的是，自己这个革委会头头还有什么办不到的事罗。

    拿到介绍信的我们欣喜若狂，小心地在介绍信上写明我们去新疆传经送宝，串联学习。只是在填姓名的时候，我们多留了个心眼，没有写自己的真实姓名和真实住址。我们商定自己的身份是韶山中学的高中学生，现在是“停课闹革命”。因为如果暴露了真实身份，只要知道我们是假红卫兵、真知识青年，那就不仅仅是造假逃票的问题，要是再查出我们出身不好，一上纲上线，那就是犯了“假借伟大领袖的名义”、“打着红旗反红旗”招摇撞骗的大罪，关上几年都不算多。即使是文化革命当中，秩序大乱，知青的社会地位也还是被人瞧不起的，所以我们只能刻意把自己的真实身份隐瞒起来。没想到歪打正着，我们用“曹东英”、“宋继红”、“王韶燕”之类的假姓名在各地红卫兵接待站登记、借路费、伙食费，到了运动后期清理还款，凡是用真实姓名、住址登记的，都一一通知去交了钱，只有我们是“查无此人”作罢了。

    临近出行的前一天，简光复、胡天培等几个原五中初68班的同学特意为我们安排在天心阁饯行。想到我们这一去，海角天涯，山高水远，恐怕是难得再见了，大家都有几分依依惜别。还在读高中的胡天培强打精神说：“你们先走一步，到了新疆好好干，到明年我毕业了，也到新疆来找你们。”第二天到了火车站，那个人山人海，根本挤不进去。幸亏简光复的父亲正好在火车站的行包房工作，就领着我们从行包房直接进站，把我们和行李从窗口一个个塞进了快要开动的列车。

    上了火车犯了愁，车上挤得满满的是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不光是没有座位，连过道上、车厢连接处、行李架上都是人，气都喘不过来。去乌鲁木齐要八天八夜，这要我们如何是好。我们“韶山红卫兵”的身份在关键时刻帮了大忙，听说我们是“毛主席家乡的红卫兵小将”，车厢里各地的红卫兵肃然起敬，腾出一排座位请我们坐，他们自己钻进了座位底下，还一定要欢迎我们介绍革命圣地韶山，讲伟大领袖早年献身革命的故事。事到临头，身不由己，我们只好道听途说，胡编乱造，瞎吹一通。好在他们对我们的身份深信不疑，听得眼都不眨。其实，那时候，就是把韶山吹得比泰山还要高，他们也会认为那是我们对伟大领袖的无产阶级感情比天高、比海深的具体表现吧。

    列车一天天往西北开行，我们就在拥挤的车厢里度过。饿了买个冷馍，渴了喝口凉水。想到姐姐在来信中说的：她和姐夫已经在风光秀美的边境城市伊犁安家定居，家家都有小庭院，种着葡萄、苹果，我的灰暗的心里就燃起了一线光亮。

原长沙市五中初68班校友重逢。右起第一人为简光复，左起第三人为胡天培。

    列车一路烟尘终于到达了乌鲁木齐火车站,走下拥挤的列车，眼前的景象就把我们惊呆了。候车室里凡是能够容人的地方，密密麻麻坐着、站着、睡着男男女女的青年，他们的身后是巨幅的标语横幅：“抬头望见北斗星，上海知青想念伟大领袖毛泽东”、“我们要活命！我们要返城！”。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是早几年从上海支边到新疆石河子的知青，周总理还专程代表党中央到石河子慰问过他们。提起他们的处境，他们就声泪俱下，哪里是我们听说和想象的那般诗情画意。艰苦劳累、忍饥受冻就不说了，主要是连队管理简直是法西斯，动辄打骂关禁闭，逃跑的抓回来吊起来打。实在忍无可忍，就是绝食、卧轨、讨米也要回上海，死也要死在家乡。眼见为实，这一幕场景给初来乍到的我们一个下马威、当头一棒。走出候车室，冻雨夹着雪花扑面而来，零下二十多度，此时的江南已是草长莺飞，而乌鲁木齐还是朔风刺骨，积雪盈尺，衣着单薄的我们都上下牙齿只敲。突然，一颗流弹（长沙俗称“冷炮子”）嗖地一声从曹志华的脸旁擦过，吓得她把头缩进衣领里，半天不敢伸出来。

    曹志华有个亲戚黄伯伯在乌鲁木齐八一农学院当领导，我们三人径直去找他落脚打听。黄伯伯在运动中已经“靠边站”了，听清我们的来意，劈头盖脑给我们一顿训斥：“你们这些没出过远门的孩子真是懵懂，新疆哪里是你们想象的世外桃源，不多说了，吃饱饭，休息一宿，赶快回湖南去！”商量了一晚，宋曼玲说：“那还是靖县好些,至少是青山绿水。我们园艺场栽了好多橘子树，橘子树长大了，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她们两人又直接回了火车站。只有我还是心有不甘，想起在长沙和靖县的遭遇就不想回头，加上离姐姐所在的伊犁也不远了，一心想去投奔姐姐进兵团。一打听，去伊犁要翻过天山到南疆，路程还有一千多公里，不过，农四师在乌鲁木齐设有办事处倒是离得不远，可以找机会搭便车去伊犁。于是告别了同伴，一个人去了办事处。农四师办事处接待湖南人很热情，一位工作人员凑巧认识我姐姐，他悄悄告诉我：因为你父亲的缘故，你姐姐姐夫正在挨批斗，你现在最好不要去！

    原来我姐姐到连队担任卫生员后，因为经常要下基层巡弋，茫茫戈壁沙滩，地广人稀，连长不放心，经常亲自陪同护送。他是个甘肃汉子，憨厚老实，和姐姐相处时间一长，双方就有了感情，报告要求结婚，谁知惹恼了上级。因为安排八千湘女入疆是有长远考虑的，主要是解决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配偶问题，而我姐夫只是个连长，级别不够。报告没有批准，另外给我姐姐指定了对象，我姐姐却坚决不从，铁了心要嫁给连长姐夫。不服从组织安排，这还了得！从此以后，婚虽是勉强结了，姐姐姐夫都没了好果子吃。同去的姐妹们升的升官、转的转籍、调的调机关，只有我姐姐在连队一呆就是几十年，直到退休，拿着微薄的几百元退休金。儿女都在当地就业，正是“一颗红心献青春，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幸而苍天有眼，善有善报，她的外孙女“胖丫”争气，考上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去年暑假，我叫她来了长沙一趟，这孩子眉眼活象我母亲——她的老外婆，一颦一笑极有母亲当年的丰韵，又和母亲同样学的外语专业，毕业后极有可能留在北京工作。算来百年沧桑，京城冯氏家族也许要再出人材，了却我母亲的未竟之志了。此是后话不表。

    工作人员的悄悄话在我的耳中不啻晴天霹雳，震得我昏昏沉沉，不知不觉又走到了火车站，曹志华和宋曼玲要等下午的车，我本来是打算给她们送行的，上了火车话别，她们一边一个紧拉着我的手，不让我下车。正在拉拉扯扯，列车开动了，本来犹豫不决的我就被她们拖着又回了长沙。

    回到长沙以后不久，听说我们靖县五中知青“牛筋”、“汉奸”、“俞氏”、西西、曼群等二三十人步我们的后尘也去了新疆。不过他们没有我们的运气好，既没有“韶山红卫兵”的护身符，又没有可以投靠的亲友，刚到乌鲁木齐就被送进了收容所，立刻就被遣送回了原籍，来来去去、辛辛苦苦坐了半个月的火车。不过他们旅途中患难与共，相互照顾，加深了友谊，至今我们都是极好的朋友。更有“汉奸”和曼群一对擦出了感情火花，后来回到靖县，就在那里结婚成家生子，先后调回长沙工作、退休，不久前同学们都去喝了他们的“花甲酒”，也算是成就了一段知青美满佳话。

（下面是李卫国大哥的回忆指正：后来去新疆的是13位知青，我们没有进收容所。自治区办公厅的李来兴同志是湖南人，吉首大学的，他从收容所要的票。我们在兵团招待所住一星期。）

   姐姐的外孙女胖丫

          部分靖县五中知青合影

           姐姐姐夫幸福的一家

你和希希之间是谁呢？

    有一段无邪经历；有一段苦难经历；有一段奇特经历。于是，造就了丰富的你、历练的你、思考的你。虽然过程有些痛苦，有些辛酸，有些屈服于现实。但可以看到一个不甘沉伦的你，一个与命运抗争的你，一个有着菩萨心肠的你。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不是一幅多姿多彩的图画吗？燕归来珍重。

    从新疆回到我又爱又恨的家乡长沙,我的想法变了。既然逃到边疆仍然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何不学孙悟空闹一遭阴曹地府。不过我和孙悟空的动机相反：孙猴子大闹阎王殿，是为了把自己的名字从生死簿上划掉，得个长生不老、与天同寿。而我只不过一心想要把我的名字重新加回到我家的户口簿上去，过一个普通百姓的平凡生活。

    我随着哥哥加入了造反的行列。1967年的夏天，长沙造反派声势浩大，各地的返城知青也纷纷成立了造反组织，例如湘江风雷知青支队、直属支队，还有红一线、知青造反团等等。各个组织联合行动，高喊着“我们要户口，我们要生存，我们要返城”的口号，举行了几千人的游行。造反派还迅速包围占领了当时的南区公安分局，要求给知青上户口。听到消息以后，我赶忙拿着家里的户口簿跑去，只见南区公安分局里已是人山人海、万头攒动，都在争先恐后地排队上户口。我也努力挤进去，果然我的名字又上了家里的户口簿，还给我发了几个月的粮票。不过我当时高兴得太早，只过了几个月，造反派失势，我的户口又被注销了，我又还原成个一无户口二无口粮的返城知青。

    我哥哥他们一群江永知青驻扎在湖南省委招待所，他们都是有思想、写作能力很强的大哥哥姐姐。他们写出了大量的文章，控诉他们在江永几年遭遇的苦难。他们的文章张贴出去以后，总是引来许多人观看，许多人一边看还一边议论，流下同情的泪水。他们还派人上北京送材料，向中央有关部门直接反映情况，恳求中央来人调查解决。

    当时我总是跟在这些哥哥姐姐的身后，帮着写材料、贴标语、发传单。为了写材料，我也跟他们一起到韭菜园的农业厅招待所“提审”过“走资派”杨第甫。杨在五、六十年代曾担任湖南省委秘书长，分管知青上山下乡工作。通过“提审”，我了解到湖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由来和一步步发展。据杨交代：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由于“人民公社”“大跃进”导致接踵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农村“非正常死亡”（明白点讲就是饿死）几千万人，许多地方劳力缺乏、田地荒芜、恢复很慢。与此同时，城市经济严重停滞倒退，虽然精简下放了一大批干部工人，但每年毕业的大批青年学生无法安排就业，所以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要目的是解决城市待业问题。所以后来“知青办”也称为“安置办”。我感觉到决策者在考虑和布置国家大事的时候，“知识青年”只是一个数字和观念，“上山下乡”只是一种策略和手段，大约从来没有把我们当作活生生的人来看待过。

    在这段时间里，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偷了公家的东西。因为身上的衣服太破，又没有钱和布票添置衣服，发现招待所的被单到处乱扔，就麻起胆子用一大卷标语裹夹着一床被单回了家，将被单染成青色，请裁缝做了套衣服。因为染色的技术太差，深一块、浅一块的，当时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文革逐渐从文斗发展为武斗，两派都到军事单位抢枪。有一个江永男知青想讨好我，要送我一枝白朗宁手枪，我拿着把玩了几天，还是退还给了他。后来同说有知青在武斗中被打死了，被称为“烈士”，不过这种光荣头衔只在自己的组织里被人短暂地记得。我至今不能忘记亲眼目睹的一幕惨剧。有一个江永知青在省委招待所食堂里为了吃饭的口角不小心拉响了手榴弹，当场炸伤四个人。一个头头立即将这个知青捆绑起来拖到院子里，一梭子子弹扫射过去，这个知青的双腿顿时血流如注，惨不忍睹。我看到这一幕心里沉重极了，马上回家，从此再不去了。后来听说受伤的知青死了，开枪的头头在文革后期也被枪毙了。在那场疯狂的政治运动里，人们打过来杀过去，可谁的命运也没有变好。

    转眼到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入了“要安定团结”、“斗批改”的阶段。革命委员会成立，部队介入文革，军宣队进驻，地富反坏右都被关起来，参加过“打砸抢”的人也都被抓起来审查。我大弟弟因为街道上无休无止来抄家、挖地三尺找旧社会埋藏的枪支弹药，忍无可忍和干部吵起来，推推搡搡中打了街道主任一拳，也被军宣队关押起来，说他是“阶级报复”，打得吐血。一个耳光打下去，耳膜破了，到现在还是半边聋。江永县也派人到家里把我哥哥抓回了江永，关了两年才放出来，究竟是什么罪名，我们至今仍不清楚。哥哥出来身体已经不行了，没多久得了败血症，又没钱治，1974年去世了。街道干部还带人冲到我家来开我母亲的批斗现场会，说她是支持唆使子女造反的黑后台。他们进来的时候，母亲正在对着我父亲的遗像独自垂泪。街道干部去摘像框，发现像框两旁我母亲用小楷工工整整地写着一副挽联，上联是“子欲养，亲不在”，下联是“树欲静，风不止”。这还了得，这明显是恶毒攻击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老右派、历史反革命鸣冤叫屈，立刻把我母亲拉出去关进了街道办的“学习班”。

    斗的斗了，批的批了，关的关了，这就叫安定团结。只剩下我和小弟弟在家，早已揭不开锅，叫天不应，叫地不灵。街道上天天催我快点回靖县去，我们一起下放返城的知青一个个回了靖县，只有我还是不敢回去。几年的生活经历和思考，使我对知青上山下乡的真实性质有了深刻了解，对于回乡继续劳动争取前途出路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又想起那二十箱蜜蜂，我走后肯定是跑得无影无踪，回去怎么赔得起大队上的贷款，说不定还落个“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名。不久又听说返靖的知青不少挨了批斗，下放在园艺场我们五中带队知青孟铁强被批斗后投塘自尽，同学校同年级同下乡的朱稚黄因为反动标语事件被判了七年劳改，我就更不敢回去了。走也不行，不走也不行，老天啊，天这么宽，地这么广，怎么就没有一块容我们母子们安安静静生活的天地！

    此时我的一个熟人魏老师来看我，平日里我们喜欢在一起谈论文学作品。她很同情我，劝我在长沙找个人嫁了算了，只要嫁了人，生活就有着落了。我看多了文学作品，想象中的婚姻应是纯真爱情的归宿，为活命嫁人那不是历史、人格倒退了好多世纪吗？魏老师费了好多口舌，要我好好想想，想通了去找她，临走前说：“你最好早点做决定，街道上逼得急，回下放地没有好日子过，留在长沙至少还可以照顾你妈妈和弟弟”。

    正在思前想后，邮递员送来了新疆姐姐的信。信上问我怎么还没有去，说他们虽然受了点冲击，日子还过得去。姐姐还告诉我，近来内地跑去新疆的女孩子不少，他们连队许多老单身汉都讨了老婆。她已经帮我物色了一个年轻的复员军人，又能干，脾气又好。她已经把我的照片给他看了，男方很满意，答应给我做几套新衣服。姐姐还说，现在去还来得及，只要结了婚，马上就可以迁户口。要赶快，赶上今年分秋粮。

    看着姐姐的信，我凄然一笑。又是嫁人，也是嫁人！看来我们返城女知青除了嫁人没有路走了。与其嫁个素不相识的远方人，还不如听魏老师的劝，就在长沙找个安身之处算了。晚上去了魏老师家，她很高兴，夸奖我识时务，说：现在女知青要想嫁城里人还不容易，听说过长沙给返城女知青编的顺口溜吗：“不是不爱你，吃不起黑市米”！(指通过非正规渠道购买的高价粮食),还幻想什么白马王子，死了这条心面对现实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她要我第二天晚上再去一趟，只说是借书，不说别的。

    第二天晚上，我如约而至，看到她家坐了个青年人，上上下下打量我。隔天，魏老师高兴地来报信，说昨晚那个人看上我了，问我的印象如何。我说15支光的泡子(即15W功率的白炽灯泡)灯光太暗，没看清楚，好象蛮成熟老练，有文化，但不象干部也不象工人。魏老师说：“你们今晚自己见面谈吧。我可没有介绍你是知青，只说是我们学校代课的音乐老师。”

    晚上会面，我竹筒倒豆子什么都交代了，他也谈了他的过去：他姓彭，读中专时划为右派，后来中央有指示，中专学生不划右，毕业时甄别摘帽了。他先被分配进厂当技术员，后来被精简回了长沙，现在区办厂子搞技术，机械制图、车工都来得。父亲已过世，哥哥已成家，他因为历史原因，快三十岁了,婚姻高不成低不就，母亲与他住在黎家坡自己的小房子里。他表示不嫌弃我的知青身份，那是社会不给我机会，愿意带我到社队企业学技术，还可以带我弟弟做徒弟。我感觉他和我有相似的不幸，应该有共同语言，对家里也会有帮助，就下决心跟随他去闯荡江湖吧。